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酷峻变柔顺，是曾国藩处世态度的一个重要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极其刻薄，从李金阳事件便可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忤逆。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如下记载：……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诬言辱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交往如昔，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决无沾沾自喜之色。曾戏谑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为何变得“柔顺”了呢？有人认为应归功于罗汝怀的劝勉。当曾氏丁父忧因事休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为何？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做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顺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遵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若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荚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拔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曾国藩苛求垄断之病在罗汝怀的书中一览无条。曾国藩能虚怀而细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说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之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之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色，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之时，第二阶段，为擘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不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日渐饱满，篾以复加。洎乎晚年，好的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可谓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不是明智之举。谋取胜局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谋取胜局的招术，故最终获得胜利。
经商也是这样。一个企业家应该深知市场风云变幻，商机千变万化。所以，企业家需要具备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洞察力，在“变中”捕捉机遇，及时地采取行动，才能取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商界中的不倒翁，商战中的常胜者。另外同时，由于商战情势的不断变换，企业家也需要根据外界情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断地抢占先机，挺立潮头，称雄于天下。
“变”的方式方法有许多，有如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地而变、因事而变、因势而变、因机而变。总而言之，不论如何变化，均以有利于己为基本原则，千万不可在变化中迷失了自己。
“善变”的例子也有许多。索尼公司的老总就是一位十分善变的人。索尼彩电刚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只放在寄卖店中销售。可是，竟然一台也卖不出去！为什么呢？他经过再三分析，终于发现所选择的寄售地方不对。于是，立即“变”，费尽一切心机将产品打入当地最大的超市马希利尔百货公司。他们为了达到一炮打响的效果，选择了最佳的切入时间：圣诞节。结果，当月就售出了400台彩电！此后，索尼彩电在美国市场站稳了脚根。善变者胜，这话一点也不假。
隐藏真实目的
当时机不成熟时，一定要隐藏起自己的真实目的和其他行动，不能有半点露迹，这样，敌人就会对你掉以轻心，为将来一击而胜敌人、一举成功奠定下良好的基础。藏而不露是反戈一击、一举破敌的重要策略。
三国时，河东的卫固、范先很有实权。河东太守王邑被调走后，卫固、范先就以请王邑回河东为名，与并州高于暗中往来，欲发兵叛乱曹操。曹操知道后对荀彧说：“河东山川险峻，为天下的要塞。若落入卫固等人之手，为害必深。请你替我举荐一人，派去镇抚。”荀彧说：“镇抚河东，杜畿可以去。”曹操便委任杜畿为河东太守，前去执政。
