章太炎据典讲月笙
世事变迁，此消彼长，随着黄金荣显露盛极而衰之象，人们一提起上海滩的“大亨”，渐渐把黄金荣、张小林、杜月生相提并论了。
杜月生财势渐大，可他出身贫寒，读书很少，总感到自己缺少一种加入上流社会的文化品位，所以他煞费苦心亲近文化界，结识有名望的学界泰斗就一直是他的夙愿。
与黄金荣、张小林相比，杜月生考虑事情总显得周到细致、别具匠心，因为他有一种文化气质。从个人经历上看，此三人之中张小林接受文化教育最多，可他一身匪气，言谈举止连大老粗黄金荣都不如。最终，只有杜月生一人能在知识界、文化界周旋得游刃有余，留下许多附庸风雅的故事。他与着名学者章太炎先生相识之后，就受益终生。
192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杜月生忽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下面有“章缄”二字。他打开信封，抽出信笺，看到信末的落款是“炳麟谨上”。杜月生识字不多，看不出是谁写来的书信，只好向身边的翁左青请教。翁左青随张小林来上海之后，杜月生看中他的文才，把他要过来做自己的秘书。他是杜月生的第一位秘书，后来又兼办总务，与杜月生相处甚洽，始终是一位得力助手。
“章缄，炳麟谨上，这封信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写来的。”翁左青兴奋地说道。
“章太炎？”杜月生喜出望外，他早就听说过章先生的大名，正苦于无缘结识，没想到现在有了机会。他连忙让翁左青念出信上的文字，说说章先生要谈何事。
这位给杜月生带来惊喜的人物确实非同一般。章太炎生于1869年，早年间因参加维新运动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回国后曾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他又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再次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着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等，着述甚丰。在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1922年4月1日至6月17日，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的邀请，到上海演讲国学。江苏教育会在《申报》刊出这样的通告：“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持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上海的《民国日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在此期间，章太炎的一个侄子住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双方相持不下。侄子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只好卖把老脸，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生，请求帮忙。
翁左青讲了信的内容之后，杜月生特别高兴，这点纠纷对他来说实在是小事一桩。他亲自出面为章太炎的侄子排难解纷，让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随后，杜月生请翁左青代自己给章太炎回了一封信，告知事情已经解决，并表示要专程拜访章太炎。
这一天，杜月生穿上长衬，独自一人来到章老先生的寓所，拜访这位古文大家。
章太炎把杜月生迎进室内，客套寒暄过后，老学究觉得杜月生与自己原来想象的样子大不相同，没有一点粗鲁蛮横的习气，话语柔和，举止沉静，温文尔雅，透露出一种仰慕学者的真心诚意，于是二人一见故，交谈起来竟然毫无隔阂。
“月生如今虽然在场面上有些风光，然而心中时时怀有遗憾，常想自己幼时孤苦，连小学课业都未能完成，识字都很有限，终究是个不入流的人物。”杜月生说出自己的伤感。
“社会变化，沧海桑田，国家尚且多灾多难，名门望族也难免家道中落，杜先生何必感慨个人出身。”章太炎宽慰杜月生，“从杜先生古道热肠、为人仗义、崇尚学问的心性来看，贵祖先一定是知书达礼的显赫门庭。”
“说来惭愧。”杜月生说，“父母过早去世，我至今连自己祖父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只听亲戚们说我家祖籍本是浙江海宁，世代以养蚕织丝为业，后来才搬到上海浦东高桥镇。”
“我的祖籍也是浙江海宁，恰与杜先生是同乡。”章太炎高兴地说。有了同乡这层关系，两人的谈话更加轻松，老学究居然问起杜月生名字的来历。
“晚辈出生那天，恰好是阴历七月十五，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鬼节’，到晚上圆月升空，家父就给我取了‘月生’这个名字。”杜月生如实相告。
“哦，是这样……”章太炎听后忽然陷入沉思，半晌无话。杜月生不知他在想着什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默默等待下文。
“请杜先生恕我冒昧。”章太炎思考一阵之后开口说道，“名者命也，闻其名而知其人。我想在先生的名号上面做些改动，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好！好！这是晚辈的荣幸！”杜月生一听国学泰斗要给自己改名字，感到十分难得，“就请老师指教。”
“‘月’字不必改。‘生’字上面可以加上一个竹字头，就是‘笙’，读音也没有变。”章太炎随手从旁边的书桌上拿起一支笔，又在茶几上展开一张纸，边写边讲：“‘月笙’是你的字号，而你的名可以叫做‘镛’。”
