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从欧美之行回到天津时，他还认为跟俄罗斯签订的《中俄密约》会改变中国的命运，是帮整个中国及其未来做了一件大好事，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得意之事，甚至暗自庆幸。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
但是，残酷的事实却无情地扇了李鸿章一巴掌，不要说20年，就是连2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李鸿章的这种奴颜媚骨、低三下四的乞求和平，也曾经遭到了当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蔑视和嘲讽：“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个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侮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第三，他本人具有最致命的人格缺陷，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三千里外欲封侯”，并且也不幸地成为了满清政府腐败分子中最杰出的腐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官吏的要求特别严格，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小到县官的官吏，上到朝廷的大臣，如果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水准，没有较高的修养标准，是很难治理好一个郡县、一个州府、一个国家的！
一个人修身尤其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他给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带来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林则徐脍炙人口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表明了他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这是何等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么，李鸿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他早年在赴京赶考途中，曾写下的《入都》诗中得到验证。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徧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在这首诗里，他认为历史是王侯将相写的，他就要做王侯这样的人。他决意要出深山、入朝廷，不达目的，不三千里封侯，就誓不回家乡。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与深度，就是要自我实现“当官封侯”，而不是像林则徐那样为了国家，“苟利国家生死以”；也不像左宗棠那样具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壮志情怀；更不是为了民族，像周恩来那样，“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还是曾国藩对这位曾经的幕僚看得十分精辟和深刻，他曾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愈樾评价道：“李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愈樾）拼命著书。”真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尽管满清政府是一个极度腐败的政府，但是，也有十分清廉的志士仁人和达官贵人。比如，被誉为清流派的代表翁同龢、文廷式等人，就是十分清正廉洁的人士。
而李鸿章呢？他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收受钱财，而且不计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在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密约》等许多条约时大发横财，发国难财，最终很不幸地成为了满清政府腐败分子中最杰出的腐败代表。
在李鸿章成为当朝宰相的晚清，合肥，今天安徽的合肥，这个李鸿章出生的地方，真是被李鸿章贪污得“合肥”，简直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歌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就是影射李鸿章与翁同龢的籍贯、人品和区别！
概括而言，这个歌谣，十分准确和生动地说明：李鸿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级贪官！翁同龢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国家级清官！
可以想象，依靠这样的国家级贪官去治国理政，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可以托付的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李鸿章本人直不起腰杆，他的下属就直不起腰杆，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挺不起腰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李鸿章收受了沙皇俄国的300万卢布贿赂之后，甚至连条约都不曾字斟句酌，就一味地催促光绪皇帝签字画押，成为了从内部摧毁大清江山的重要推手之一。他的脑子里哪里还有国家、民族可言！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却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曾经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这也可能是他个人的理解。
第四，李鸿章不会选贤用人，只会拉帮结派，任用亲信和淮军。这就注定了李鸿章的悲剧。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特别重视乡情和老乡观念，他当上直隶总督和内阁总理大臣后，大多提拔皖系乡亲和旧部不遗余力，甚至往往超出原则与底线。
他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拉帮结派的做法，有些十分为过，以至于他的同乡刘铭传都大不以为然，并尖刻地批评起李鸿章。他十分刻薄地说：“比如某某几乎不识字，以前不过是（安徽）老家一个小贩，如今却委以道府的要职，如此做法焉能不败！”
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守卫旅顺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就是李鸿章本人的亲戚。该人依仗着自己是李鸿章的亲属关系，专横跋扈，滥施刑罚，鞭打士兵，搜刮民财，人们叫他“刘胡子”。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将领，李鸿章的亲戚和亲信，却严重辜负了李鸿章的“期望”，在听到日本军队的枪声一响，便乱了阵脚，首先乘坐上早已准备好的快艇，逃离了战场！
刘铭传更是秘密叮嘱亲信，他曾经就预言说北洋水师必有大乱，大家若稍有积蓄，不如及早还家。
历史也验证了刘铭传的分析，是有深刻的道理。时隔几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千皖籍将领如叶志超、丁汝昌、卫汝贵、龚照屿等都因为误国而身败名裂，李鸿章本人也被弹劾丢官。这是李鸿章不会识别贤达，并选贤任能的悲剧所在第五，李鸿章不会治军，他的淮军军纪不严，腐败至极，战斗乏力，绝大部分将领都是“逃跑冠军”，这就注定李鸿章在战场上失败的悲剧。