但是杜畿还未到河东境界，卫固等人已得到消息，派几千人守住关口，不让杜畿入境。有人对杜畿说：“应带大兵前来征讨。”但杜畿却另有考虑。他说：“河东有三万百姓，并非都是叛乱之人。如果以大军进攻，高压之下原来一心向善之人也会因此而恐惧，进而听从卫国。卫固控制了百姓，必会奋力搏战。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征讨，如果不能取胜，则会导致附近各地发动叛乱，天下便永无宁日；如能侥幸获胜，也会对河东之民杀戮甚多，同样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卫固等人并没有公开叛乱，他既然以请回王邑为名，对曹操派去的新官暂时必然不敢加害。卫固虽然足智多谋，却优柔寡断。如果我单身前往，出其不意，他必然假意接受我为太守。我到了河东，只要有一个月的时间，设计算计他就已足够了。”杜畿于是绕道渡河种意进入了河东境内，渡河进入了河东境内。
杜畿到任后，范先想要杀杜畿立威。为了观察杜畿的内心去向，便先杀了主簿以下三十多人，而杜畿依然不为所动，举动自如。卫固于是说：“杀了他没有什么好处，只会给我们招来滥杀的恶名，我们已经控制住了他，不如就留下他来做太守吧。”这样，杜畿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被卫范等人奉为太守，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
保全性命之后，杜畿开始设计了。他对卫固、范先等人说：“你们是河东的希望所在，我只有依靠你们才能办成大事。所以，以后如有什么事，请大家一起商议，出谋划策。”便任命卫固为都督，处理一般行政事务，范先则率领士兵，共有3000多人。卫固等人心中高兴了，表面上侍奉杜畿，内心却认为杜畿没什么了不起，不以为意，于是对付的防范便放松了。
后来，卫固要公开起兵叛乱，杜畿甚是担心，便劝卫固说：“要想做成大事，首先是应该不让老百姓心乱。你若现在起兵，老百姓估计你就要征兵役，必然民心大乱。所以，不如现在先招兵买马，等兵马足够了，再起兵不迟。”
卫固不知杜畿的真意，认为他说的有理，便依计而行。这一迁延，就过了几十天。而卫固的部将们贪婪财物，私吞了很多原本用作招兵买马的钱。因而，卫固花了很多钱却招来很少的兵。
后来，杜畿又假装好意地对卫固说：“每个人都恋家，诸位将军兵士久在外地，恋家之心必然更大。现在郡中无事，可以让他们轮流回家探亲休息，有事随召即可。”卫固害怕伤了大家的心，又听从了杜畿的意见。杜畿于是暗中联络知己，私下准备。结果，杜畿的朋友们已散至各地，等待时机；而卫固的心腹们却都回家安乐，隔离分散。
这时，反叛的高干攻入护泽，白骑进攻东垣、上党诸县，弘农郡也都发生叛乱，卫固认为时机已到，便召集家中的将士起兵反叛，但却没有多少人回来。杜畿看到各县都已依附自己，民心已定，便率领几十人离开郡府，至张县拒守。吏民多拥城自守，以助杜畿。几十天内，杜畿便拥有了4000多人的兵马。高干、卫固等人合兵围攻杜畿，但由于杜畿得民心，他们最终没能攻下张县。后来，曹操的大兵到了，高干败走，卫固被杀，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河东郡。
在河东郡，相对于掌有实权的卫固、范先，由于杜畿初上任，没有实权，所以，他只有采取退让、隐忍的办法，然而，他却在一步步地计划实践着自己的计谋。他让卫固等人松于防懈、减少顾虑，等待时机，最终，完成了镇抚河东的使命。
一个人谋取胜局，要把锋芒藏起来，更多地表现通达的一面。谋取胜局一定要含而不露，不可明目张胆。
在国外也存在这样的例子。
14世纪末，欧亚地区的强国土耳其入侵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第勃拉地区的领主卡斯特里奥蒂被逼无奈，只好臣服于土耳其人。为了表明自己对土耳其的忠诚，他在1423年将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送往土耳其的首都埃地尔内作为人质。
被送去三个儿子中有一个名叫乔治。乔治精力旺盛，机智超凡，他很快引起了苏丹的注意，并受到了苏丹的器重，被送进宫廷学校学习。苏丹为他起了个斯坎德培的名字，并让他加入穆斯林教。斯坎德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土耳其军事学校，并参加了土耳其军队对外国的出征。在战斗中，他表现出众，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获得了贵族的封号。1438年，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封他为被征服的阿尔巴尼亚著名要塞克鲁雅的领主——苏巴什。
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斯坎德培却恨透了土耳其苏丹。他韬光养晦，长期栖身敌巢，骗取信任，以等待有朝一日突然反戈，光复祖国。
斯坎德培深知，若想要重建国家，必须做长期、认真、谨慎、细致的准备，抓住最佳时机一举成功，而绝不能轻举妄动。否则的话，将功亏一篑，全盘皆输。为此，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他广泛地联络当地的原阿尔巴尼亚公国的大众们，同时秘密地和不满土耳其人的邻国威尼斯共和国和腊古扎共和国取得联系。1440年，斯坎德培被调往第勃拉地区任最高长官。这期间，他继续秘密地进行准备，并秘密联系邻近的那不勒斯和匈牙利。
