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困难，越是复杂，大家越是需要领导，需要党。邓旭初对这些同志的心情，完全理解。自己是个党员，又是个干部，正是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啊！
可是，自己同样身陷敌手，伤脚疼痛，行动艰难，怎么办呢？
邓旭初对当前情况经过反复思考，想起革命小说里必须建立党的组织，才能有力地领导狱中斗争。终于抓住了“牛鼻子”——首先建立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把党外同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才能有组织有计划地与敌人斗争，争取机会，脱离险境，并寻找自己的部队。想建立党组织，谈何容易。在这个戒备森严、监视严密的“牢狱”里，走动都没有自由，怎么去找到党的核心人物呢？事有凑巧，忽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这个“伤兵医院”的院长亲临视察了。视察什么呢？只见他东张张、西望望，然后仔细端详每一个年长伤员的面孔。一走到干仲儒身边，对着他的面孔，认真视察了一番，突然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问道：“你是项英吧？”
问得很认真，像煞有介事。干仲儒却给他一个冷笑：“哈哈！对啊！院长你可以回家买田了。”——当时国民党可出了不少赏金，要买这个共产党头领、新四军副军长。干仲儒与项英高矮相仿，脸部轮廓也有点儿像，院长大人想碰碰运气，不料碰了一鼻子灰。干仲儒此言一出，哄堂大笑，院长讪讪而去，同志们觉得痛快。邓旭初见干仲儒在这种处境，这种场合，居然敢大胆触院长大人霉头，不禁暗暗佩服，立即把建立党组织的事情，想到了干仲儒身上。
邓旭初想方设法同干仲儒接触，探讨建立秘密支部的问题。干完全同意邓的意见，认为这个工作宜早不宜迟。干本来在教导队工作过，伤员中恰巧有不少教导队的同志。干陆续提出了李涤非、胡世杰、杨进等同志，认为可以参与建立秘密支部的工作。
说起胡世杰，邓旭初脑际又浮现出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一天上午，院里突然要全体伤员到大门外空场上集合。大家拖拖拉拉，除少数重伤不能移动之外，好半天，才到场上或站或坐或躺，围成一个半圆形。一会儿，医院副官高声呼喊道：
“现在开始登记。如果是当官的，可以说出来，我们给优待……”接着，他就同最西面的那位伤员开始一番问答——
“你叫什么名字？”
“×××”
“几岁？”
“××岁。”
“什么地方人？”
“××。”
“任什么职务？”
“××。”
“什么阶级？”
“无产阶级。”
“浑蛋，哪个问你什么阶级。”
“你说的阶级指什么？”
“是尉官，还是校官。是尉官，是哪一级的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我们新四军不行这一套，官兵一致。”
这个副官讨了一场没趣。再一个一个问下去，并指定一个文书作记录。
为不让敌人知道身份，我们干部都改名换姓，大部分说是当兵的；不像当兵的，就说是文书、司务长、文化教员之类。还有一位小同志，只有十三四岁，是个小通讯员。对这样一个小孩子，副官大人居然也问他是“什么阶级”，小家伙偏偏口不让人，昂然回答：“我是无产阶级！”直气得副官大人，跺脚骂娘，转身拿起一根棍子向这位小同志打去。当时胡世杰猛扑过去，护住小同志，质问副官：“为什么打人？我们新四军官兵平等，不打人骂人！”该副官恼羞成怒，那根棍子转过来向胡世杰身上猛打。这时全体伤员愤怒极了，大家围上去，大喊大叫，怒骂副官，结果这场登记不欢而散。此后该副官不敢打人了，也接受教训，再不问“什么阶级”了。后来邓旭初他们知道这次登记是编造花名册，向上级领钱的。我军同志在整个登记过程中，只有一个人表现不好，此人姓楼，原本是参谋处绘图参谋。在突围中，颈部负伤。敌人副官问他“什么阶级”，他说是“上尉”（我军没有军阶，绘图参谋在国民党部队相当于上尉）。
