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后，他多次讲到这一政策，并强调了实行这一政策的坚定性和长期性。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支持上海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指出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并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以后，邓小平又对中国引进的一些大项目如上海宝钢、上海大众等予以悉心地关怀、指导。实践证明，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支持荣老板出山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倡议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面对党内的老同志们，斩钉截铁地说：要达到在下世纪上半叶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邓小平的这个结论首先来源于他对中国几百年闭关自守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他说：
“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和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
邓小平下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显然还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敏锐观察的结果。邓小平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一个经典式论断。战后世界发展的显着特点是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并形成全球性扩散，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这为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跳跃式追赶先进水平提供了千载一遇的机会，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挑战。不能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国度，将会被历史再次抛在后面。
对外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怕对外开放会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直言不讳：“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他坚定地说：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
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邀请许多国家知名企业家与会。邓小平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与会代表。会见于１０月６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邓小平高兴地说：“这么多国际的着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块到北京来，体现了各位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关注。”“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
邓小平说这番话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座。这次会议正是为庆祝中信公司成立５周年而筹备召开的。会上，邓小平还向外宾介绍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肯定了中信公司对我国开放事业的作用，把中信公司推荐给了国际经济界。邓小平为中信公司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８个字。
荣毅仁生于１９１６年，１９３７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２０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１９５６年，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赢得普遍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指出：
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政府领导人。１９５７年，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１９５８年，毛主席要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荣毅仁。后来（１９５９年），荣毅仁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荣毅仁最早的一次“点将”，这次“点将”，过去鲜为人知。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他与其他中共领导人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是１９７８年。
第二次“点将”是在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中国的大地。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代表聚集北京，准备举行会议。会议前两天，荣毅仁等５位知名人士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见见他们，想和他们谈谈。到底要谈些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１７日，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和大家打招呼。坐定后，他向大家介绍了２０多天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说，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即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要改革，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希望党外人士也都行动起来。邓小平说，党中央对党外人士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多出主意。
会见时，邓小平谈到，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足，资金也不足。过去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耽搁的时间太多，不搞快点不行，但又要不重犯错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此前，在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会议上，邓小平专门讲到了利用外资的问题，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
邓小平深知，这几位原工商界人士熟悉商品经济，有实践经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荣毅仁回忆说，当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大家思想上的一个疙瘩是摘掉资本家帽子问题。
邓小平态度鲜明地说道，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强调指出，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应该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找出来，让他们好好发挥作用。
邓小平希望荣毅仁摆脱行政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希望围绕开放、创汇、引资，能创出一条新路来。
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对于这次会见，荣毅仁后来回忆：“小平同志礼贤下士，坦率真诚，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其间，我提出了可以引进外资搞生产，还提出，要搞好生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才问题，二是管理问题。另外，在对外合作中，国内各部门也需要协调。
小平同志听完后就说，对外接谈，要有统一安排；一定要把项目选好，把负责人定好。他着重指出，要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排除不合理的行政干扰。他鼓励我要把事业搞好，不要有顾虑。
要我全权负责，全权处理，包括用人权，处理错了，也不怪我。还叮嘱我政协的事可少管一点，以便集中力量搞经济事业。最后又说，如果工作需要，可以去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小平同志的这番话，顿时使我增添了无穷力量。”
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荣毅仁从上海请来了原工商界的故友旧知，一起探讨。并花了几天时间拟就了关于建议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简称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报告送上去以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快批示同意。
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窗口，并不是没有人反对。邓小平大力为他排除干扰，提供工作条件。
