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潮源于解决上下矛盾，即阶级矛盾的需要。尽管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错综纷陈，但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遭逢“千年变局”，外有西方列强虎视鹰瞵，内有传统与现代水火难容，而政府却腐败无能，惟知敲骨剥髓，加重人民负担。里外矛盾、新旧矛盾羼入上下矛盾，使上下矛盾异常尖锐。有识之士为求解决之道，翘首异域，社会主义思潮赴面而来；相磨相荡，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历经中国革命考验而弥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旗手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批判继承中国旧传统，发展马克思主义，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社会找到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由三大社会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思潮——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社会矛盾触发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引领文化思潮，文化思潮汇流史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化大潮的一支，史学思潮受其挟裹，为其归趋。中国近现代的三大社会矛盾：新旧、里外、上下的矛盾，促成了三大社会思潮：民主思潮、民族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发。三大社会思潮牵动了与此生死相依的三大文化思潮的激荡：启蒙主义或批判主义文化思潮、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社会主义文化思潮。知识界“铁肩担道义”，三股文化思潮依傍三大社会思潮，找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出路。三股文化思潮呼啸而来，挟裹着三大史学思潮。受其影响，与之相应的三大史学思潮也囊括了批判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源于启蒙主义文化思潮和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它既以史学作武器批判中国旧传统和旧文化，又以西方新史学为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构建现代新史学。它的矛头指向是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旧史学。其理论武器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与科学实证思想；旗手是胡适，顾颉刚的“古史辨”派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是其双翼；“把历史学建得像自然科学一样好”是其最高宗旨；通过史学反孔学、反封建、反泥古、反专制是其基本立场；实证主义乃其历史哲学；存疑考证是其根本方法路径。批判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提升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劳苦功高，但对中国旧传统、旧文化、旧史学的一概抹杀却显偏激，乃至影响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和文化认同，负面至大。片面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否认历史学的人文性，不仅会导致历史学的异化，甚或消弭，而且会导致民族的消解和人的生命关怀的凉薄，终究削弱历史学存在的价值。
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源于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史学思潮都着眼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解决里外矛盾，救中国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但社会思潮着力于救国，文化思潮聚焦于文化复兴，史学思潮则关切于接续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和优良史学传统。救国、救文化、救历史与史学构成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史学三思潮齐头并进的三境界。民族主义史学思潮热心于接续、更新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极参与构建现代史学。它的眼光注视着传统文化与传统史学，但并不充满仇恨，而是满含温情与敬意。一般来说，它并不排斥西学，其引介欲望不亚于批判主义史学思潮，但其重在引入对构建“文化民族”和民族史学相关的西学资源。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等。其历史哲学异彩纷呈，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生命主义等不一而足。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复兴、现代史学创立殊有大功，对于生命价值、学术自由、人格尊严的培育屡有建树。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批判乏力。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民族史学构建不遗余力，对于民主史学创设却心怀鄙薄。其唯心史观得到充分表现，唯物史观尚未自觉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潮而涌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大支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扬弃性地汇流了批判主义与民族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使之臻于辩证统一的境界，从而在求真和经世两个层面有机交融，统帅在实践标准之下，至于中国史学现代性高度平台。其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关注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关注革命斗争、关注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同它的革命性、批判性和科学性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功勋卓著，但要进一步摆正经世与求真的关系，避免机械化、教条化的倾向，与时代精神汇流，争取更大的发展。
四、由三大史学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派别批判史学民族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每一思潮都有其流派汇入，方能成潮，追随着三大史学思潮的有三大史学流派，与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相关联的是批判史学流派、民族史学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本书第五、六、七章着重评述了以上三大史学流派。第五章《文化批判主义与批判史学》首先论及批判主义思潮与批判主义史潮的连带激励关系，然后在研究批判史学流派的理论指导，尤其是它的西学思想基础时，从该派的理论导师和精神领袖胡适切入，对胡适理论的西学源流做了一番考察，认为胡适的“批判”与“破坏”，以及实证主义思想主要源于杜威，其存疑主义史观与赫胥黎、达尔文有甚大关系，其科学论则出自生物进化论。最后论及批判史学派别的史观与业绩，主要考察了该派在“五四”中的作为及胡适对其影响，顾颉刚的古史“层累地造成”论和用故事和神话研史的方法，傅斯年的古史观、“科学”的史料观和用语言学解释历史的方法等。
批判史学又称启蒙史学、破坏史学与科学史学。严格地说，胡适是批判史学的理论导师与精神领袖，无论是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理论，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一概是胡适“实证论”、“怀疑论”与“大胆假设论”的具体诠释。批判史学流派理论别具一格，业绩赫然可观，在社会思想上，他们反对尊孔复古，反对专制，呼吁民主自由、科学与进取。在史学层面上，他们以“实证”的方法，说明古史的虚妄、三代的渺茫，意在打碎人们心中的崇古迷梦，带国人走出中世纪的丛林，认清世界发展的潮流、民主与科学的曙光。批判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超越乾嘉史学的“求实”及崔述的“疑古”，表现出时代性与世界性的特点，也在史学方面作了“科学主义”的有益实验。从以上意义上说，批判史学既是自由民主与启蒙式的，又是科学主义的。批判史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大胆批判”多于“精密求证”，求证过程难免牵强附会；于中国文化批判破坏有余，体认“建设”不足；启蒙及播扬民主有功，但对民族关怀与激励乏力；“科学”的宣传，着重“机械”的运作，而少辩证的分析；关注史学的科学性，疏忽史学的人文性。总之，批判史学是一个有缺憾的先进史学流派，先进与缺憾并存，是历史赋予它的特点。
