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敬天重新回到文工团大院。他做的第一件事,径直去了几年前初到北京时,栖身落脚的那间小平房。他嘴里叼着支烟,独自一人,在门口站了很久……想当初,出来进去,蹬着“改造”过的三轮车,谁见着都冲自己翻白眼。现在,开的是桑塔纳,门口站岗的大兵得给他敬礼。那时,自己是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帽”。如今,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想到此,一股翻身的感觉,从胡敬天的小腹丹田,直冲天灵盖。浑身上下,八万六千个汗毛孔,个个透着那么舒坦。
胡敬天不用文工团的职工,有诸多原因。工资待遇的问题,劳动纪律的问题,听不听话的问题,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怕他们之间“上下通气”。他不怕后勤处派来的厂长、会计。后勤处那么多事,这两位爷不可能整天待在厂里,更不会深入基层去了解经营状况。他们的习惯是坐办公室,听汇报。如果用的是团里职工,许多人住在同一个大院,保不齐会有“仨亲的俩厚的”。那么,厂里的一举一动,必定会有人报到后勤处的耳朵里。胡敬天担心的正是这个。
用农民工则不然。处里的头儿们平日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哪里瞧得起这些乡下来的小保姆。乡下人,自古以来“天生怕官”。他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他们之间是不会主动沟通的。而胡敬天原本就是农村人,他可是与农民工“痛痒相关,顾盼有情”。对于文工团,他们都是“外人”,有共同语言,属一类“货色”。胡敬天明白,只要拢住这些农民工,就等于控制了注塑厂的职工队伍。控制了职工队伍,就等于“搜”了后勤处的老根。让他们浮在表面,探不到厂里任何信息,俩眼一抹黑,到那时,这两个人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那时,农民工来城里打工,不像现在说来就来,必须有点关系,找个合适的工作也不容易。这些人进城打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来挣钱。有点心计的,顺便学点东西,掌握一两门技能,为今后的生活拓宽点路子。胡敬天非常明白这些人的心思,如何控制这些从农村里出来的人,他有相当的自信。
首先,他向农民工灌输一个概念——咱们和城里人不一样,咱们在这儿没根没基,巴结不上人家。只有跟着我,你们才有饭吃。他规定,凡是厂里的事情,不准出去乱说。“谁要是敢对后勤处的人乱嚼舌头根子,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其次,厂里职工的奖金工资,开除任免,胡敬天说了算。他掌管着生杀大权。小保姆辞了主顾,自断后路,想在城里接着混,只有死心塌地跟着胡敬天。
胡敬天准备按照自己的模式培训员工……
厂子建起来了,人手也配齐了,当务之急,是拉来业务,搞到订单。胡敬天心里明镜似的,工厂开不了工,时间一长,人心涣散。什么控制队伍,考核标准,奖惩制度,统统是白搭。但他不认识大公司的人,找不到生产产品的客户。胡敬天知道,没有一定的关系,客户是不会把昂贵的模具,随便发给一个没有经过认证的注塑厂。怎么办?胡敬天“从业”以来,第一次犯了难。
开不了工的日子是很难熬的。虽然工厂不是胡敬天投的资,但这是他的“试验田”,这样的厂子能不能办,就看这“前三脚”。苦思冥想了好多天,胡敬天终于想明白了。“打不着野狼打家狗,逮不着野鸭逮家鸡。”虽然不认识客户,挤不进大公司,但认识他们的供应商呀。从认识的这几家注塑厂下手,宁可让他们“扒一层皮”,先当二级供应商。
主意打定,胡敬天故技重施,像当年收废料一样,接茬对这几家大注塑厂展开“公关”。不过,胡敬天此时的身份、财力和人脉,可是今非昔比,天壤之别喽。每次他去这几家注塑厂,一进门,先往门卫室里扔几盒烟。赶上中午在注塑厂附近的饭馆吃饭,只要碰到里面有这个厂子管点儿事的人,“埋单”的活儿,全是他的。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胡敬天用自己的办事方法,经过不懈的努力,几家大注塑厂慢慢地认可了这个“二级供应商”。他们把忙不过来的,和认为“较苦”的业务,甩出一部分,发给了胡敬天。终于,“文工团三产注塑厂”运转起来了。
胡敬天管理工厂,采用的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加农业社生产队”的方式。什么“企业管理,领导的人格魅力,团队精神,凝聚力”,统统一边儿去!最实惠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胡敬天在这儿推行的政策,好比日本鬼子时期的“联保制”。厂里共分三个班,两个生产班,一个后勤备料班。他以班为单位,制定了“一人犯错,全体受罚”的策略。他用这种办法,达到让工人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目的。
他结合农业社的办法,把工资奖金做成“工分制”。每月只发给每人一份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部分,按工分一个季度一结。一个工分多少钱,当时不知道,要到月底或一个时段之后,按销售收入才能统计出来。工人犯了错,不直接扣钱。扣分!到结算时一扒拉算盘,也许十块,也许贰佰!