在斯坎德培任第勃拉长官期间，被征服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对压迫掠夺他们的土耳其人愈来愈仇恨，他们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农民们屡次恳请斯坎德培带领他们起来反抗攻打土耳其人。但是，斯坎德培没有答应他们的恳求，他继续装作全心全意效忠于土耳其苏丹。斯坎德培知道，时机还未成熟，如果仓促起事，那么二十年之功，就会毁于一旦。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忍受、等待，甘愿承受着本国人民的误解。
1443年秋天，期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前一年，匈牙利人在领导人胡尼亚迪的率领下攻打土耳其人，取得重大战果。胡尼亚迪计划在下一年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把土耳其人彻底赶出匈牙利国土。为此，他联络了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与他们结成同盟。胡尼亚迪派人与斯坎德培联系共抗土耳其。光复阿尔巴尼亚的国际有利形势已初步形成。同时，反对土耳其的罗马教皇也不断地施压于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们，要他们一见匈牙利军队向南推进就立即拿起武器。封建主们迫于教皇的压力也加快准备。阿尔巴尼亚反对土耳其的国内形势也逐步形成。
这时，土耳其苏丹十分恐惧匈牙利军队的进攻，他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大部分集结在多瑙河边以阻挡匈军，只有很少士兵驻守阿尔巴尼亚。
1443年11月3日，匈牙利军队跨过多瑙河，直逼尼什城，土耳其部队士气动摇，土军总司令巴夏下令土军后撤，千载难逢的时机终于等到了。斯坎德培在土军撤退的一片混乱中，率领仅由300名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队伍从前线回调，直逼第勃拉，发动起义。
第勃拉的阿尔巴尼亚人热烈响应斯坎德培。斯坎德培决定乘土军暂时晕头转向之际，即土军尚未明白过来、调集援军之前，出其不意地把国内所有要塞都拿到手中。他把第一个目标选在克鲁雅。克鲁雅是一个战略要地，地势险要，即使用军事行动也很难攻破。斯坎德培率军到达克鲁雅城下，他知道城中土军还未得知自己起义的消息，于是决定利用自己还是苏丹宠将的身份，诈开城门，他派人进城，送上一道假命令，城内土军赶紧打开城门，让斯坎德培部队入城。当天夜间，斯坎德培便将隐藏在森林中的大批部队偷偷放入城中，突然袭击城中土军。土军惊慌之下，束手被歼。斯坎德培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克鲁雅要塞，城内所有守军也被他消灭。
斯坎德培继续进攻，各地阿尔巴尼亚人民群起响应，开始了反对土耳其人奴役的武装大起义。由于斯坎德培长期隐蔽的准备和选择了良好的时机，起义十分顺利。土耳其人万没料到斯坎德培的举动，一时手足无措，连遭重创。1443年11月8日，斯坎德培在克鲁雅宣布阿尔巴尼亚公国恢复自由。他在克鲁雅白色的城堡上升起了阿尔巴尼亚的国旗——红底上一只黑色双头鹰。
1457年，土耳其八万精兵在久经沙场的土耳其将领叶佛列诺扎指挥下向阿尔巴尼亚进发。此时，阿尔巴尼亚正处于较为严峻的环境之中。欧洲的盟国大都自顾不暇，无法援救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封建领主也开始反对斯坎德培；有些阿军将领临阵投降土耳其。斯坎德培临危不乱，他制定了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打败敌人的计策。他分散、隐蔽了自己的部队，不让敌人发现，瞅准时机突然进攻，猛击敌人一下，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土耳其大军急切地想与阿军决战，企图一战定乾坤。然而，斯坎德培却不断神出鬼没地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不与敌人做正面交锋。土军对此非常恼火，焦躁不安。
斯坎德培知道，土耳其人非常害怕自己，把自己看成是阿尔巴尼亚抵抗力量的象征。因此，他决定利用土耳其人这一心态，设计迷战，诱骗敌军。于是，他躲藏起来，同时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他领导的部队已土崩瓦解，还说他为了保住脑袋已藏入深山老林，再也不敢出头露面。致使这些谣言连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和他的侄子也相信了，深信斯坎德培已不会再起任何作用了。土耳其军队欣喜若狂地庆祝阿尔巴尼亚的被征服。然而，就在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克鲁雅附近的阿尔蒲莱纳平原上欢庆自己的胜利之时，斯坎德培率领阿尔巴尼亚大军从天而降，包围了慌作一团的土耳其人。这一仗彻底击溃了土军，也俘虏数千名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