第六章《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首先论及民族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与新史论的创设，在审读、反思旧史、建构“新史”方面，对梁启超、刘师培、何炳松作了个案关照，对民族史学的四大理论作了具体论述，认为由国粹“国光”论到文化民族论，而至于中国本位论，再加上民族史学特有的人生心灵论，可以纵览中国民族史观的前行道路。其次论及民族史学丰硕的学术成果。这包括筚路蓝缕开拓通史与断代史研究的广阔领域；进行学术史研究，成果累累；编撰教科书，具有首创之功；考史求真，作出重大突破。此外，在甲骨文考证、敦煌史料整理等多方面贡献，不可磨灭。最后论及民族史学的西学支持。普遍的观点认为，民族史学属于保守史学，对西学一概排斥与锢蔽。事实恰好相反，民族史学对西学的热情不亚于批判史学，民族史学同样在西学传播上做出了成绩，他们的史学理论同样拥有西学资源的支持。本章从文明开化史观的引入、有关历史与科学的讨论、民族史论的西学资源、自由民主思想的另类宣传与主张四大方面进行审视，足证民族史学融合吸纳了西学。
民族史学强调考实与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们用翔实的史料说话，表达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具体史观多彩纷呈，基本态度大体一致：对传统文化尊崇与弘扬，同时也对旧史学作深刻反思与检讨；对本位文化首肯与实践，形成民族史学的“四大理论”；对人生问题予以特别关照，建构独自的“心灵”体系；虽则欢迎西学的播入，然而对国学多一分情结，他们力倡传统再造、文化复兴。这些既为民族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该派的重要学术与思想成果。虽则如此，民族史学也有明显缺陷，它关心心灵建设，而对制度建设就关心不够；着重引进的是康德、尼采、叔本华、柏格森、杜里舒、白璧德等的思想，但对卢梭、洛克等人的思想则很少引进。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思想与西方经典思想还有很大距离。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的确立、宪政制度的建立、市民阶级的独立等重大话题，他们三缄其口。他们引进的，常是“反西方的西方学”。他们对科学史观浅尝辄止，未加深究，其苦口倡言的“新史学”结果还是归源于唯心的一端。
点。其三大教训是：第一，史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要不要和现实的社会使命挂上钩。必须坚决杜绝影射史学，坚持历史研究的尊严和科学性，注意史学正确致用于现实的问题。第二，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第三，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传统文化与海外优秀史学和文化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成功之处，也有挫折和教训。最后，本文从六个方面对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前瞻。我们认为，基于20世纪中外史学发展的事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久经考验，活力仍在，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时期；将更加注意改善和加强历史学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研究；将切实考虑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把握好求真与经世的辩证关系；会更加关注中外史学的交流，在中外交流中发展和提高自己；已呈现多学科、多元化和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其前景灿烂；将更加重视年轻学者的培养，希望他们更快成长，更加成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70多年的发展行程，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特点，其历程曲折，其成果卓著。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至大革命失败，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草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贡献良多，李大钊尤甚，其《史学要论》是这一开创期的史学代表作。尽管草创艰难，成就微薄，但生机无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前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发展时期。郭沫若、吕振羽为其代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组队入局，从理论上推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一个真正关键的发展时期。其两大突出成就是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另外，从抗战后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较之以前，无疑更大。研究领域和范围拓宽了，专业研究人员较前增长，历史研究的专职机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从宏观上和方法上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即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另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也热闹一时。但所谓的“史学革命”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挫折。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我国史学界蒙受浩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遭到践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几频绝域。“文革”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焕青春，生机勃勃，成果丰富。首先是出现了对尔后史学大发展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思想大反思，继之而来的是史学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兴。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还密切关注史学信息的搜集工作，也注意加强同域外的学术交流。中国史学界在全球视野下自主意识的凸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信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辩证统合了古今中外史学的优良传统，因而它既是批判的，又是继承的；既是否定的，又是否定之否定的；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求实可信的，又是求真可靠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总而言之，既是解体的，又是重构的，实际上是融合式重构，即融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扬弃的。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绝非简单的批判与继承。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高峰。它具有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的特征。它不仅是科学与实践的、实证与求真的，也是经世致用的、具有价值关怀的。它对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又瞻望了历史的前途。既是解体家，又是重构家；既是病相报告家，又是预言家。它主导着中国现代性史学发展的方向实属必然。历经艰难曲折，峰回路转，现代中国史学终于找到了其光明前途。
总括而言，中国近代以来，史学经过经学的蜕变，摆脱古来的“奴婢地位”；继而开眼看世界“走上了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再则吸收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始对史学之“心”，即其哲学内核作深入改造；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部，完成经世学的现代诠释，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以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的现代性史学框架。中国史学在此蜿蜒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批判史学、民族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犹如三驾马车，尽管着力不一，时有碰撞冲突，但大体方向趋一，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主体地位也被历史肯定，引领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