同年４月，荣毅仁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西德，顺访瑞士、法国，参加了西德汉诺威国际博览会，访问了２０多个城市和５０多个工矿企业、银行等。亲眼看到西德在战后３０多年中，由于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埋头苦干，在几乎是一片废墟的土地上建成发达国家，使他感受很深。访问中他向国际工商界人士透露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信息，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同时也坚定了他创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的信心。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荣毅仁筹办公司的进展。１９７９年纪念“七一”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邓小平见到荣毅仁，问道：“公司筹办得如何？”
荣毅仁作了汇报。邓小平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以后有几次碰见时，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起有关的情况。他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实权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
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国务院精心安排在７月８日正式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时，同时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信公司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４日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
国际信托投资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荣毅仁他们拟订的公司章程中，即写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中信公司要按市场法则办事（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旧的经济体制发生撞击和矛盾。
在夹缝中拼搏的荣毅仁，在“吃第一只螃蟹”遇到较大困难时，曾好几次写信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并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绿灯”，邓小平不单是支持某一个项目，而是支持荣毅仁把整个中信公司的事业办好，支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８日，邓小平接见来自海内外的荣氏家族成员。
持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窗口很好地亮堂起来。
１９８７年，中信公司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１２．５％的股权，有人借口香港有人反对，百般阻挠。经中央反复讨论，最后得到邓小平的同意。
１９９０年中信公司又用１００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公司２０％的股权，这是继收购国泰航空公司股权之后的更为惊人之举。
香港电讯公司是由大东电报局控股的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大东电报局出于１９９７年后的长远考虑，很想找一家有声望的中资公司合作，出让部分股权。他们选中了中信公司。中信公司凭着自己对外的信誉，不拿国家一分钱，不用国家银行担保，大部分在当地融资解决。此举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誉为当年最佳融资项目。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港、利公司的好事，有人却向中央提出反对意见，一时空气紧张。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指出：中信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杨尚昆也明确说道：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
“由他们搞去好了”，一语重千斤！本来收购股权是一种投资，参与进去当“老板”，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稳妥的公用事业股权是抢手货，岂能坐失良机？荣毅仁他们干了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邓小平则以伟人的魄力在紧要关头拍板。
中信公司在努力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上海的经济建设。
１９８８年，中信公司挥师南下成立中信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加盟上海的经济建设。经过１０年的发展，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改制重组成立了中信上海（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在中信上海（集团）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增资成立了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现拥有中信大榭开发公司、中信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等３家全资企业及上海中信基建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信进出口有限公司等７家控股和参股企业。
１９８８年６月，总行设在北京的中信实业银行，建行仅一年，便南下，在上海开设分行。上海分行扎根于上海这片沃土，形成了自己既灵活适应市场又较为稳健的经营风格。
１９９３年向上海贝尔有限公司提供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授信额度。
２００１年６月，再次与上海贝尔有限公司签订８亿元人民币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协议。至今总资产规模已达３００多亿元，在上海的主要繁华街道、中心城区、开发区设立了１８家分支机构，资产利润率、人均创利、资产质量等指标均居同业领先水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信公司设在香港的子公司中信泰富参与投资上海杨浦、南浦两座大桥和延安东路越江隧道等项目，为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４年初，由作为上海城建资金筹措主体的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简称：上海城投）出面，将上海延安东路隧道５０％的股权转让给了中信泰富。当年年底，又将黄浦江上的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和打浦路隧道２０年的专营权作价２４亿元，转让给中信泰富，此举为后来投资达２２．２６亿的徐浦大桥一举解决了建设资金。后来，上海城投又把徐浦大桥、沪嘉高速公路这两个项目２０年的专营权也转到了中信泰富名下。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培育、浇灌下，中信公司——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取得了丰硕成果。１９８９年中信公司成立１０周年时，邓小平又题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十周年”，表示祝贺。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中信公司已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到２００２年，中信公司拥有４４家子公司（银行），总资产为５０１１亿元；当年税后利润达２２．５５亿元。
（第二节）“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这是早在２５年前，在１９７９年宝钢建设初期，当国内外对宝钢议论纷纷时，邓小平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言。２５年后的今天，宝钢人已经用辉煌的业绩，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
宝钢位于上海市北翼宝山区月浦一带，北濒长江，东临吴淞，南靠杨行，西近浏河，距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２６公里。宝钢依托上海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倚江临海，水陆运输通畅，与长江沿线及长江三角洲城乡联成一体，直接面向国内外市场。
宝钢所在的一方土地，记录着中华民族１００多年来，饱受侵凌，反抗、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足迹。１５０多年前，民族英雄陈化成在吴淞口誓死抗英。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人民又两次英勇抗击由此登陆入侵上海的日军，谱写了一·二八、八一三抗敌的英雄篇章。１９４９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这里展开了解放上海的宝山歼灭战。如今，又在这里兴建起显示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宝钢。
宝钢，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然而，它的诞生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
宝钢工程从１９７７年开始筹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正式动工兴建。因此，宝钢工程决策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建设于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第二天，举行了为宝钢工程奠基的动工典礼，它既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胜利实施，也显示了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投资项目，开始迈出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