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两个背景
我们在反思“启蒙主义”以后，再来反思“理想主义”。这都是中国现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更是我个人生命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我在许多人心目中都是，事实上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启蒙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当然，我心里也有数，我和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的关系，远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才会有“反思”。而我的反思，无论怎样尖锐，也不会因此而将理想主义根本否定与抛弃，在这个意义上，由我来作反思，或许是比较合适的。
我已经说过，对文革的记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一个特点。我们是带着文革的经历和问题进入学术界，开始我们的思考与研究的。
对于我来说，如何看待“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就是一个让我困惑不已的问题，由此而上升为学术问题，就引发了对“理想主义”的持续了几十年的追问与思考。这事实上构成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内在线索之一：从作为起点的《心灵的探寻》（该书的《后记》就包含了最初的反思），到中期的代表作《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话说周氏兄弟》（特别是其中的《论“做梦”》、《论“演戏”》、《论“吃人”》几篇）、《1948：天地玄黄》，以及同时期写的一些随笔、思想笔记，都有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到了晚年，更有对理想主义在质疑之后的坚守。这将近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既是对历史所提出的疑问的回答，更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因此，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思考与言说重心。
“红卫兵”中的理想主义及其命运而作为思考起点的“红卫兵”问题，却又是一个充满了误解、曲解的领域。如何认识“红卫兵”，成了一个当事人回避之不及，而观察者又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这里也不能展开来讨论，只能略说几句。首先要说明的是，“红卫兵”的发展是有两个阶段的：开始是“老红卫兵”，他们后来发展成为“联动”，是恐怖的“红八月”的制造者。在“老红卫兵”逐渐退出以后，就出现了后起的“造反派”的“红卫兵”。他们中有些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小右派”，后来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反动资产阶级路线”运动中得到解放，并起而造反的。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我在前面的回忆中所说，我也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打成“反革命”，获得平反后就起来造反的，因此，我对他们有着更多的理解的同情，这也是我不想回避的。当然，和任何群众组织一样，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复杂的，有随大流，并无多少明确的思想与追求的，也有投机造反，以谋个人利益的，但据我的接触与观察，造反派“红卫兵”中的许多骨干力量，他们开始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压抑而自发的反抗，但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产生了某种自觉意识，成了“当代革命者”（这是当年的一位造反派“红卫兵”的自我命名）。
在文革时期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中的理想主义者，几乎是遍布中国城乡的。他们所受到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更是说明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出现，不仅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正是文革曾经给他们以表演的舞台，更有着深厚的精神滋养和思想根源。更引人深思的，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文革只给他们提供了短暂的机会，但很快就将他们边缘化了，于是就有了那“黯淡”的结局，但有的“造反成功”，进入权力机构，参与了“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成了所谓“文革新贵”；有的坚持造反，而脱离了已经越来越厌倦“造反”的大多数老百姓，走上了自我孤独的道路。
我们要着重反思的是，这些造反派的“红卫兵”，是怀着他们的理想参加造反的，但他们的造反行为却在所谓的“革命理想”的旗号下，制造了许多暴行，完全走到了自己理想的反面。这样，“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就和当时的体制形成了一种缠绕：或被镇压，或被边缘化，或被同化，而同化的结局也许是最令人震撼的。问题是这样的同化，是有着理想主义自身的内在根源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追问：从理想主义的门进去，为什么竟走进了别的房间？
这正是文革结束以后，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青春是可怕的
199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青春是可怕的》的文章，在引述了米兰·昆德拉在《玩笑》里关于“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的论述以后，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和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的‘激情和幼稚的状态’，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正视：‘青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的抒情诗都有导向负面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
“昆德拉另一个判断也同样发人深思：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青春期的烦躁不安。上一世纪末，沉迷于‘中华中心梦’的古老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的婴儿’，于是产生了‘期待着长大’（赶上世界，潜意识中仍然没有放弃‘中华中心梦’）的焦躁。我们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以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青春’为历史的正题，而忽视它的负面。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不断为青春的表演提供‘游乐场’，而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青春专制暴力的大浩劫。二十世纪的民族青春史，也就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这可以说是历史对我们民族不成熟的一个无情惩罚。”
我的“五大反思”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理想本身及其观念，以及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反思。在1995年我在韩国做过一个报告，其中就有“五大反思”
一，关于在地上建造“天堂”，实现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会的反思。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本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出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但是，儒家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追求目标，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一种纯粹理想的存在，并不试图变为现实——儒家所要建造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小康社会。直到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在传统的大同理想中注入了现代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但他仍然让“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并不作为“行事”的具体现实目标，正像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但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在中国实现大同社会，却成了一代又一代激情澎湃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追求的现实目标。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新村运动即是第一次大胆的试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部分领导人，以及“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卷入了这一试验，毛泽东就是其中最热心的倡导者与实行者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即宣称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了“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泽东运用他所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将亿万中国人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在二十世纪的中期（1958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大跃进”的速度，在中国建立一个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上绝对平等，经济上绝对平均的，人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同样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这场大试验的最热心的支持者，最热情的歌颂者。连建国初期与毛泽东有过激烈的论辩、被认为最具独立思考力的梁漱溟也写了长篇论文，论证人民公社正是他多年追求的理想。这场试验失败以后，不到八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两次大试验使好不容易才初具建设规模的新中国的元气大伤，给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中国的建设整整延迟了二十年。也就是在这二十年间，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追求竟然结出这样的恶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使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浪漫主义理想的负面意义，它所可能落入的陷阱：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目标。
二，关于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的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
当时所提倡的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从一系列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望（从性欲到物欲），使人成为纯精神、道德的存在物，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个人欲望，实际上就是要求人的非动物化与非个人化。这种将人片面化与畸形化的人性观、伦理观与中国人强调的群体性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人性观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两方面——对于传统人性观、伦理观的继承，避免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的设想，都极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与共鸣。这样人的改造导向了人的工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