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各友好国家纷纷派使者前往沈阳吊唁。十月，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馏南木坐）等三十四人来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君皇太极继位。这个举动，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并无吊死问疾的交谊。原来，袁崇焕此举却别有打算。自从他守宁远击败后金兵，深受朝廷信任，累次升迁。这时，朝廷废除经略，把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全数交给他负责。他一意要恢复关外失地，很想探听后金的虚实。正好努尔哈赤去世、太宗继位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军政情报。太宗也有清醒的头脑，他完全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来个将计就计，对这些来客热情地款待，处处表现大方，财用丰盛。这时，恰好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归来，太宗有意要让明使观看他的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他出迎十五里，阅示胜利战果，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一行在沈阳住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临走时，太宗派方吉纳、温塔石带七个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献上貂、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新君继位。我岂有它意，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至今未见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
后金遣使来访时，袁崇焕立即报告了朝廷。熹宗下达旨意：“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勿轻许……严婉互用，操纵并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袁崇焕据此旨意，很快就把方吉纳打发走，也不接受太宗的信，理由是，信的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无法向朝廷转达。他连信也没有，就让方吉纳原封带回，既不复信，也不派使者。第一次接触便毫无结果地告吹了。
太宗对此不以为然。他打算再给袁崇焕写信，商谈停战讲和。此时，他正要用兵朝鲜，非常需要暂停对明朝的战争，以和谈来牵制明军，可使他无后顾之忧。他指令达海、库尔缠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会议，起草书信。过了一个月，已经是天聪元年正月，他令方吉纳、温塔石为使共九人再次去宁远，送上致袁崇焕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我们两国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当年你们辽东、广宁的守臣高视你们的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霄汉。天生诸国君王，都不能自主，备受你们藐视欺凌，难以容忍，因此向“天”奏明，兴师致讨。惟有“天”公正，不论国家大小，只论事情的是非。我国按理行事，才得到“天”的护佑，而你们国处处违理，非止一端，我可以为你们说清。如，癸未年（1583年），你国无故兴兵害死我的两位祖宗，这是一。癸巳年（1593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与蒙古会兵攻打我，你国并未前来支援，以后哈达再次侵犯我，你国又不来相助，己亥年（1599年），我出兵报复哈达，上天把哈达交给了我，你国却庇护哈达，逼我把俘获的人口归还给它，却被叶赫部掠去，你国则置若罔闻。你们既然称中国，应秉公主持正义，但对我国不援助，对哈达则支援，对叶赫听之任之，竟如此偏私，这是二。你国虽然挑起事端，我仍然愿意修好，故于戊申年（1608年）双方刻碑划界，杀白马黑牛，向天地宣誓说：两国的人不得越过疆界，违者定遭惩罚。然而，癸丑年（1613年），你国出兵保护叶赫，侵入我界，这是三。双方又曾立下誓言：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必受牵连。你国的人偷出边界，扰乱我疆域，我据誓约将其杀死，你国却说我擅杀，扣我使臣纲古礼、方吉纳。索要我方十人，在边界处杀死，以图报复，这是四。你国不但出兵保叶赫，还把我国已聘的叶赫女人改嫁给蒙古，这是五。你国还发兵焚烧我守边的房舍，又将界碑私移到我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我方人民赖以生存的人参、貂皮、五谷都被你国夺取，这是六。甲寅年（1614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言，遣使欺凌，这是七。我的大恨，有此七件，至于小愤，一言难尽。现在你们如认为我对，愿意两国友好，应拿出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的礼物。和好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年我方赠送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你国以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回报我方。两国如能建立友好关系，应向天地立誓，永远遵守不变。你即以上述条件转奏给你们的皇帝。不然的话，我就认为你仍愿意战争不愿和平。
