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当刘秀开始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北方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建武2年（公元26年），渔阳太守反叛刘秀，曾结交匈奴为援。割据三水（今宁夏境内）的卢芳，在匈奴的支援下，占据北边诸郡，同匈奴一起经常向南寇扰。刘秀也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是没有取得结果，以后又派吴汉率军抗击，也经岁无功而返。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14年逃入匈奴。
匈奴顽固的与东汉为敌，按一般帝王的做法，即一旦腾出手来，必兴大兵以问罪，可刘秀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尽量地避免边境上的军事冲突。为此，他曾罢省定襄郡（治山西右玉南），徙其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州东南），代（治今山西大同市之阳高县），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等郡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
建武20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进至天水、扶风、上党。次年，又侵犯上谷、中山。正在这时，匈奴却遭到连年的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大半”。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迫使匈奴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此时，东汉政府，本可以大举进攻以求全胜，可是刘秀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其出发点是与民休息，息事安边。
建武27年(公元51年)，当时任左中郎将的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合上书，谏请兵伐（北）匈奴时，刘秀则认为，如今国家刚刚安定，百姓尚未喘过气来，不能够兴师远征，应该实行逸政。他说：“苟非其时，不如息人”“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由此证明，刘秀十分注重德政的推广，并把“与民休息”作为实施“德政”的一个重要举措。
晚年的刘秀，依然十分注重爱惜民力和国家财力。建武26年，光武帝开始兴建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奏禀报计划的园陵面积宽阔，不要计虑花费。刘秀批示曰：“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这即是说，现今所建墓地不要超过二、三顷，不要堆土起陵，陂池只要能流水就可以了。这与秦始皇不顾群众死活，大兴土木兴建皇陵，不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吗？
因此上行下效，在他的倡导下一些地方官也学着“省爱民役”。如南阳太守杜诗、武都太守孔奋等皆如此。
刘秀的“人为贵”思想及其治国实践，昭示后人：要想使社会稳定，必须首先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量地使之趋向和谐。而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关键，在于养民，养民的重点在于安抚弱势群体。
刘秀是一个成功的改革家，对“人为贵”思想的践行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功德观，为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一个正确处理个人政绩与为民谋利关系的历史镜鉴。国家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须着眼于“人”真正地为“人”为“民”，而改革发展的成果，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五 吾理天下 亦欲以柔道行之
“以柔道治天下”是刘秀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史有明文。
刘秀建国后，有一次与家人欢宴，宗室诸亲异常高兴，酣饮之中，大家说道：“文叔（刘秀，字文叔）少时谨信，与众人不款曲，惟以柔直处世待人，故能践九五之尊。”光武帝听后，大笑着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见《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以柔道夺取天下，以柔道治理天下，这可以说是光武帝一生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他帝王之道的突出之处。
从刘秀的政治实践看，他处理各项事务的方式，多数时间里是较为平和的。比如，建武10年前后，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司空掾陈元从经史中寻找理论根据，主张“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侍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卿之名”（见《后汉书》卷三六《陈元传》）。刘秀“从之，宣下其议”。
建武14年，太中大夫梁统认为“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光禄卿杜林奏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见《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他主张法简网疏。刘秀权衡利弊，听从了杜林的建议。这也反映出他是善于以柔道治国的。
然而，刘秀治国安邦并非仅用柔道，有时也采用严猛的手段。实行“度田”时，他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一下就杀了河南尹张伋等守、相十余人，并对功大罪轻的南郡太守刘隆等人予以严厉处罚。执行阿附蕃王法时，王侯宾客坐死者竟达数千人。这就不仅不能说是柔道，而简直可说是过于严苛了。严苛的行为，并非仅此几例。当地方上发生反抗朝廷的暴动时，他马上采用的总是武力手段。