他不懂什么现场“5S”,但他要求车间、库房整齐干净。他不讲什么物料控制,但他知道“颗粒归仓”。质量是竞争的保障,这一点,他抓得很紧。他就像一条围着羊群上蹿下跳的牧羊犬,整天不停地在车间巡视,两眼放着狼一样的光。他住在厂里,哪怕是夜里,一觉醒来,披上衣裳就奔车间。他有句名言——“就算我是条死狗,只要躺在这儿,过路的就得加点小心。”一旦被他发现生产现场不整洁,或工具放的不是地方,或哪个工位下面有撒落的原料、料把、包装袋等,二话不废,罚通堂!
胡敬天除了“乱世重典”,对干得好的职工,他也奖励。还是“看人下菜碟儿”。不同的人不同的待遇。有口头儿的,有物质的。他把几个“骨干分子”紧紧地抓在手里,是“钱狠子”,多给他点甜头。想学技术的,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注塑工艺常识,识别塑料件常出现的缺陷。这几个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胡敬天一拍胸脯,大包大揽。
在那特定的时期,劳动法、职工权益、社会保险等,都没有走上正轨。胡敬天一碗水端不平,但他“摆”得平。他恩威并施的这一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和其他小厂相比,他的工厂,不论生产环境、劳动纪律,还是产品质量、工作效率,都明显地高出一大截。
只有两件事,胡敬天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是关键的成型技术,二是业务关系。
胡敬天自己有了机器,做起来方便多了。“千学不如一看,千看不如一练”。他更加钻研成型工艺。这个人确实机灵,还很有耐心,对这项技术,真是有点独到之处。他不培养技术力量,只教几个骨干一些皮毛,深处一点不露。他看得很严,机器的工艺一旦确定,工人照着操作就是。他在机器的操作面板和显示器前面,另加了一个罩子,上锁!旁人想把工艺从电脑中调出来琢磨琢磨,门儿都没有。他对这项技术,看得像中医世家的祖传秘方,任何人休想窥得门径。
胡敬天深知客户的重要。在他看来,有了客户就有了一切。为了不让别人染指他的客户,胡敬天采取的都是单线联系。他把客户“把”得牢牢的,不让任何人接近。从哪儿发来的模具,最终用户是谁,有没有“回扣”,什么产品,成本如何,厂里没有第二个人清楚。每次进料发货,走访客户,他事必躬亲。
胡敬天压根儿就没想给“三产注塑厂”赚多少钱,因此,他不在乎利润高低。为了“铺道”,胡敬天舍得给人家高额的回扣。他这样做的目的就一条——让人家只认他一个。他处心积虑,小心行事,大胆花钱。慢慢地,一张严密的关系网,被胡敬天织成了。
开始时,后勤处的人也想了解情况,掌控局面。无奈胡敬天从里到外,“把”得太严。处长一问到关键地方,胡敬天就装傻充愣,顾左右而言他。下边的人,怵于他的威慑,没人言语。厂长会计两人是兼职的,平常还有团里的其他事,不可能天天来这儿盯着。厂里所有的出库入库,进料发货,胡敬天一人把着。凡现金结账,不要发票的业务,他一律截留下来。他建了个小金库。进原料、发工资、买低值易耗品、招待客户,凭胡敬天一张申请单,处长就得写上“同意”俩字。然后,往会计桌上一放,写支票或拿现金。厂长整个一“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主事”。会计做账,财务报表,全由着胡敬天一张嘴。
久而久之,这俩人疲了。反正他们除了文工团,还多拿着一份注塑厂的工资,家里人日常消费,接长补短,拿过来报销,胡敬天睁只眼闭只眼,也不干预。吃大锅饭,穿公家衣养成的惰性,在这两个人身上,一览无遗。看着厂里好像挺“红火”,有胡敬天打理,自己乐得清闲。最后,干脆甩手掌柜的,大撒巴掌。
随着注塑厂业务不断增多,胡敬天发现厂里男工太少。光开机器没问题,可安装模具,出库入库,装车卸车,这些活儿,女孩子干,太吃力。于是,他让小保姆们从老家叫来一批小伙子。“三产注塑厂”生产顺了,生活也热闹了。
