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5年9月17日再度停刊，1946年1月22日再次复刊，在国民党CC 派控制下出版。由钱新之任董事长，程沧波任社长，詹文浒任总经理，赵敏恒任总编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第3次停刊，由军管会接管。同年6月29日改组为《新闻日报》出版，1960年5月31日终刊。
9.《同文沪报》
1900年2月3日，日本东亚同文会购得《字林沪报》产权，改名为《同文沪报》在沪出版。经理田野桔次、主笔井平三郎。从1901年至1907年，该报由日本外务省每年津贴1万日元。第1号上刊有《同文沪报缘起》，声称该报为宣传东亚同文会宗旨而设，欲将日本维新成功的经验在中国推广，使日中同为富强之国，并立亚洲。该报与维新派唐才常等联系，曾发表鼓吹维新改革的文章。设有论说、上谕、宫门抄、要闻、西电、专件、翻译等栏目。1907年将版面改为对开大报形式，并增加时事要闻、外国要闻、本埠新闻等。1908年4月9日，该报改良扩充篇幅，恢复原名《沪报》出版，编号亦另起。同年下半年因营业不佳而停刊。
该报是日本在沪影响最大的一家中文报纸。该报初出版时，原《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亦同时改称《同文消闲报》，由周忠鉴主编。1901年又恢复原名《消闲报》，1903年10月初再改名为《消闲录》，编号另起。其内容首列骈散文一篇，其后新闻若干则（标题俱用对偶），最后刊诗词小品。它随《同文沪报》附送，每天一期，不另取费。
10.《顺天时报》
1901年10月由日本人中岛真雄利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廷帝后逃往西安的混乱局面而创办的中文日报，该报受日本财阀及外务省支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舆论机关。初名《燕京时报》，后改本名。创办人中岛真雄任社长，龟井陆良任主编，编辑有平山武清、武雄、有留重利，横山八郎、酒家、听花等，得到清政府要员顺天府尹陈譬和日本近卫公爵的支持。日出两大张共8版，第2版为宫门抄、上谕、论说，第4版是各地通讯、小说、文苑，第7版为路透电报、东京特点、时事要闻、京师要闻等。其他第1、3、5、6、8各版均为广告。日俄战争期间，该报大造反俄舆论，影响很大。1905年3月中岛真雄去我国东北办报，该报遂由日本驻华公使购得产权，成为日本外务省控制的半官方言论机关，由上野岩太郎接任社长。1912年又改由龟井陆良任社长，社务开始大为发展，成为北京最有势力的大报。
1917年后，由渡边哲信等人任社长，打着“融合中日文化，民族亲善，经济提携，互尊互惠”的幌子，始终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其言论一贯为日本侵华活动辩护，极力扶植中国的亲日派军阀与官僚，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气焰甚为嚣张，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喉舌。它还以加强各地通讯为借口，在中国各地广派记者、通讯员，大肆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并调查中国各地的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为日本政府的侵华提供决策参考。
《顺天时报》挟其特权出版近30年，但一直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被爱国群众称之为“逆天时报”；拒派、拒订、拒看的运动一再发生。但在北洋军阀严密封锁新闻的情况下，该报也时而透露一些政界消息。除中文日报外，该报还出有巩杂志一种。后来因该报没有日本公使馆的津贴，经济上赔贴很多，已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1930年3月26日出至9284号后停刊。
11.《益世报》
1915年10月10日罗马天主教会在天津出版的中文日报，由罗马教廷指派的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创办并任董事长，中国天主教徒刘浚卿被聘任为经理。日出3大张，雷鸣远、马相伯合编“宗教丛谈”专栏。创刊初期，该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2月8日，《益世报》曾在北京设立分馆，由杜竹萱任经理，两年后一度被安福系封闭。1919年五四运动后，同情学生运动。1921年起周恩来旅欧期间，被该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先后撰写“旅欧通讯”达56篇。报纸营业蒸蒸日上，销数为华北报界之冠。后该报充当直系军阀喉舌，激烈反对皖系与奉系。1924年直系被奉系打败后，该报被张学良接收变为“大元帅”的机关报，由霍战一主持，杨绍卿曾任经理，王子鱼、王小隐等参加编辑。因报社大权旁落，声誉一落千丈。
1928年奉系失败后，刘浚卿复任《益世报》总经理，聘刘豁轩任总编辑，汪心涛、赵漠野、唐际清、丁继昶、吴云心等任编辑；颜旨微、傅立渔、景耀月、毛壮侯等人先后受聘撰写社论。同年11月1日，版面上的“宗教丛谈”改为“真道正言”专栏；按照股东大会决定，该报以公教精神、政治学理、指导舆论、扶植民权、维持国家和平、增进社会福利为办报宗旨。
1932年1月聘罗隆基任社论主撰2年，1934年又聘钱端升继任社论主撰，均大力抨击日寇的侵华阴谋，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民众欢迎，销数突增数倍，一度被国民党禁止发行而停刊。3个多月后经疏通才解除禁令而继续出版。1937年七七事变后，继续主张抗日。天津沦陷后，改为4开小张出版，日销10万份；同年8月18日《益世报》总经理生宝唐为日军捕杀后，该报于8月21日停刊。1938年10月10日，《益世报》由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在云南昆明复刊，先行出版《益世周报》，同年12月8日以复刊出版《益世报》日刊。日出对开1张4版。1939年11月24日昆明版停刊，迁往重庆。1940年3月24日出重庆版。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发表过多篇为蒋介石张目与诬蔑新四军的社论。抗战胜利后，该报设总馆于南京，并在上海、天津、北平、西安、重庆设分馆，6张报纸同时出版。南京版创刊于1946年11月12日，1949年1月终刊。上海版创刊于1946年6月15日，天津版于1945年12月1日复刊，1949年1月停刊；西安版早在1945年4月创刊，重庆版继续出版，于1948年底停刊。
三、外报在华的扩展与影响
（一）外报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中原腹地
