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29日，北京秋高气爽，蓝蓝的天空中零星漂浮着几朵白云，微微的秋风吹拂下，已有几分凉意。突然，一阵轰鸣声划破天空，一架飞机雄鹰般地穿过白云，冲上蓝天，飞向巴黎。建国后，我国第一个访美教育代表团——上海交大访美代表团出发了。
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访问。70年代的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在隔绝了20多年后，也有所松动。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向中国乒乓球队表示希望访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格雷厄·姆斯廷霍文率领的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上海交大代表团的访美，正处在中美建交前夕。
当时中美航线还没有开通，我国在华盛顿只有一个代办处，双方来往稀少，去美国，还要绕道法国（因60年代中法已经建交），因此，上海交大代表团访美是继“乒乓外交”后，中美之间的又一次交流，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中美正式建交的前奏，其政治意义甚为重大。
访美是上海交大梦寐以求的愿望，“文革”期间鉴于国内外形势所限，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如愿。1974年春，西安交大顾彭时先生转交了在美国的交大校友吴德楞先生的信，反映在美国交大校友有600余人，组成了交大同学会，希望与母校取得联系。当时曾向上级汇报过，一直未得到批准。1977年10月，邓旭初和交大党委为了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取得与国外校友的联系，再次上报申请，请示如下：
××：
一九七四年春，西安交大顾彭时先生转来现在美国的交大毕业生吴德楞给我校的书籍目录三本，并转达吴德楞反映在美国交大毕业生同学会积极与我校取得联系的意见。吴的意思是：美国交大毕业校友有600余人，组成了交大同学会，过去一直与台湾交大有联系，现拟与台湾交大断绝关系，并希望与我校取得联系。还希望我们从三本目录中选择一些书籍告诉他们，以便赠送我校，这些情况均于一九七四年向上面汇报，因无正式批示，没敢答复吴德楞，后来吴德楞两次主动送来书籍共10本。按上级指示，均回信表示感谢。
最近，我校党委为了落实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加快提高我校科研、教学水平，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拟与他们取得联系。此事曾向××同志口头请示过，现提出报告，往报请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对交大同学会的情况加以了解，然后对我校可否与他们建立联系问题，盼早批复。
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1977年10月
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随后又打报告给六机部，在柴树藩部长推动下，得到中央高层的支持。1978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亲自批示：交大“可以利用与美国交大同学会的关系，请他们回来讲学。”交大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全校上下一片欢腾。邓旭初更是有说不出的激动，他立即召集学校党委会，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计划访美事宜。当时大家对邓小平的指示有如下理解：一是我们过去一直学苏联，只了解苏联的教育，现在访美可以把美国的教育情况了解一下，各取所长，二是可以沟通中美教育界的联系。
1.组团
高兴之余，邓旭初在思想上也有所顾虑：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去美考察旅行，实为人生一大乐事，尤其是年轻人，简直到了趋之若鹜的程度。但在那个时候，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作为一个大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不仅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一个，而且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分量之重，可以想象，这可以说是中美高等教育界的一次破冰之旅！对邓旭初来说，当年在朝鲜战场拼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现在要到这个对手的老窝里去作客了，对方将会如何看，如何接待呢？此时，他又立即想到了那个“东方麻省”，而作为“东方麻省”的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的自己，不了解美国的真正的麻省，行吗？！