这些民工远离家乡亲人,单身在外,难免有些寂寞。加上男女宿舍紧挨着,少男少女,干柴烈火。整天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生出点“男欢女爱”之事。厂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女工怀孕,堕胎流产的事件。那年月,人们“男女之事”的观念,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后勤处领导听说了这事,认为“影响恶劣”,必须严办,以正世风。他们找来胡敬天,很严肃地问他准备怎么处理。胡敬天三角眼一眯:
“我就管干活好不好,这事儿,我管不着!”
“再说了,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就他妈干这事儿,还有点儿意思。”
噎得后勤处的领导,一愣一愣的。
转眼半年时间到了,此时胡敬天已算得上是“业内人士”。他当二级供应商,从几家大注塑厂拉来的订单,维持工厂正常运转和开销无大问题。因为他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将来铺路。因此,在加工费上做了一些“花头”。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用在“搞人”上。胡敬天知道,“搞人”一定要到位,要搞就得“搞铁”。不管将来自己走到哪儿,这些人必须是自己的“关系”。
时间一长,整机客户知道了他二级供应商的身份,有几家客户和他有了接触。胡敬天没有放过这些转瞬即逝的机会,他打蛇随杆上,立即挤进了这几家公司。这些公司管理项目,采用十二位编码的形式。胡敬天偏巧记数字记得好。“313911472540——音响面板,314111754320——提手,314111753330——电池门。”分毫不带差的。别看这是小事,却给客户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几年来捣腾“二次料”的经历,胡敬天见过些世面。这些公司主管业务的人吃哪套,他“门儿清”得很。喝酒、唱歌、洗澡、泡妞儿,用厂里的钱,请他们一样接着一样地招呼。很快,胡敬天与其中一些人,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胡敬天成功地挤进了几家生产整机的公司,他没有被小胜冲昏头脑。虽然,他知道从注塑厂拉来的业务,有的就是这几家公司的,但他没有立刻“短路”。眼下,当务之急,是怎么对付这个文工团的后勤处。必须先解决好这个问题,然后,才能腾出手来,收拾这几家“扒了他一层皮”的注塑厂。
半年时限已过,该和文工团摊牌了。此时胡敬天的胃口,已不满足于仅仅是承包。他准备连锅端了这个厂子。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工厂开始正常运转后不久,胡敬天未雨绸缪,为他的下一步做了周密地安排,留足了后手。
因为胡敬天在北京有现成的公司,不用再为跑营业执照、注册、验资等事忙活。他只差一块合适的场地。他一有空闲就开车出去踅摸,经过两个多月的探查寻找,终于,在五环外找到了一个占地约四亩的小厂房。这个小厂房比较规矩,紧邻高速公路,有带“三吨天车”的车间和一个很大的库房,缺的只是宿舍和办公室。
胡敬天仔细丈量了车间和库房,确认这个车间能够摆放八至十台中小型的机器。他不动声色地把厂房租了下来,又从“二次料”公司抽出一部分钱,买了两台注塑机,按八台机器的摆放位置,布置好水路和电路,打好另外六台机器的地基。这六台机器的水路、电路、地基,完全是照三产注塑厂的机器规格来的。接着,他又找来施工队,在院里盖了一排宿舍和两间办公室。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当安排妥当之后,胡敬天大门一锁,找了个亲戚替他看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就像一头狩猎的狮子,耐心地等待着。
就在这个时候,军队里发生了一件事,让胡敬天等到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