在华外报的出现及其迅速发展，是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步进行的。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的办报活动局限于澳门与广州两地。1839年秋，林则徐奉旨到广州禁鸦片，中英关系紧张，广州的外商办的外文报纸便转移到澳门出版。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崛起，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重要基地，原先在澳门出版的外报，纷纷迁入香港出版。直到1845年以后，广州才又重新出现外报。
五口通商开始不久，上海、宁波、福州也陆续出现外报，办报活动已扩展到华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烟台等地均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已从东南沿海扩张到中原腹地。1871年在北京的英美传教士，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1872年8月，该会在北京创办《中西闻见录》中文月刊，突破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最后一个禁区。
（二）外报垄断是殖民主义者侵略行为
从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约有180种。虽然来华办报的外国人并不都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有的为了传教，更多地寻找发财的机会，但他们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将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却并无二致。从政治倾向来看，同样是外国人办的报纸，英文报纸要比中文报纸的侵略性强，反华的叫嚣更露骨；葡文报纸与英文报纸也不一样，葡文报纸对中国事务较少干预，一般能保持中立。在鸦片战争前，大多数外报，特别是英文报刊为英国倾销鸦片的政策辩护，鼓吹发动对华战争。鸦片战争以后，又为新的侵略扩张行为制造舆论，鼓吹中国应走印度道路，其殖民主义的立场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也有对华持友好态度的外文报纸，如英商台仁特主持的《中国之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同情太平天国运动，并敢于揭穿英国政府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中国士兵撕下“亚罗”号船上的英国国旗的谎言。但这样的英文报纸，毕竟是个别而非一般。
（三）外报客观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媒介即信息”。外报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传播内容总体上说，总要为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但作为传媒本身而言，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远较中国传统的邸抄、京报先进；是近代文明的一种表征和近代文化载体。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外报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客观上为被封建统治长期禁锢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识中国落后的窗口，从而促使这部分中国人的觉醒。它所刊载的科技知识，科技成果，如轮船、火车、电灯、电话、织布、造纸、望远镜、照相术等等，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长了见识。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有启蒙作用。
（四）外报的办报实践有助于中国报的发展
近代报刊是舶来品，并非中国土产。它与中国传统的邸抄、京报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有独立的采写权、评论权，不能为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大清帝国国门将近代报刊带入的话，在严厉的封建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不可能产生近代报刊的。
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报刊萌芽于16世纪末与17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商埠，到17世纪后半叶，印刷日报早已问世，所以西方传教士19世纪初来华传教时期，他们所掌握的办报技术已相当成熟。外商在华所办的外文报刊在形式编排上，与当时欧美最先进的报刊已无多大区别。外国人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为了迎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与适应中国士人的传统习惯，采用线装书本的装订形式，引用大量孔孟语录，以取悦中国读者。但1827年出版的第3种中文刊物《天下新闻》时，即已改为散张形式，更接近一张近代报纸。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可以像在本土上一样自由办报，并且雇佣中国文人当助手或翻译。
通过外报的新闻工作实践，西方的新闻采访、编辑、业务，报馆经营管理方法和发行、广告、印刷技术也陆续为中国人所掌握。近代中国的著名报人王韬、黄胜、钱昕伯、蔡尔康、何桂笙、高太痴等人，无一不是在外报的新闻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西方的办报经验为近代中国的报业，开辟了一条捷径；外报也为中国报界，培养了第一代新闻工作者。
但是，外国人虽将近代报刊传入中国，培育了第一代中国近代报人，却不是近代中国报业发展的推进者与革新者。1815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刊业务进展缓慢。这些报刊的外国主办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意追求“中国化”，不用西报版式而用中国旧有书本线装式，或凭吟风弄月、谈神弄鬼的货色充塞版面，或尊孔读经、大谈儒学，从强调通俗转向讲究高雅。事实证明，外国传教士与外国商人，虽将近代报刊的基本业务模式传入中国，却不是中文报刊业务革新的推动者。将中文报刊内容与形式进行革新，推动新闻业务进步的任务，主要是后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为改革和革命而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完成的。
《申报》沿革与近代新闻传播思想
一、《申报》的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