一见杜月生好像没听懂的样子，章太炎又说道：“如果你喜欢，你的姓名可以叫杜镛，姓杜，名镛，字月笙。比如古人刘备，就是姓刘，名备，字玄德。”
一提到自己熟悉的三国人物，杜先生立刻领悟了：“晚辈明白了，从现在起，我就是杜镛杜月笙了。”
“名和字各有用途，人在称呼自己时要用名，称呼别人时要用字。”章太炎循循善诱，继续说明注意事项：“比如我，姓章，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别人很客气地称我为‘枚叔兄’‘太炎先生’，而我在别人面前要自称‘炳麟’，在签名时要写‘章炳麟’。”
“原来是这样！镛今日大长见识。”杜月笙得知这点常识，立刻现学现卖。
章太炎见杜月笙孺子可教，越发引经据典：“《周礼·太司乐疏》中说，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笙者生也，所以改称‘月笙’。镛者功也，所以名镛。”
杜月笙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典故，但其中的大概意思已经知道，感到自己的新名字又文雅又响亮，且是出自国学大师的手笔，荣耀无比。他激动莫名，正式起身离座，认真整理一下仪表，在章太炎面前一躬到地，毕恭毕敬地施了一个大礼：“老师赐名之恩，镛永不敢忘！”
杜月笙告辞离开之时，悄悄把一张两千元的银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太炎敬献一份厚礼。章太炎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状况有些窘迫，而且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时豪侠之风，所以也就接受了杜月笙的赠与，两人从此建立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深厚友谊。章太炎回到苏州家里以后，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他的生活；章太炎对杜月笙也另眼相看，常常讲杜月笙的好话。九年之后，章太炎还为杜月笙做一件更具轰动效应的事情，一代国学大师亲自为杜月笙考证家谱，给杜氏祠堂增光添彩，这是后话。
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很多“粗人”们一朝财势在手，十分清楚文化人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更容易产生敌视知识分子的心理，认为文化不值一提。杜月笙从来没有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报复心态。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对文化存有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
杜月笙回忆童年时说过：“当时一个月学费只要5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话语中含着缕缕心酸，向学之心未泯。
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后来搬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时，公馆的门联就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识字少，无法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水浒》、《东周列国志》。
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却也能很潇洒地将“杜镛”二字到处签写了。不过，他自己随身携带的一颗小金图章，上面刻的阳文篆字，仍还是“月生”。
黄金荣北上赴临城
经营烟土生意的杜月笙，因结交国学大师得美名。公职在身的黄金荣，因参与调解“临城劫车案”，又在洋人面前露了一回脸，这事还与杜月笙拜会青邦吴昆山有一定关系。
1923年（民国十二年）5月6日凌晨2点半，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第2次特别快车沿着津浦铁路向北疾驰。这列在当时堪称豪华的火车被称为“蓝钢车”，在列车尾部的头等车厢里载有许多中外记者和旅客。当列车运行到山东省临城与沙沟之间的地段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的铁轨被拆除了一段，急忙刹车，车头及前半截车身脱轨，所幸没有倾覆。
众人惊魂甫定，突然枪声大作，成群的持枪土匪明火执仗地涌将上来。他们强行爬进列车，肆无忌惮地抢掠，列车内哭声叫声响成一片。土匪们还用枪威逼着旅客快下车。外国旅客多数听不懂中国话，英国旅客罗斯曼愤怒地用茶壶向土匪掷去，当场遭土匪枪击身亡。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贝路比，主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匪徒得到两支新式手枪，如获至宝，对这两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其余外籍旅客，不分男女，只能从卧铺车中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下火车，在铁路附近的小河堤上集中。
有部分中外旅客和乘警，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庄稼地幸运逃脱，余下的人当了俘虏，成为土匪手中的“肉票”。被劫持的外国乘客有39名，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各个国家的人，被劫持的国内乘客有30名，共计69人。
