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海，这座计划经济的重镇，在全国，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市场取向改革加速启动的挤压下，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上海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处于全国的“后卫”位置。
计划管制使上海原料、能源短缺加剧，而工业产出品价格则被控制，使上海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探索并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关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功能的重要指示，指出了上海８０年代改革、发展艰难的原因，也为上海率先赶超，加速市场化进程指明了方向。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上海摒弃了以往依靠国家计划配置资源的传统模式，逐步建立起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配置生产要素的新机制，一个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沟通世界的大市场在上海开始形成。
（第一节）探索市场经济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全会通过的《公报》提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要求。会后，党中央又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市场取向的政策。
随后，我们党开始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完全计划经济观念而言，确认市场调节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样的本质性问题，邓小平作了大量的探索。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谈市场经济。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尽管这次谈话仍然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在考虑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时还没有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考虑在内，但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对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问题进行的最早也是最深刻的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从邓小平的新思路到全党的认识，毕竟还有一个实践的印证和理论的成熟过程。
同年７月，邓小平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方视察。他先是来到安徽，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黄山。游完黄山后，邓小平给当地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旅游经济课，并指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这一年，邓小平７５岁。
从黄山下来后，７月１６日至２５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工作，住进了“４１４”的一号楼。这个招待所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每天清晨，邓小平都要早起，在花园里散步。鸟儿啁啾地鸣叫，让邓小平感到身心舒坦。
一天，邓小平在散步时，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过来，亮出了这几天来的想法。他用手指画了一个大圈，指了指“４１４”的院子，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
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
邓小平又说：“这是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邓小平与中共上海市委的几位负责人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其间，邓小平说：“我这次来‘４１４’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
最后，邓小平明确地指示：“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４１４’就对外开放。”
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领会到了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衙门作风，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市委作了专题研究，成立了修建“４１４”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组长。
邓小平打开“４１４”大门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１９８０年“４１４”正式挂牌“西郊宾馆”对外开放。
“４１４”开放以后，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等国家元首和其他一些外宾，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４１４”开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
后来，邓小平来上海，要求西郊宾馆尽可能地讲求经济效益。
邓小平将“４１４”大门打开，让其走进市场，发挥经济效益，这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要求。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又多次反复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１９８０年１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提法在党的领导人中也是第一次使用，邓小平使用的两个“调节”，其意蕴是很深刻的。可惜的是，１９８３年编辑《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时，这句话却成了当时规范化了的提法：“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１９９４年《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再版时，这句话才又恢复了原貌。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６日，在同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谈长远规划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得不好，就会糟。”
１９８３年春节前夕，为了实地考察和了解本世纪能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到了江苏、浙江。在古城苏州，他对那里的社队工业的崛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苏省领导同志向他汇报说，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以市场引导生产，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疑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