清太宗在这封信里，仍坚持努尔哈赤“七大恨”伐明的方针，重申战事发起之端。责任完全在明朝方面。为了表明承认错误和友好的诚意，他要求明朝必须拿出大批金银财物给后金，实际是要明朝赔偿损失。如果明朝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继续对明朝发动军事进攻。
三月，袁崇焕和李喇嘛各给太宗回了一封信，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去沈阳面谒太宗。袁崇焕的信写道：从上次来信，知汗（指清太宗）渐渐恭顺天朝（即明朝），愿息兵戈，使部落百姓得到休养。这一好心，将来一定得到上天的保佑而使汗强大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往事七件，汗家抱为长恨，而我能无动于衷吗？但追思往事，穷究原因，不过是我边境不法之人与汗家的不良部落口舌相争，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遭刑戮，难逃天怒。我不必一一列举，而汗亦知。如果都说得清清楚楚，那只有问问那些长眠地下之人。这些口舌之争，我不但希望我皇上把它忘掉，而且也希望汗同样把它忘掉。然而汗家十年战斗，驱赶夷夏百姓，肝脑涂地，血洒辽东，天愁地惨，极悲极痛之事，都为此七宗（即“七大恨”），难道我就无一言可说吗？今南关、北关何在？（辽）河东、河西死者就仅是你方十人？辽沈界内之人生命不保，还问地里的禾苗吗？所以，汗的怨恨已雪，正是意得志满之日，可我天朝却是难以容纳不平之气。如今，想要修好，已占城池作何退出？已俘官民男妇作何送还？这就看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了！然而，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各有良心，偏私不得，我愿汗再深思。一念杀机，就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灾难；一念生机，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我又愿汗考虑而后行。象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我皇上之恩养四“夷”，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之多少。但无此先例，多要东西违背天意，恐怕连汗自己也会知道该怎么办。汗刚遣使往来，又进兵朝鲜，这是为什么？我文武将士因而怀疑汗说的话言不由衷。兵未撤应立即撤回，已经撤回来的不要再去，以表明汗的盛德，停止战争，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汗信中取动气之言，我不便向朝廷报告。但信使往来，我皇上还是知道的。
李喇嘛的信，盛称佛教，要求后金停止战争。当然他是帮着明朝说话的。
袁崇焕的信，完全拒绝了清太宗的“七大恨”，把双方的多年战争归结为边疆之民相互口舌争执引起的。他断然拒绝太宗的赔偿要求。相反，他要太宗将辽东和人民一并归还明朝。这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太宗是不能接受的。这时，他已派大军进入朝鲜。无暇西顾，袁崇焕则乘机修复锦州、中左所、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工程正在加紧进行时，接到镇守皮岛的毛文龙和朝鲜告急文书，袁崇焕派水师援毛文龙，派赵率教等九将率精兵逼近三岔河，作为牵制之势。很快朝鲜被征服，赵率教等也领兵退回。袁崇焕要求太宗从朝鲜撤军，并保证以后不得加兵朝鲜。这也是太宗所不能答应的。四月间，太宗又致答书一封，逐条驳斥了袁崇焕上封信中的所有论点，坚持弄清是非为讲和的首要条件。其次，明朝必须付给后金讲和“礼物”。不过，这次太宗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他愿意降格，把自己列在明朝皇帝名之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经济上，将上次信中所开列的礼物数目减半，规定明朝方面出黄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棱布五百万匹。这是“初和之礼”，后金以东珠十颗、黑狐皮二张、元狐皮十张、貂鼠皮二千长、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和好之后，明朝每年送后金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棱布三十万匹。后金给明朝为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
这封信刚抄写完，使者就要出发，这时有从明朝逃来的人说，明军正在抢修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工事。恰巧察哈尔部的使臣来到，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太宗很生气，马上又写了一封信，指责袁崇焕诈称和好，乘机备战，不守信义。他抛出，如真心讲和，应先划定双方的疆界。为了表示抗议，太宗决定不派和谈代表，只把这两封信交给明使杜明忠带去。袁崇焕也抗议后金入侵朝鲜，停止遣使，罢和议，对太宗所提的各项要求和建议置之不理。因此双方中止了和谈。这年十月二日，太宗直接写信给明朝皇帝，呼吁停战讲和，但毫无反响。
和谈中断了将近两年。到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恢复和谈，他在信中就征朝鲜的事作了解释，希望不要因为朝鲜问题而误了两国大事。为表示诚意，太宗作了一个重大让步：去掉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只书写“己巳年”（即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到了四月，袁崇焕才复信，信写得极简单，不提议和的条件，只含糊地声称：和也有“道”，“非一言可定也”。太宗马上回信，说明和好之“道”的四项条件。（一）令满汉人因战乱离散的，应归于一处合居；（二）划定国界，明以大凌河为界，后金以三岔河为界（三）明朝给铸大金图汗印；（四）明朝纳讲和礼物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太宗派了一个叫白喇嘛和另外几个人持书前往宁远，去了很长时间，不见回来。