事实说明，刘秀治理天下之道，是有柔有刚，有宽有猛的，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奉行的是文武交用、刚柔相济之道。
推究刘秀不能独行柔道的原因，首先应注意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也与他的学术素养有关。他本是儒生出身，骨子里渗透的是儒家学说，而高度强调以柔克刚，是典型的道家之论。对于君主来说，要以柔克刚，必须雍容垂拱，无为而治，这是刘秀所不愿为的。
史称他“听朝至于日昃，讲经至于夜分或与君臣论政事，或说古今言行，乡党旧故，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侍对之臣，莫不凄怆激扬，欣然自得。虽非大政，进止之宜，必遣问焉，所以劝群能也”。皇太子对他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道，今天下自安，愿省思虑，养精神，优游以自宽。”他却回答：“吾自以为乐矣。”（见《后汉纪》卷八）对于勤于政事的君主来说，具有进取精神的儒家学说才是最适合他的。
孔子说过：“政宽****慢，慢则纠之以猛；猛****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意思是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才能成治立功。这才真正是刘秀治国之道的思想渊源。他本人所说“亦欲以柔道行之”，不过是顺着宗室诸母口气而言，表达一时愿望而已。能否实行，何时实行，还得具体条件而定。
如果说刘邦是一位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甚至还有点流氓气的草莽皇帝的话，那么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则是一位仁慈厚道、温文尔雅、具有儒者气象的开国君主。两人夺取政权创建王朝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气质和文化素养也各不相同，因而其夺取政权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和权术也大不一样。
早在起义时期，刘秀就在延揽人才方面有所体现这种“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以诚信待人，从而赢得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拥戴。刘秀在河北打败王郎后，汉军按刘秀命令搜查王郎的宫室，意外地搜查出许多汉军将领写给王郎的信，其中多有诽谤刘秀、献媚王郎之辞。此事向刘秀报告后，那些写过信的将领万分恐惧，一时间人心浮动，全军不安。
刘秀当然考虑到，一方面，如今天下未定，战事方酣，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一些将士暗通王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也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写信者众多，法不责众，决不能轻易惩处。于是，刘秀对这些搜来的信函一封也不看，就命令部下把这些信函当众焚毁，并说道：“让那些辗转反侧的人得以安眠吧。”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特别是那些写过信的人更是万分感动，刘秀的超人度量赢得了人心，使将士们愿意为他效命，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秀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刘秀也能捐弃前嫌，信任有加。刘秀称帝后，想攻取洛阳作为首都。洛阳守将是更始大将军朱鲔，此人曾参与杀害刘的阴谋，后来又力劝更始帝不要让刘秀渡河北上。他自知深深得罪了刘秀，因此当汉军来攻打洛阳时竭力防守，汉军攻打了几个月也没能如愿以偿。刘秀派昔日朱鲔的部将岑彭前去劝降，朱鲔在城头对岑彭说：“我自知罪孽深重，哪敢投降？”岑彭回来向刘秀如实报告。刘秀请岑彭向朱鲔转告：“干大事者不记小怨。他如果投降，朕不仅不杀他，而且还保留他原来的官爵。朕对黄河起誓，决不食言。”
岑彭再到洛阳城下，向朱鲔转告了刘秀的话。朱鲔将信将疑，他从城头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请你顺着绳索爬上来。”岑彭抓住绳索就爬。朱鲔见状，乃知是真情，立即同意投降。他把岑彭迎接进城，叫人用绳索把自己绑起来，与岑彭一起前往刘秀处听候发落。
刘秀见朱鲔自缚前来投降，急忙下座，亲自为他松绑，向他表示慰问，随后即叫岑彭连夜把朱鲔送回洛阳城。光武帝对杀兄之仇人竟然如此宽厚，使朱鲔极为感动，翌日清晨，朱鲔就举城投降，迎纳光武帝。光武帝立刻就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后来朱鲔又官至少府。
刘秀的诚信还表现在用人不疑之上。他深知方面之任，权不重则事不专，事不专则功难立。所以他尽可能放手任用臣下，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以相机权变，从容制敌，取得胜利。
“以诚信延揽英雄”，可以说是光武帝能够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谋略。他曾这样说过：“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刘秀之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东汉王朝，这可以说是他政治谋略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巩固东汉政权，刘秀仍然注意“量时度力”，处理军事、政治斗争中的各种矛盾。建武27年，臧宫、马武上书刘秀，主张乘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无力”的时候，对匈奴用兵，刘秀不准。
他说：“黄石公记曰：‘柔能胜刚，弱能治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苟非其时，不如息民。”
这种表述可以说是刘秀对自己的军事、政治斗争策略思想的一种概括与总结。刘秀曾说自己“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长期的现实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需要他客观地分析各种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这使得刘秀的策略思想中实际上包含了不少辨证思维的因素。