李涤非，原是我军第二支队第三团敌工股长，被俘时化名赵一夫。过去，他和邓旭初在军部一起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有些面熟。至于杨进，是原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对提名这3位同志，邓旭初都赞成。邓旭初还提名张发送参加支部。他是我军一支队直属队的总支书记，是一位久经锻炼的红军老战士。在这次事变中，反动派罪恶的子弹打断了他一条大腿的血管。敌人不给他治疗，只好自己用绑腿布扎住伤处，扎得像蜂腰一样，鲜血仍流淌不停。虽然伤势很严重，革命意志仍很坚强。他在新四军中有威信，有号召力。干仲儒也表示对他很敬佩。二人最后商定由邓旭初去征求他们同意，在建立党支部过程中，用张发送和邓旭初的名义联络有关同志。因此，邓旭初在撰写《我们永远是强者》这篇革命史料时，考虑到那时张发送、干仲儒二位同志都已去世，为尊重二位前辈，不提自己是主要发起人，只说当年建立临时支部事，是张发送同志发起的。
1941年1月下旬的一天，就在干仲儒铺位的那一角，5位同志以谈天为掩护，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茂林吴家祠堂临时支部”。因杨进伤轻，年富力强，地下党斗争经验丰富，一致推选他为支部书记。其余干、李、胡3人为支部委员。
张发送因伤势严重，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邓仍推荐他担任支委，自己却任候补支委，大家也都同意。支部成立后约一两天，张发送不治牺牲，邓旭初才追补为支委。
经过分头秘密串连，支部内约有40名党员。支委分了工，分头联系。随着临时秘密支部的诞生，新的、特殊的战斗，在这座牢狱式的医院里开始了。
摸清情况，确定斗争任务和策略知己知彼，方能有效地进行斗争。临时党支部成立前后，邓旭初和几个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摸清伤员的历史情况和思想情况。在这个伤兵医院，由于条件艰苦，情况不明，前途未卜，没有党的领导，同志们思想混乱，是可以理解的。极少数悲观失望，开始动摇。大多数犹豫彷徨，期盼了解情况，得到党的领导，回到党的怀抱。对于这些同志，只要指明前途好好引导，是会继续在抗日革命大道上前进的。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建立有战斗力的秘密党组织，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要找到可靠的同志，建立党组织，也极不容易。
面对当时形势和被俘伤员同志的思想情况，临时党支部决定首先要团结同志稳定情绪，坚定信心，鼓舞斗志。支部首先向难友们进行形势教育，抓住各种机会，向他们指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一手制造了这场大血案，其目的在于破坏抗战，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它必然会遭到全国和全世界正义力量的谴责。真理在我们这边。党中央一定会很快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我们要团结一致，同敌人斗争，设法冲出牢笼，早日归队，决不能动摇我们革命必胜的信心。
对眼前敌人的情况，临时支部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144师是杂牌兵，同蒋介石嫡系有矛盾。当年蒋介石进川，为保住自己的势力，把他们逐出四川，调往抗日前线，对他们的粮食、武器、弹药等各类物资的供应，都远远不如中央军，而且随时随地都会遭到蒋军嫡系的歧视和欺凌。新四军过去比较注意对他们的统战工作，在皖南，就曾派人给他们上过课，讲过游击战争，双方还搞过联欢，所以对我军有所同情。而在这个伤兵医院，院长却贪婪成性，他安排一名副官掌握医院大权，此人飞扬跋扈，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对他手下的六七名士兵，尤其苛刻，士兵对其恨之入骨。凡是敌方士兵，多数出身贫苦，容易争取。在医院里，除了看护兵等以外，还有一个警卫连，担任看守，白天有三四个岗哨，晚上增加到五六个，这些士兵，同样有中国人的良心。
