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控制传播的行为并没有控制住社会的“自由”思想，轰轰烈烈的陈胜吴广起义震撼了封建王朝，非六国旧贵族出身的刘邦终于取得政权，建立了汉朝，历史上称为西汉。西汉又称前汉。汉初，就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曾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礼聘寝博士和邹鲁儒生，请他们传授儒经，指定朝议；对盖公、黄生、司马炎等治黄老之学的新道家学者，也特别尊重。这样，在汉初，儒家、道家以服务于新政权的姿态重新活跃起来，对传统经典书籍的发掘和重新解释，成为西汉的传播思想的特色，经学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王朝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更加重视传播事业的发展，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重新获得尊重，并发展起来了具有中国传播特色的经文诠释学。
中央集权下的西汉传播业
一、“三权分立”的中国式政治传播体制
刘邦凭借起义军的力量和军事武装建立了西汉王朝，仿效秦帝国自称皇帝，定都长安。在政治传播上，西汉基本是承袭秦的体制。西汉的中央官制，依其职能可分为中枢、行政、监察三类。中枢是指定政策、发号施令之官，如丞相；行政是具体执行、督办之官，如九卿等；监察则包括对皇帝和各级官员的行为的监督和审察，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在总结秦官制基础上，西汉三类官职的职责界限比较明确，其相互制约关系也逐渐明确化了。“三权分立”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权力格局，秦汉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官吏体系是此后历代专制王朝的官吏制度的基础。
西汉时期还设立了“郎官”，如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郎官无职务，无官署，也无员额，其任务是作为皇帝的护卫、侍从，可以随时接近皇帝，向皇帝提建议，备顾问，供差遣。郎官不在正规编制之内，但因与皇帝接近，能影响皇帝的意见，在政治上起着相当的作用。他们与负有监察职能的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等并称为中朝官，能进出宫中，经常晋见皇帝。至于那些相对而言负执行责任的行政官员，如廷尉、大司农、大鸿胪等，则属于外朝官，丞相是外朝官之首；外朝官只有在加有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名号时，才享有进出宫中之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集权核心的权力传播系统，由朝中向朝外，由中央向地方。
封建王朝虽然皇帝位居权力顶峰，但最怕权力传播的阻隔或中断，造成“大权旁落”或被人“架空”。汉代时，丞相是中枢权力机构的首脑，掌握选举、任官、黜陟、诛赏之责，权限大，职位高，享礼隆重。丞相进见，皇帝要起身致敬；丞相病重，皇帝要亲临问候；丞相故世，皇帝要亲临吊丧，公卿百官公葬。武帝初年，田蚡为相，入宫奏事，所言皆听，荐人任官，所举皆从，权势几倾人主。有一次，田蚡在汉武帝前举任官职，由士而及于二千石，武帝忍不住了，问道：君举荐官完了没有，我也要任命几个官吏呢！丞相的权力这么大，皇帝自然不放心。所以，汉武帝时又常常通过少府所属的尚书署参与审议朝章，草拟诏命，以便于皇帝亲自裁决政事。这样便渐渐削弱了丞相的权力。秦代没有尚书之职，尚书负责宫殿中文书信笺的收发，常随从皇帝左右。自汉武帝后，尚书的职能和地位渐渐加强，于是大权也逐步由外朝转向中朝。为加强皇权专制，汉武帝常常亲自裁决政务，并逐渐扩大本来只管文书传达的尚书署的权限。尚书署实际上成了中枢决策机构。
汉代的监察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监察、谏议和考课。秦时设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居监察官之首，其下有侍御史，负责纠察朝中百官；有御史中丞，负责督察派往各郡的监御史。西汉武帝时立十三州，以州为监察区，每州辖若干郡，长官为刺史，按朝廷所规定的六条标准来督察地方官，取消了秦时的郡监御史。谏议官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行规谏讽喻，以弥补指定法令政策时的失误和不足。担任谏仪之职的有太中大夫、谏大夫和光禄大夫等。这类官员大都由皇帝亲自选拔，以避免人事牵扯而阻遏言路，并保证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另外，西汉还建立起对百官的考课制度，一年一考，以政绩论赏罚。
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皆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这套官吏监察和选拔机制，在后来的王朝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继承。监察官尽管品位不高，但执理无私、弹劾无情，能在皇帝面前直陈己见，其威严远过于其他官职，品格也历来受人尊重。如西汉文帝与所爱慎夫人登高闻瑟而发思古怀乡之情，谓群臣曰：死后如能以此北山为棺椁，用陈絮其间漆之，谁能撼动呢？左右皆称善。时张释之为中大夫，职在谏官，上前批评文帝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威焉？”史官因此对张释之有“不阿意”的赞誉。