后世学人认为刘秀行“柔道”的实质是“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所谓“不犯阴阳之忌”，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即是不违背矛盾规律。因此，我们不宜把刘秀的“柔道”简单地看作“权术”之类，而应当肯定其“柔道”把握了事物的某些真实联系，反映了事物发展中本来的辩证法。
六 中兴汉朝 皇帝老爸柔术治国
刘秀虽然出身于皇族，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平民中间，使他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分析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原因，懂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用柔顺、缓静的统治手段，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汉室统治。
中兴皇帝刘秀个头不高，只有七尺三寸，相对于他那个时代八尺以上的伟男标准，只能算个“一般般”。但是他却有着“超级”的人格魅力。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治国平天下的高手，而他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又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在“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导下，他废掉王莽时代的苛而繁的律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又学习他刘家的先祖刘邦的做法，宽简天下，即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东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初年，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刘秀开始建立一套能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班子，“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其中一条重要手段。
刘秀通过多年浴血奋战才取得政权，在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立过不少战功的将领。这些人擅长打仗，但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少人还往往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用，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
因此，刘秀决定采取稳妥方式，一方面给他们加官晋爵，另一方面剥夺他们的实际权力。为了达到目的，刘秀开始大封功臣，他让郎中冯勤专管此事。冯勤精明能干，他规定按照功臣功劳的大小，决定其封地大小、远近和土质肥瘠，并且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刘秀根据这个方案，一次就封了360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
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最大的有四个县，小的只有数百户，比西汉时少得多。除了大将李通、邓禹、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之外，其他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力量。
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希望大家“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光武帝就这样连哄带吓地威慑众臣。
退功臣的同时重用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6年、7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实行“征辟”制度，即下诏特“征”用某人为官，公卿和各地郡守也可自行“辟”用他人做幕僚。
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光武帝为了得到一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吏，多次亲自访求名贤。在刘秀的同学中，有一位叫严光的人，此人很有才学。刘秀做皇帝后，他隐姓埋名，隐居山林。光武帝非常希望能和这位才德高尚的同学共谋国事，于是他叫人画了严光的画像，到严光的家乡去寻找，找到之后，刘秀立即将他接到京城。不料严光不愿做官，刘秀几次光顾他的住所，有时谈得晚了，俩人就睡在一张床上。
据说，严光睡觉不老实，还曾把两只脚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也任他如此，并不挪开。还有一个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即帝位不久，就派人访求这位大名鼎鼎的名士，并且任命七十多岁的卓茂作为太傅，封褒德侯。几年之后，卓茂老死，光武帝驾车素服，亲自送葬。
光武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确实网罗了一大批品行端正、廉洁奉公的有用人才。如陈留人董宣，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仗势杀人，董宣带领士兵，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这个家奴打死。湖阳公主气得浑身发抖，向刘秀哭诉。刘秀要杀董宣，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而现在竟纵容亲属家奴杀害平民百姓，如此何以治天下？臣不需鞭杀，请让我自杀！”说着把头向柱子撞去。
光武帝被刚正不阿的董宣感动，于是不再治其罪。但为了给姐姐一个下台的面子，刘秀让人扶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硬是不从，刘秀命人按董宣的头，董宣两手按地，就是不肯俯首。刘秀非常感动，任命他为“强项令”，赐钱3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