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袁世凯众多儿女亲家中，周馥是他最为相契相知的一个。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此公一生简直是个奇迹，论功名，只不过是一名监生，却能平步青云，最后把官做到总督一级，也是难得的异数。
周馥年轻时混迹于社会底层，帮人代写书信，也干过刀笔吏。按清律，凡有功名的士子一律不许参与讼事。周馥是监生，替人写过诉状，打官司的两家都有来头，输了的那家将他告到衙门，县官要抓他进大牢。惊吓之下，周馥来了今远走高飞，投到曾国藩军中做起了缮写员。据说，曾国藩军情奏折中有句“屡战屡败”被改作“屡败屡战”的点睛之笔，就是周馥所为。
在曾国藩幕府里工作了几年，也没得到重视。周馥打道回府，想在安徽老家谋个像样点的饭碗，结果仍不如意。此时是太平天国后期，社会上闲散人员太多，劳动力积压严重，找工作很困难，加上他也没有高文凭（只是个监生)，因此一直是个待岗的身份。听说李鸿章重视人才，周馥决定一试。此公想到的方法有点特殊，虽说是毛遂自荐，却与他人不同，他在李鸿章办公的官府前摆了张书案，给士兵们免费写书信和对联。周馥书法颇见功底，文字功夫也相当了得，此公的声名很快在士兵中传开了。李鸿章听说后还不信，亲自跑来考察一番，发现面前这个中年人确实是个人才，遂招去做文案，逐渐成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一员。周馥的成功貌似带有运气成分，仔细分析则不然，机遇永远在那里站着，只有勤奋和有眼光的人才能抓住它。
袁世凯认识周馥的时间很早。周馥去世后，其三女婿袁克轸(袁世凯第八子)曾在挽联中写道：“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惟公最早”。就是指袁与周早期相识一事。那时候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还在世，经常来往于李鸿章府中，偶尔也带少年袁世凯出去长长见识，后来袁保庆与周馥在两江总督马新贻幕中共过事，关系走得很近。袁世凯对周馥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两个年龄相差近20岁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们会成为最相契的儿女亲家。
这对忘年交在山东开始了他们的政治蜜月。开埠(开通商口岸)、修铁路、办学堂、建自来水公司等一系列举措，昭示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在这对盟友手下艰难起步。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为了让彼此关系更牢固，他们结成了一门儿女亲家，袁家八子袁克轸娶周家十一小姐周瑞珠做妻子。
周家祖上并没有什么显赫人物，但是从周馥这一辈平地忽起，其家族文化史构成了近代史上一道绚丽风景。上世纪初，周家以天津、上海为基地，已形成了庞大的实业家族。到了世纪末，又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理并重、中西交汇式的学术大家族。从官宦到实业再到书生，周家能人才子层出不穷，灿若群星，足足风光了一百多年。周家第二代中，长子周学海“不为良相，甘为良医”，是我国医学界的泰斗。四子周学熙，被誉为“北方工业巨子”，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第三代有周今觉、周叔韬、周志俊这样的儒商。第四代涌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如周一良、周熙良、周绍良等。第五代“启”字辈，有周启成、周启乾、周启鸣等。此外族中还有不少全国知名的收藏“大王”，如“邮票大王”周今觉、“戏单大王”周志辅、“古墨大王”周绍良以及着名藏书家周叔韬等。
其中最为耀眼的莫过于“红顶商人”周学熙。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又字止庵，光绪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周学熙以候补分发山东，被袁世凯委派创办山东高等学堂。显然，儿子沾了老爸的光，这次重用多半是看在周馥的分上。但是，此人很快显现出了卓尔不凡的才能。创办了大学是新生事物，无前例可供参考。周学熙按照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制订办学章程，大力整肃校风，大胆聘请外籍管理人员和教员，开设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课目，这些做法开风气之先，很受袁世凯的赏识。
第二年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周馥接任山东巡抚，周学熙循例回避，转直隶候补，直接进入了袁世凯的圈子。时值“庚子事变”后，天津市面货币极度缺乏，民生凋敝，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银元局总办，创办制币厂，铸铜钱以代替制钱，在资金、厂房、机器和工匠等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凡七十日而成功开铸”，铸出十铜圆150万枚，袁世凯“讶其神速，推为当代奇才”。此后周学熙被派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袁世凯很快批准，并任命周为总办。在袁世凯与周学熙的联手推动下，直隶近代工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等近代知名企业的创办初期，均曾由官银号拨借资本，这自然与袁世凯是分不开的。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其股东以创办人周学熙为中心，囊括了北洋袍洋、安徽同乡和长芦盐商三方面的人士，其中北洋这条线上的人物有张镇芳、言敦源、王士珍、颜惠庆、龚心湛、王锡彤等，皆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家族、姻亲、同乡、同僚等关系的纽带，将他们捆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