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总是悲叹说，他办事时往往受到全国的掣肘。其实，他说的这些话是不客观的。因为他的淮军是他的嫡系部队和铁杆队伍，应当是他说了算的。然而，他的淮军将领都选任了什么素质的人吗？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腐败人士、怕死将军和“逃跑冠军”！这反映出李鸿章治军不严、治军乏术，这是他的悲哀，也是他的悲剧，同时也是国家的大不幸，民族的大不幸！
在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出发前，卫汝贵把饷银24万两的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子与丈夫的一封书信中说：“君起家戒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宣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无当前敌。……”
堂堂一个军人，尤其是作为带领军队的主将，居然还倾听妇人之道，大敌当前，不是报效祖国，而是临阵逃脱，真是可耻之极！卫汝贵果然不负妻子众望，平壤之战一开始，他和同系淮军的最高统帅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300里，一度逃跑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队伍。就连日本人看到这封家书，也视为可笑奇闻，将其作为“战利品”，一度放入教科书里。
卫汝贵所率领的部队是李鸿章的嫡系部队，是4支派往朝鲜作战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也是纪律最差的一支，他们到处掳掠朝鲜百姓的东西，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
有这样自私自利、贪污腐化、贪生怕死、弃城逃跑的“淮军”，焉能不打败仗？
第六，李鸿章的疆土观念和民族意识淡薄，这反映出他的爱国意识不是十分强烈，也就注定李鸿章不可能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成为不了民族英雄
作为一个官吏，没有强烈的疆土意识、边防意识和守土意识，就可以窥探出这个人爱国的深浅程度。李鸿章的国防意识和疆土意识可以说是十分淡薄的，不是那么强烈。
至少，在他的眼里，像琉球、台湾和新疆都是边远之地、蛮荒之地，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肢体部分，是可以丢弃和出卖的，也是不会伤元气的。在谈到琉球时，李鸿章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又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假如为了一个小小的琉球而与日本失和，那可是得不偿失。这些错误的观念，促使他在出卖这些领土主权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清廷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塞防。左公宗棠深谋远略，据理力争，坚决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丰，实为聚宝之盆”，并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身体力行，造棺材一具，以示血战到底的决心，志在收复新疆，抗击沙俄入侵，结果大获全胜，遏制住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成为了抵御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如今，新疆石油储量超200亿吨，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0%。假使满清政府全是李鸿章这样懂外交的“国家重臣”把持，清朝政府可能会把全中国都要出卖完毕，就只有剩下李鸿章“上班”的北京和直隶可以留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甚至不能跟左宗棠相提并论。
事实上，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三国干涉还辽，俄罗斯进一步敲诈中国，从而引发了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而把整个中国瓜分殆尽。难怪，中国人给李鸿章送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这是有事实作为根据的，是有原因的。
第七，李鸿章跟俾斯麦的审美观不一样，这反映出他封建意识浓厚，注定李鸿章走向人民的反面，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1888年，李鸿章游历欧洲，拜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对他滔滔不绝地夸耀起自己镇压国内叛军的“丰功伟绩”，可是，俾斯麦听了半天，最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德意志人从不以屠杀同胞为荣！”这令李鸿章十分汗颜和尴尬，他只好托辞辩解，喟然长叹：“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以戮为荣，乐杀人也。这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意识，李鸿章把残杀老百姓作为一种丰功伟绩，自然也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不过，尽管李鸿章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原谅和理解，但是，他却得到了慈禧太后的理解和宽容。在李鸿章看来，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这充分反映了李鸿章在仕途上和政治上的圆滑、世故、老道，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仕途上的狐狸精！
然而，对于一个善于在仕途上打拼的官吏来说，虽然保住了官位，但却失去了人民的赞许，无疑是一种悲哀和耻辱。
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马关谈判，没有料想到会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正中面荚血流如注，可是，他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命，就是他用这一枪和他的这条老命，把赔偿的三万万两百银换成两万万两，并让日本人放弃辽东半岛，也算是为国尽忠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拿着血染的黄马褂回国呈给慈禧太后邀功，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太后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难为你了，还留着呢。
但是，就是这最关键的一枪，而不是整个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思想和灵魂的深处打醒了李鸿章本人，打醒了他彻底改革中国而不是改良的念头。1901年11月7日，发烧、呕血、卧床不起的李鸿章已近灯油枯尽。然而，在弥留之际，他才最终觉醒，呼吁自强改革，在给朝廷的遗折中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窃念多难兴邦，隐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可是，已经晚了！悔之晚也！觉醒晚耶！
最后，李鸿章身上还是有一点闪光之处值得一提，那就是他身上还保存着男人所具有的、所仅存的一些骨气：《马关条约》以后，他发誓决不再次踏进日本这个令他倍感伤心、受尽屈辱、差点丢掉性命、甚至“为国捐躯”的国土！
1896年10月3日，李鸿章在结束了190天欧美八国环球访问之后，他所乘坐的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在途经日本横滨港口时换成国内轮船，他因马关议约之恨，坚决不肯上岸。最后，侍从们只好让人在两船之间搭设了一块悬空的木板，不惜冒着掉进大海、甚至丢掉“生命的危险”将他扶上船，他就这样一个人颤巍巍地踏上了招商局的广利号轮船，驶回重要门户天津。
从这一点而言，他多少还是有一些民族气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