那些侥幸逃脱的乘客立即向当地官府报告了火车被劫的消息，附近驻军是北洋政府驻山东第六混成旅，专事剿匪。旅长何锋钰闻讯后迅速出动兵力追击，与匪徒们发生了交火。结果，混战中一位美国人质又被流弹打死，其他人质纷纷挥舞白毛巾，请求政府军不要再开枪开炮。军方意识到事关外交，恐怕引起国际争端，便不敢对土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决定暂时停火远远地监视，等待上峰的命令。土匪们则大摇大摆地进了抱犊崮。
抱犊崮位于枣庄、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之间，距枣庄35公里，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海拔800余米，山围22.5公里，从山脚到山顶约4..5公里，山顶有平坦良田400多亩。因山势险峻无法牵大牛上去耕田，只得由人们抱着小牛犊攀沿开凿的小路而上，在山上将小牛养大了耕田，故此山名“抱犊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皖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派5万名华工到欧洲战场参与后勤工作。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各国军队凯旋回国，而腐败的北洋政府竟将华工丢在欧洲不管不问，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历经千难万苦才返回中国，因生计无着来到抱犊崮，成为这里最早的一批土匪。这批人懂工兵技术会设计工事，在抱犊崮山顶开凿了两个大水池，以储蓄可供饮用的清水，山腰处开凿了多个洞穴，是土匪居住、储粮和关押“肉票”的处所，可利用洞上方的山顶控制洞口周围，确保洞穴安全。
案发第二天，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各大报纸均在显着位置报道了临城大劫案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急电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和山东当地官员，要求他们立即派兵进剿解救人质。大总统黎元洪也电令山东督军田中玉，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人质问题。田中玉调集了齐鲁驻军会同直隶派遣部队，将抱犊崮团团包围，以防止劫匪携人质逃窜。
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日至9日，英、美、法、意、比利时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北京政府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劫匪的背景很快就搞清楚了，他们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匪首是孙美珠、孙美瑶。孙氏两兄弟本为良民，是殷实富户，饱受抱犊崮山区兵匪勒索，就连父母也被一伙土匪绑了票，兄弟们变卖家产将父母赎了回来。不久，父母由于惊吓过度相继离开了人世。兄弟俩商议说，与其过这样受气的日子不如自己干，就把房子烧了，把家里的地卖了，购置了十来条枪，开始当起土匪了。孙氏兄弟有一股狠劲，再加上他们的叔叔孙桂枝给他们出谋划策，队伍就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了。山里原有的几股土匪，见孙家兄弟智勇双全，纷纷与他们合流，公推孙美珠、孙美瑶为首领。
案发前一年的夏天(1922年7月)，孙美珠下山时被何锋钰的部队擒获，就地枪决，脑袋砍了下来悬挂在临城车站的旗杆上，号令示众，尸体喂了野狗。弟弟孙美瑶率众继续顽抗，并仇视何锋钰所属的直系军队。案发前一个月，孙美瑶一伙土匪又在山下被何锋钰的部队打败，龟缩回抱犊崮，有弹尽粮绝之忧。老谋深算的孙桂枝想出了劫持火车、掳掠人质的办法，想要强迫官方接受条件。
很快，几名外国女乘客被放下山来，带来了土匪提出的要求：围攻抱犊崮的政府军队全部撤离；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下台；惩办造成“二七惨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的吴佩孚；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胶济铁路的使用权；收编土匪为一个旅，以孙美瑶为旅长，并补充军火，等等。看着这一堆莫名其妙的条件，田中玉和吴毓麟气得哭笑不得，真不知道这山上的人是土匪还是革命军。
不久，又有人从山上送下来一封信。信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鲍威尔写的，劝告中国政府军队切勿攻山，务须和平解决，信后还附上了全体外国人质的签名。
还没等官方对土匪提出的条件做出反应，孙桂枝又差人下山重提条件，要求将他们改编成三个师，并提供相应武器、粮饷。孙美瑶劫车的目的是要政府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索要赎金。条件报到北京，官方断然拒绝了匪徒的所有要求。政府上午拒绝，土匪下午就从山上扔下来五具中国人质的尸体。孙美瑶扬言，如果政府不马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接下来将枪杀外国人质。孙美瑶漫天要价、翻云覆雨，弄得北洋政府很是狼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