周馥有六子：周学海、周学铭、周学涵、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珲，除三子周学涵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在光绪年间先后步入仕途。可他们的兴趣大都不在官场，在实业界及其他战线另辟蹊径，成绩非凡。周馥还有三女：排行第八的周瑞钿、第十的周瑞珍和第十一的周瑞珠。
袁克轸和周瑞珠结婚后生有一子三女。分别是长子袁家政、女儿袁家蕴、袁家芸和袁家淦。袁家政建国前夕随家人到了香港，1956年，满怀爱国热情的他不顾家人劝阻，毅然放弃去美国读大学的机会，报考了北京大学生物系，进校第二年碰到“反右”，袁家政还要往枪口上撞，给党支书提意见，自然成了“右派”，1959年被下放到淮北大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上级破天荒从农场挑选了三名北大生到西昌工作，其中不知怎么有他的名字，就这样阴差阳错进了西昌一中担任教师。文革时他30岁左右，矮小粗壮，脸膛略黑并发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中山装，一双修补过的塑料凉鞋，喜欢用英文唱《国际歌》，喉咙里发深沉的男中音。
据袁家政的学生陈琪回忆，袁家政没教几天书，又被下放到一中农场劳动改造。他的任务是放牛、喂鸡、种菜和管理果树，还有个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任务是给大家读报。1973年10月的一天，农场组织读报活动，袁家政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往一张《人民日报》上凑近去，突然像中了邪似的两眼发直，满脸通红，声音也颤抖起来。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并不起眼的新华社消息：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世界着名美籍物理学家、美国高能物理研究院院士吴健雄、袁家骝博士回祖国访问，于昨天下午抵达首都机场。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毛泽东主席于当晚在中南海接见了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读到这里，袁家政哽咽着再也读不下去了，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陈琪和另外两个同学跳过水沟赶紧将他扶住，他一把抓住陈琪的臂膀大喊：“我哥哥嫂嫂从美国回来看我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说完便沿着山坡发狂般地跑了起来。
在北京访问期间，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单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请周恩来总理委托人寻找失散多年的“右派”弟弟袁家政是否还在人世。如果在，请帮助转交五千美金。经过组织调查寻找，得知袁家政在西昌一中的农场工作，每月领取工资，工作生活一切正常。当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和夫人章含之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健雄、袁家骝博士，并谢绝了交给袁家政五千美金的要求，吴、袁两位博士只好带着遗憾和惆怅离开了中国。
1975年袁家政结束了农场生活，重新回到西昌一中教书。此前袁家政一直是单身，这一天学校忽然来了个身材高挑的北方女郎，瓜子脸白里透红，一口天津卫的卫嘴子声音悦耳动听。后来，该女子成了他的夫人。据袁家政说，这个女子能嫁给他是缘于“报恩”。当年袁世凯在天津骑着高头大马巡视，路遇一沿街讨饭的叫化子，袁见小孩眉清目秀，收在身边做了勤务兵，那个北方女郎即是叫化子的孙女儿。故事有些像现代传奇，也不知其中有几分真实。
两位着名的博士哥嫂到中国访问，无形中帮助袁家政提高了政治地位。不久，戴了多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袁家政更是扬眉吐气，他的脾气也大了许多。上课时，如果学生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他会忽然从手中射出一个粉笔头，精准地射在那位学生的额头上，全班同学还不能笑，一笑又会有更严厉的惩罚。对上英语课讲话的学生，他会点名罚站，还会开口怒骂：“猪，不好好念书，回家抱孩子去！”这个形象似乎有其祖父袁世凯的影子，真是造化弄人。不过他内心里对学生还是很好的，只要有学生提出不懂的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仔细讲解，脸上始终浮着温和的微笑。
20世纪80年代初，袁家政赴香港补习了一段时间的英文，然后到美国读书，带着那个祖籍天津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洛杉矶。
二
依早先的清律，满汉后裔是不能通婚的。“满洲旧俗，凡所婚娶，必视其民族之高下，初不计其一时之贫富”。(昭梿：《啸亭杂录》）若满人娶汉女，不能上档、不能领红赏和钱粮。如果满族女子嫁汉人，则取消该女子原来所有的特权，还要受到非议和谴责。
东北地大物博，容易谋生。晚清以后，从山东、河北、河南“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朝廷只好开禁，允许关内移居东北的汉人与满人通婚。但是仍留下了一个尾巴，对满族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八旗子弟从关内北京等地回东北开垦种植。