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对于上海来说，上海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单一模式的发展，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传统工业基地、中央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国后３０年，上海全市财政总收入近３０００亿元，占全国财政的１８％，净上缴中央２０００亿元。上海担负着供应全国工业消费品的重任，又是中国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如果开始就让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那么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上海的改革、上海的市场经济走向，不能不成为邓小平和党中央慎重考虑的问题。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最初的两年，上海始终处于中国改革的“后卫”。同时，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讲话和党中央为此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也为上海市场的孕育、萌芽和人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逐步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遵照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的市场改革首先在农村兴起。上海郊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市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农贸自由市场悄悄出现进而快速发展，遍布全市。其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改变统购包销的流通体制改革和调整放开价格的价格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特别是那些改革步子较大、市场调节作用发挥充分的领域——农贸市场、日用消费品市场、个体和集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呈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８日，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后，返京路过上海，在上海作了些停留。江苏、浙江经济的大发展感染了他。他想看看上海的市场、看看上海人民的生活。
２１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堤的陪同下，视察了位于市中心的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
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建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市场全长１５０米，场地使用面积达５４５．９２平方米，设有摊位５０至６０个。市场两边是居民，还有３个国营和集体单位。在这种环境中，农贸市场采取见缝插针，分类设摊，做到整齐清洁，使市场管理不断完善，得到了市、区领导的好评。
对于城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个体经济、集市贸易，世界各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纷纷前来参观和访问。胶州路市场，从１９８０年起，先后接待了美国教育旅游团、日本民社党代表团等，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的记者。
邓小平下车后，首先到市场门口的水果摊看了看，并且问随行人员一些问题，随行人员解释后，邓小平随即走向待业青年办的知青合作社。
邓小平问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工作人员回答：“我们属于街道办的知青合作商店。”
之后，邓小平又来到个体户的摊位前，询问摊主鲫鱼、冬笋、乌贼鱼的价格。
视察完胶州路市场，邓小平前往曲阳新村视察。
曲阳新村是７０年代末期，市政府筹划建造的１３个新村小区中的一个，其规模仅次于浦东的潍坊新村。当时曲阳新村的建设速度最快，至１９８２年底，曲阳新村的西南小区已经建成，小区配套设施齐全。
９时５０分，两辆乳白色的面包车驶进了新村，在新村的菜市场门口停下。邓小平从第二辆车里走了出来。他身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微笑，神采奕奕。
他首先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邓小平走上前去问道。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说。
邓小平高兴地朝青年营业员们点点头，说：“知青办的好嘛！”
在蔬菜柜台前，邓小平问两个营业员：“你们在这里做好不好？”
两个营业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在猪肉柜台前，邓小平又问一个青年女营业员：“你斩肉斩得动吗？”
“还可以。”营业员点点头。
邓小平等一行接着来到了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
当听到回答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以后，他开心地笑了。
邓小平又来到曲阳酒家视察。曲阳酒家的营业员，早就站在大门口迎候，盼望邓小平能到店里坐坐。在群众的簇拥下，邓小平走进了曲阳酒家。杨堤告诉邓小平：“这里是川扬帮的菜。”
“川扬菜好嘛！”邓小平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发出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上海曲阳酒家。
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挤出人群，操着四川口音，激动地说：
“楼上还有，请邓副主席到楼上看看。”
“这两位是知青酒家聘请来的老师傅。”酒家的经理向邓小平介绍说。
邓小平一边健步登上二楼，一边兴致勃勃地操着家乡的口音同两位四川籍师傅交谈，称赞这个酒家办得不错，并鼓励青年们好好干。
２月２６日，邓小平离开上海返京。
回到北京之后，３月２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
邓小平对上海农贸市场、百货商场的视察和肯定，促进了上海的商贸改革，一批特色市场先后建立。此后，上海兴建了永安路黄鳝交易市场、三官塘桥禽蛋市场等一批市场，“小黄鳝游进大上海”、“百万雄鸡下江南”，形象地说明了上海一些特色市场的繁荣和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枢纽地位。
市场促进了生产，市场改善了人民生活，市场带来了经济繁荣。随着全党对市场认识的深化，８０年代上海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也不断发育、成长。根据人民生活需要，日用消费品市场首先繁荣起来，农产品实行了合同定购和市场自由购销相结合的制度，日用工业品采取计划收购、协商收购、自由选购、企业自销等多种购销方式。同时，打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促进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随后，技术成果也开始进入市场，相继建立了从事技术商品经营、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的专门机构。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央各部和外省市施工队伍、勘探设计单位通过委托承包或投标等方式来上海承接建设项目，促进了上海建筑市场的形成。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也开始合理流动，上海出现了有形的劳务市场。随着股票的发行和转让，上海出现了证券市场。
虽然这些要素市场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但是，对于上海人的经营观、创业观、竞争观、就业观等，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然而，南方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作用，以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经验，使上海人对改革开放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作用有了更新的认识。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市场改革，关注着上海。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并再次谈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一个多月后，他去了上海。在上海视察时他又一次指出：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上海指出，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在这一年的２月１８日，邓小平视察了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上过商店游览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