至于地方行政长官的设置，西汉初建，吸取了秦王朝衰亡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刘邦建立汉朝后，认为秦之所以二世15年而亡，使百年苦心经营的霸业毁于一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行西周制度——封建亲戚以藩屏王权，所以就大封子弟、功臣为王侯。王侯的领地称为“国”。但由于王国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自理之权，可以凭借实力与中央政权对抗，于是威胁甚至破坏着汉的统一。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都，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好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事实正是这样，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出现了离心现象。景帝刘启时，丞相晁错已发现了分封制的弊端，极力主张削减封国的土地，约束封王的权力。景帝赞成晁错的主张，但那些已经养大了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于是东方七国联合叛变。七个王国中五个都是皇族近亲，他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求诛杀晁错，一是要求退还削去的封地。景帝无奈，只好满足他们的愿望，晁错成为王权斗争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腰斩，还被屠灭三族。
西汉王朝在政治传播体制上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保留了秦王朝的郡县制度，一方面又恢复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七王叛乱，至少说明一点，政权的安危，与分封与否无关，封国并不能使政令正常传递，反而会制造问题。尽管刘邦在实行分封时，让诸王发誓保证。后来景帝重用周亚夫当大将，终于平定了七王的叛乱，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和军事大权。这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不然中国又将回到战国时期割据的局面，互相吞并，而且战乱不休。
二、联姻和战的对外传播体制
当西汉完成中国本土的统一时，匈奴部落在漠北崛起并完成了统一，建立匈奴汗国。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力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匈奴领袖冒顿乘着中国楚汉相争，在北方强大起来，渐渐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威胁。汉高祖刘邦非常担忧，政治家刘敬出了个主意说：“天下刚刚安定，兵力疲惫，不能再向北方用武了。现在匈奴的单于冒顿杀父代立，把母亲做了自己的妻子，只凭武力，不懂仁义。我有一个长远计划，可以让他和他的子孙称臣，只怕陛下不肯做。”高祖说：“只要能行，我怎么会不肯做？你说说看。”于是刘敬说出了一番极妙的话：
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遣之。彼知汉适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遣，因使辩士讽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闻尝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与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
高祖听从了刘敬的计谋，但又舍不得嫁自己的女儿，就用了一个假冒的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派刘敬前往和亲。联姻和亲从此成为中国对付外来民族的一大重要决策，不管这政策所反映的汉民族内部统治者怎么想，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其实刘敬的理由是十分荒唐的，所谓的“外孙为单于”具有非常大的虚假性，而且后来“假外孙”和“真大父”的战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汉与匈奴之间始终在军事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双向活动中发展着特殊而微妙的关系。
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和战中引发了许多关于文化传播的动人故事。公元前101年汉匈和解，汉朝派遣正使苏武前往，谁知半道上副使张胜与匈奴国内奸密谋劫持单于的母亲，结果计划失败，而不知情的苏武就此被长期扣押，并被放逐到贝加尔湖，靠牧羊维持生活。苏武坚贞不屈，始终不肯投降。公元前81年，汉匈恢复邦交，匈奴诈称苏武已经死了，汉朝使者告诉单于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单于大吃一惊，只得放回苏武。鸿雁传书，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空远程传播了。
公元前中国远嫁到匈奴及其附属国的假公主很多，其中最有文化影响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把一位宫女王昭君冒充公主嫁给单于呼韩邪，至辞行时元帝发现王昭君并不如画像所绘，竟是一绝色女子，大为恼怒，觉得受了虚假信息的欺骗，下令把画师毛延寿杀掉，因为毛延寿故意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描绘出来，让皇帝失去了自己宠爱的机会。后来，王昭君被中国人赞为四大美女之一，并演化出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转写成诗歌、戏剧和小说，流传千古。