邓旭初想：这次去美国，主要是与校友联系，这就需要派与美国校友熟悉的教授去。在上海交大的老教授中，熟悉美国校友的，约有20至30位，在“文革”中大多数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反革命”等，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而不被信任。“文革”结束了，人们头脑中的影响还未肃清。但能认识美国校友的，也只有这些老教授，他们在美国教育、科技界有一定影响，并在美国有不少熟识的华裔教授与工程师，其中不少人是他们的学生或同学。这些老教授曾与美洲校友会中的负责人与华裔教授通信往来，建立联系，为代表团出访作了准备。因此，组团应以老教授为主体。但全派老教授去也不行，因旅途中需要有中年教师照顾。有些中年教师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他们对苏联的教育情况比较了解，如果这次再去美国，就会客观地作些比较，有利于研究一些问题。基于这种考虑，邓旭初和交大党委初步确定了一个有12人组成的访美代表团。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邓旭初担任团长，团员为20年代留美已80多岁高龄的金悫教授，30年代留美的张钟俊教授和王端骧教授，40年代留美的陈铁云教授，李铭慰、程极泰、高中华等副教授，张寿副校长，外事处张光耀处长，还有中国对外友好理事、访问团秘书邢绛及翻译王元兆同志。
代表团组织好了，但邓旭初的责任一点没有减轻。亲朋好友和一些好心人听说邓旭初要领着一批老教授出国了，几乎都是有“海外关系”的，而且是去美帝国主义那里，真是吓了一跳。他们闻信而来，劝邓旭初说：“去美国，最好要带党员同志去，至少应是政治上可靠的教师，千万别带有‘海外关系’的人出去。”
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邓旭初笑着说：“‘海外关系’有什么可怕？我这次领着他们去美国，就是要通过他们拉这种海外关系呢！”
“老邓，你要当心，带着这样一个代表团出国，将来不怕再挨斗？”、“老邓，‘文革’期间你被整得还不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老邓，这些人大多是从‘牛棚’里出来的，有‘海外关系’的人到了美国若是跑掉一个，回国后你讲得清么？”……邓旭初坦然地说：“这些人，过去都是我这顶‘黑保护伞’保护过的，我了解他们。我们一起工作20多年了，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我信得过他们，他们是爱国的，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是热爱我们教育事业的，为什么不能出国呢？”一些团员也有顾虑，上飞机前，随行团员中还有些人忧心忡忡，怕到了美国，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事，回来会记账。但他们看到邓旭初如此信任他们，心中又是无限地感激，这种担心也就淡然消失了。
这次访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怀。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六机部部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柴树潘和上海市的领导接见了全体访问团成员，并给予了亲切的指导。
1978年9月29日，这个满载友谊的航班终于起飞了。在西去的飞机座舱里，邓旭初沉思着：“28年前，美国侵略者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自己参加志愿军亲临朝鲜，与美国侵略者作战，从此，中美20多年来不相往来，我们称美国为美帝，美国人对中国也不了解，甚至把共产党看成青面獠牙的怪物。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人自己都被搅得头昏脑胀，因‘海外关系’，多少人被整得身败名裂。外国人更是不理解。今天，交大访问团居然堂而皇之飞出国门，飞往昔日的美帝国土。多年的隔绝，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会不会有偏见，冷落我们。几十年的同学、师生、师长相见，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邓旭初知道，要完成邓小平同志的嘱托，自己责任重大。因此，尽管许多人劝他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到美国惹一身麻烦，尽管他也知道这次访美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他始终坚信邓小平这次派交大组织第一个高校代表团访美，用心良苦，事关大局。此时，尚未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作为团长，自己决不能带有半点私心，事事“后顾”，否则，团里一些同志刚从“牛棚”出来，看到自己的党委书记本身都怕惹火烧身，他们怎敢放心大胆地做老校友的工作，怎么交得上朋友，取得了“真经”！他暗下决心，这次出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正是：
难忘昔日援朝战，三十年间全隔断。
谁知今宵跨洋去，千丝万缕重相连。
2.敞开彼此心灵
1978年9月30日，华盛顿上空响起了阵阵飞机轰鸣声，上海交大代表团到达了美国。邓旭初放眼四望，一幢幢摩天大厦拔地而起，绿色的草坪被修得整整齐齐，道路上干干净净，蓝天白云，秋风萧瑟。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这就是美国”。他们刚下飞机，就被热情的校友迎去。
在出访前，交大已与美国校友取得联系，并把访问团12人的名单告知了他们。此举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校友们奔走相告，他们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断绝了近30年的来往，真的将要沟通了。他们说：一直不敢与老师、同学通信，怎么现在居然飞到美国来了，真是寒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