听明朝逃来的人说，白喇嘛等已被扣留。太宗于六月间连续两次写信，要求袁崇焕迅速放人，以七月五日为限，如不见人回来，便认定袁有意扣留。果然，到限期前，白喇嘛等回到沈阳，还带来袁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谈到，原辽东人逃到辽西，其先人坟墓均在你占的一方土地上，他们能不思念吗？你的想法脱离实际，我不敢向朝廷报告。礼物事，只要修好，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至于铸印封典，不是一句话就能决定下来的。另一封信只是解释使者迟归的原因，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二封信使太宗很气愤，他立即答复，就辽东人坟墓事，斥责袁的本意仍在图谋夺取辽东，坚决予以拒绝。更使他恼火的是，二、三年来，他给袁崇焕及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谈条件，袁都没有向朝廷报告，使他始终不得派使臣去北京面谒明朝皇帝。他写道：你这种作法，“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最后，他强硬地表示：事情既然如此，“我岂能强令和好乎？”
袁崇焕复信，答复说：“你如诚心，我岂能骗人？你如实心，我岂能虚伪？一代兴亡。都是天意所定，岂能欺骗虚伪所为？但是，十年争战（按：1619年萨尔浒战役到1629年正好是十年。），今天想一朝解决，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决定，又非三、两句话就能结束。总之，都取决于皇上明断罢了。”谈了这么久的和平，结果又都推到朝廷方面去了。
这也难怪袁崇焕。起初，他主持议和并没有报告朝廷。他的本意，是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不久，他将议和的事奏报朝廷，熹宗曾表示同意。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是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因此熹宗又改变主意，屡次下达旨意，不准议和。说：“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袁则坚持议和，反复说明他的策略。当太宗进兵朝鲜，群臣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致”。袁不服，上书辩解：“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城必不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退，是弃垂成之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经此辩解，熹宗表示谅解。不难看出，从明朝方面来说，议和一开始，就毫无诚意可言，它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一是敷衍，二是拖延。凡太宗的信件都被袁扣压，不上奏朝廷。因为不是真和，也就没有必要把对方的要求转报朝廷。
崇祯继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的战略。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不反对。他说：“朕思讲和不过，足羁糜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一句话，议和是明朝对后金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后来，崇祯连这个策略手段也不要了，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口（此字缺）片字。”极力反对议和。
从后金方面来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毫无诚意议和。经过群臣讨论，太宗认识到，和谈对后金有利，它不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他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如达成协议，从明朝获取大量物资财富，就会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国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撕毁协议，兴兵伐明，一举成功。这就是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因此太宗和谈的心情尤为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为了诱使明朝上钩，他一再让步，明确表示，他可以去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接受封典，讲和礼物从减，等等。他只坚持一个条件，即保留他的辽东地盘，余无它求。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决不上太宗的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信件交换频繁，毫无点滴进展。尽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举着，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求明朝与他和谈。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谈，表明他伐明是不得已之举，以争取政治上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袁崇焕死后，崇祯下令，有敢言和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议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