汉武帝时，西汉到了鼎盛时期，但是北方的匈奴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慑力量。汉朝准备反击匈奴，希望利用西方的大月氏王国复仇的愿望与之结成联盟。月氏部落本来在敦煌一带立国，于公元前174年遭匈奴击溃，被迫举国迁徙到中亚细亚定居建国。于是汉武帝决定派遣张骞去联络月氏王国。
公元前138年，张骞及随从堂邑父带领一百余人从长安出发，向西北蛮荒之地深入。可是，他们在经过陇西时被匈奴抓获，安置在匈奴国西部，让他们娶妻安家。但张骞始终手持汉节，不忘使命。一晃11年过去，张骞抛妻弃子，与堂邑父逃出匈奴境地，步行数十日到达大宛，又从大宛抵达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而大月氏在中亚细亚居所安定，土地肥沃，已无须与匈奴交战。张骞没有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许诺，只得取道南山经羌中回国，结果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后，他乘乱逃出，回到长安，时已公元前126年了。后张骞于公元前115年再度奉命出使，企图联合乌孙国以抗击匈奴，随从三百，牛羊数万，金银财币帛值数千万。但仍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张骞两次西行，不畏旱漠，战胜险恶，成为中国历史上穿行“丝绸之路”的第一人。张骞西行归汉，向汉武帝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国的风土人情，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促使汉朝去认识西域，发展与西域国家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后来，张骞分派出去的使者也陆续回来，还带回许多所在国的使者，“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汉兴，至于武孝，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票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头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武帝在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之后，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设立酒泉郡，后又设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并设立玉门、阳关两处关口。从此，打通了西域，汉朝的使者和商队成批成批地沿着张骞走过的路进发，甚至走得更远。各国使者、商队也沿着此路而至长安，一睹汉帝国的富庶繁华；汉帝国强大的声威，也远播四海。
霍去病开发河西，张骞打通西域，河西四郡的设置，徙民实边的政策等，丝绸之路终于开凿，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汉使从大宛带回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豆等多类植物，也带回中亚的音乐、乐器及舞蹈艺术等，以及各种工艺品。这些东西至今还可以在汉语的外来词中找得到痕迹。而中国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大量地传播到了西方。
1901年匈牙利籍犹太人叫斯坦因的，在新疆民丰县北境尼雅河道尾闾地带发现一楼兰废墟，系古西域36国之一“精绝国”旧址，命名为“尼雅遗址”。那里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文木简残纸，其中有大月氏使臣写给汉宣帝的上书，有汉代官府的下行公文。更值得注意的是，楼兰尼雅遗址发现了大批汉宣帝至新莽年间的汉文古典作品，包括《史记·匈奴列传》、《急就章》、《左传·昭公》、《战国策·燕策》、《九九章》和《孝经》等。其中还有楼兰人从敦煌寄给楼兰家人的汉文书信。这都说明西域贵族悉心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情况，以及双语在西域地区的使用。
三、文景之治与黄老思想的文化传播
北方匈奴帝国的强大和对西汉王朝北部边境的不断入侵，使汉高祖刘邦无法容忍，于是在公元前200年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讨伐。但结果是汉军大败。与匈奴无法匹敌，就在于缺乏足够的兵源和足够的财源。因此当时政治上最大的需要，就是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恢复。道家认为要使国家发达，只有对人民不必多加干涉。好比树苗，不必每天往上提拔，否则不但不能助长，反而致它死命；只有让它自然生长，才会发育茁壮。当时，高祖崩，惠帝刘盈继位；丞相萧何逝世，曹参接替了他的官位。曹参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运用到了复杂的政治现实上，他一切都依照萧何原定的规章办，凡向他提建议的人，他就请那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开口才罢。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