当时，波士顿设有交大校友总会，全美各主要城市设有分会。访问团每到一处，都由他们安排访问项目和食宿交通。
不过，当时邓旭初一行抵达美国的最初几天，有一位在美籍华人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没有露面。他就是王安博士。王安博士是1940年上海交大电讯工程系毕业生，1944年赴哈佛大学物理系深造，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53年，他成立了“王安电脑公司”，到70年代末，他的公司已经发展到拥有2万多职工，在全世界设有16个分公司，60多个代表机构的大公司。那时，美国许多大企业办公室都使用王安公司研制的自动化电脑设备。当时，王安博士正任交通大学美洲校友会总会会长，美国十大著名电脑公司之一——“王安电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的观察和等待不是没有道理：来自大陆的访问团团长是位军人出身的中共干部，代表团今天突然来美国，其真正用意是什么？但当他看了各种渠道汇集来的信息后，他欣慰地感到：中共真的开始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了。
当邓旭初一行到达波士顿，王安博士立即派人到机场迎接，并第一个在下榻的旅馆里迎候。邓旭初与王安博士见面，印象深刻，他学者风度，温文尔雅，言简意深，看不出是一位大企业家。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安博士表示要为母校做点事。第二天，邓旭初参观了王安电脑公司。
邓旭初交给他5万美金，要他为母校配置几台电脑，不久，真的有4台“王安计算机”运到上海交大，价值十几万美元。这4台电脑，成了上海交大计算机专业发家之本，并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电脑”终究是“电脑”，无论它运算速度再快，在“运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程序时，毕竟还需要借助人脑中的编码——理解和信任。也正是这种理解和信任，奠定了访问团成员的基础，消除了校友们的顾虑，沟通了友谊的桥梁。
误解已荡去，真情暖人心。邓旭初一行就是用真诚打动了校友们的心。
访问中，他们详细地向校友们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祖国的真实情况，并欢迎他们回国观光。校友们开始还半信半疑，祖国封闭了这么多年，今天真的开放了么？如果不开放，母校代表团又怎么会到美国来呢？有的校友问邓旭初：“你是搞革命的吧？”邓旭初坦然回答道：“是的，我是干革命的”。校友们还问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旭初和团员都有分寸地如实回答。在交谈中，看到大家的回答都很坦然，而且热情洋溢，发自肺腑，合情合理，不觉亲近起来，纷纷讨论回国交流。尤其是校友们看到自己的同学、师长——20年代到40年代曾在美留学的金悫、张钟俊和王端骧、陈铁云时，更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他们甚至把自己比做“出嫁的女儿”，把母校派出的访问团看作“娘家来的人”。
一天，洛杉矶校友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下午4点，会场上彩灯招展，歌声悠扬，舞姿翩翩。当校友们唱起京剧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邓旭初特地给大家带来了反映交大现状的幻灯片。当校友们看到交大那红漆大门时，看到他们熟悉的老图书馆、工程馆、宿舍时，看到“饮水思源”的校训时，无不陷入对往事的遐想之中。当放映到五卅运动烈士纪念碑这一画面，一位曾亲身参加过这次运动的老校友，当即站起来主动讲解起当时几位烈士壮烈牺牲的情景。此时，分会会长李世富校友就此慷慨激昂地号召所有交大（包括新竹青年交大）校友团结一致，“饮水思源”，为祖国现代化做贡献。众多校友反映，这次欢迎会上情绪之热烈，气氛之亲切，是交大在美校友几十年来所空前的。
校友们还分别邀请代表团成员到家中做客，促膝谈心，反映出校友们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在“文革”中曾向母校寄来书目、书籍的吴德楞，不胜感慨地说：“那时，真是爱国无门啊！
现在好了，我们又有了为国效力的机会了。母校缺什么书，你们尽快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校友都愿意出力。”几十年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母校，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亲人。他们在美国多年，生活条件都不错，心中惟一的牵挂，就是母校、祖国和人民，也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回来看看，为母校做点贡献。
邓旭初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是沟通友谊，二是要找出差距，三是要取得“真经”。但无论校友还是“取经”，都要推心置腹，将心比心，对校友应这样，对美国朋友也应这样。果然，邓旭初的坦诚打动了美国朋友，消除了他们原先的顾虑，愿与访问团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