根据以上情况，临时支部确定了对院方的计划与策略——孤立、揭露和打击院长、副官、警卫连的凶恶干部，争取广大士兵、看护兵（男护士）的同情，然后伺机越狱。
目标明确，计划初定，行动开始。第一步就是向士兵们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明明是新四军遵守协议，北上抗日，他们却不顾信义，不顾抗日大计，不顾统一战线，冒天下之大不韪，部署重兵，包围突袭。
更可恶的是，他们还向日本人通风报信，互相勾结，企图置新四军这支坚决抗日的队伍于死地，这同汉奸有什么差别！在与士兵接触中，还特别说明新四军内官兵一致，兄弟部队团结尊重，不打骂士兵，军民一致，爱护百姓的优良传统；揭露国民党军队当官的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迹；中央军对杂牌兵的种种排挤、歧视，强调眼前这个医院内部的类似事实。这种对比鲜明的事实，敌方士兵不是瞎子、不是聋子、不是痴子，平常看见，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听到新四军伤员讲得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哪有不动情之理。而且杂牌军总是杂牌军。在这个伤兵医院，并无敌方特务参加看守，士兵们背着长官，就有这么一丁点“听”的自由和“骂”的自由。听多了，越听越觉得对头，心中郁结的怒火，有时也会吊上舌头，跟着伤员们纷纷议论，甚至破口大骂。思想一沟通，同情油然而生——这就是真正的阶级感情啊！
绝食斗争大获全胜第一步初步做到了，士兵有些同情我们了。但是，每天吃两餐很薄的稀粥，体力难恢复，伤口难痊愈，即使有机会越狱，也跑不远啊！那么，是否上面发下来的粮食，就只让大家吃两顿稀粥呢？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并非如此。很大一部分粮食，都被医院当官的扣去了。难友们了解了真情，多次抗议，他们皆置之不理。于是，临时支部就决定搞一次绝食斗争。组织就绪，一天早上，伙夫抬着几桶稀粥进来了，伤员们一齐大喊：这里面有几粒米，不把我们当人，我们不吃，你们抬回去给院长、副官老爷吃！
这一喊可是全院第一次，自然“惊天动地”！看守兵马上向副官报告。
副官一听，火冒三丈，一面咆哮，一面大步走进祠堂。只见我们的伤兵，躺的躺，坐的坐，连正眼也不向他们看一眼。他怒气冲冲，从东面走到西面，再从西面走到东面，嘴里不停地叫喊：“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任你干吼如雷，伤员们个个只当没听见，理也不理，这下子，他真气极了！一把抓住一个伤员，大声吼叫：“你为什么不吃饭？”我们的同志冷冷地回答：“我没有吃过这样稀的饭，更没有一天只吃两顿这样稀的饭！”话音刚落，全体伤员一齐大喊：“我们不吃这样的稀饭！我们吃不饱，活不下去了！”
200来人一声喊，当真把这间祠堂震得有点摇摇晃晃了。这个副官，一来思想毫无准备，二来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平日狗仗人势，神气活现；听到伤员们齐声怒吼，倒真的愣住了。顿了一顿，脑子转了几下，口气缓和下来了：“你们不要闹，上级发多少米，我煮多少饭，吃不吃由你们！”伤员中马上有人质问：“每人每天多少米？”这一问正中要害！副官怎么敢正面回答，一个恼羞成怒，又大喊起来：“这个你们管不着，要吃就吃，不吃拉倒，以后我干脆不煮了！”再一个响亮的回答，却出乎这位副官大人的意料：“不烧干饭，我们就不吃！”
一看苗头不对，副官扭转屁股就走。伤员们依然把稀粥放在那里一动不动。临时支部想方设法立即研究形势。如果绝食继续几天，伤员本来已经十分虚弱，难免饿死。消息传到外面，克扣囚粮，本身就是一项大罪，再有人饿死，其罪更大。不要说舆论压力巨大，上面知道了，他们也下不了台。
眼前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心底里相当虚弱，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同志们紧紧团结起来，坚持绝食斗争，把事情闹大。
临时支部意见统一了，便分头给伤员（首先是党员们）宣传。伤员们斗志昂扬，不怕危险，坚持绝食。连看守的士兵，也暗暗地表示支持。他们偷偷地把院长、副官的贪污行为，一件一件告诉伤员，提供了不少“炮弹”。士兵们的支持，对伤员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斗争到底的决心更大了。那个时候，伤员们的身体虽然十分虚弱，但大家都咬紧牙关，忍受着饥寒和伤痛，坚持绝食。为了鼓舞斗争情绪，并争取敌方士兵的同情和支持，支部同志领头高歌：
秋风起，树叶黄，弟兄杀敌在战场，当兵原为保家乡，决不能自己互杀伤！
是鬼子烧了你的家乡，是鬼子杀了我的爹娘。
互相残杀鬼子笑，热血同胞痛心肠，大仇不报愧为男儿汉……
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抗战，谁要分裂，谁要投降，谁就自取灭亡。
歌声驱走了寒冷，减轻了饥饿和伤痛。歌声震动了戒备森严的牢笼，飞向祠堂外的四面八方。
敌人的心底其实虚得很：表面上装出对伤员绝食毫不在乎的神气，内心里却又慌又乱。院方不断派人来窥探，伤员到底吃不吃，难道真的不怕饿、不怕死，顶到黄昏时候，院长知道再不扮扮“白脸”，事情当真闹大，自己的前程就不妙了。于是，这个肥头大耳、年近半百的老狐狸，在天黑前，带着副官踱进祠堂来了！
“弟兄们！弟兄们！你们为什么不吃饭啊！有事情好商量嘛！吃呀！
吃呀！”
这个老狐狸倒是个好演员，满脸皮笑肉不笑，看上去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可不管你装得多好，讲得多好，伤员们却“动作一律”——不理！不睬！
看来，不烧点干饭，今天是下不来台了。老狐狸到底懂世故、有经验，知道碰到共产党、新四军这些“硬钉子”，一时三刻，不主动找个梯子下来，很可能出大乱子。最后果然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大家诉苦：“上面发下来的粮食不多。现在是非常时期，条件艰苦你们是知道的。不过你们的稀饭，也真的太稀了！我是非常同情你们的。就这样吧，我马上向上面申请，多发点粮食；一方面关照厨房，把稀饭煮稠，好不好？”跟在后面的副官连忙“掇屁股”：“我们的院长是非常体谅下情的。现在他说好了，困难解决了，大家吃饭吧！”
这两个家伙，把我们的伤员当小孩子，以为这样一“捋”，就“捋”平了，谁知道一下子站起来五六个人，异口同声：“不成！你们不要来这一套！从现在起，必须每天给我们吃两顿干饭，否则我们就不吃！”这根“导火线”一点，近200个人争先恐后，同声斥责，有的人还挥舞拳头，有的挺胸突肚，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副官见了脸色煞白。院长一看群情如此激愤，自己的士兵，倒反而冷冷的，仿佛在坐壁上观。这一急非同小可，表面上还是堆笑作态：
“弟兄们！静一点！静一点！有话好商量嘛！你们应该知道，上面发下来的粮食，吃两顿干饭，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我只好拼着这条老命，向上面争取多发一点嘛！暂时嘛，先改成每天一干一稀，稀的一定煮得稠一些！就这样定了吧！现在我就关照厨房煮一顿干饭来，弟兄们准备吃饭吧！”
好！大获全胜！临时支部发动这场斗争的目标有四：首先，是检验自己队伍的团结，检验一下党员意志。其次，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别以为我们新四军伤员是好欺侮的！再次，看看敌人是否外强中干、外强内虚——尤其是敌兵的态度，非常重要。最后，才是争取一干一稀（事先也知道一天两干，会吃到敌人的肉里）。结果，四条全部实现！——我们的队伍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敌人是外强中干，上下不是一条心。只要我们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是可以胜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