满汉通婚开禁之后，袁世凯得风气之先，立马与满清权贵订立了几桩姻亲：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的独生女儿；十三子袁克相娶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儿；七女袁复祯嫁给了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荫铁阁。此外，原先订下的婚姻还有次女袁仲祯嫁端方侄子。袁世凯死后，袁仲祯坚决解除了这桩婚约，嫁给了晚清大臣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
晚清流传一句民谣：“京城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是荣庆，小那是那桐，端老四是端方。这三位才子不仅有学问，擅诗文歌赋，好金石书画，而且思想和行为既新潮又时尚，与满清那些顽固派截然不同。年轻人永远是代表未来的，何况又是特有才华的三个年轻人，袁世凯自然会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荣庆早已进入袁的幕府，那桐和端方更不用说，无论在军机处还是在封疆大臣位置上，他们都是帮袁世凯说话的铁杆“保袁派”。
先说端方(1861-1911)，此人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端方一生历仕南北，总督一方，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许多大事件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其幕僚劳乃宣这样评价他：“昼则接宾客，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咨取焉。谋虑即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精明能干的形象跃然纸上，连翁同龢也称赞他“读书多”“勤学可嘉”。
这个人喜欢谈论时局，遇人动辄滔滔不绝，观点符合文明潮流，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这一点很对袁世凯的脾性。说起来，袁世凯和端方早已有过政治上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丁未政潮酣战正急，时在上海担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通过技术造假，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梁启超在一家报馆门前合影的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岑春煊一直是她眼皮底下的红人，竟然和维新派搞到了一起，结果自然是撤职。威风凛凛的岑春煊，就这么轻松地被扳倒了。这件事弄得端方声名鹊起，郑孝胥评价天下人物有几句名言：“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宣统元年(1909)，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一般人都认为他将要为清廷挑大梁了，哪知关键时刻栽了个大跟头，而且这一跤跌得不轻。
事情的起因小得不能再小，仅仅因为在给慈禧太后举行葬礼时，他安排手下砍了几棵树，照了几张照片，就遭贬职丢官，由此也可看出宦途之险恶。这件事是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最先发难的，背后的黑手却是杨崇伊。其时李国杰为农工商部左丞，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参劾端方在陵园砍树坏了风水，照相更是摄走了皇室的魂灵，隆裕太后拿不定主意，把案子交部严议，几经折腾，结果倒霉的端方还是被剥夺了官职。
李国杰是杨崇伊的女婿，他参劾端方，是为了帮岳父出一口怨气。这事说来有趣，扼要简述一下。杨崇伊，字莘伯，戊戌政变的最初发起者就是此人，是维新派的死敌。本以为戊戌有功，事后却并未受奖，与荣禄的关系也比较僵，于是辞官回乡。心情郁闷中偏偏与吴姓人家为争夺一个婢女，动了洋枪，涉讼公堂。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端方，听说这个顽固派遇此一劫，索性落井下石，以风流罪严办，杨崇伊遭到了革职严管的处分。经历了这场风波，杨崇伊对端方耿耿于怀，逮住了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官场上的一报还一报永远是没有止境的。
其实端方遭遇贬官与他和袁世凯交好也不无关系。宣统三年(1911)，端方东山再起，被朝廷授命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出京南下赴任途中，经过河南彰德，他专门下火车去拜访袁世凯。此时袁虽说仍在洹上村当“隐士”，但是朝野上下希望他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袁世凯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次会面，宾主双方是在非常愉悦的情形下进行的，袁世凯还专门安排了一场电影——这在那个年代是十分少见的。除了谈论时局和对策外，两家还订了这两门姻亲。陶雍是端方的独生女儿。袁克权谈吐儒雅，是袁世凯的爱子，这桩婚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慎重的考虑，也足见袁世凯与端方关系之不一般。
端方要了顶官帽子，但是并不想去四川。铁路收归国有后，川、粤两地当初投资铁路的官绅们群情激愤，保路运动闹得风起云涌，四川尤为激烈，此时前往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然而留在湖北，湖广总督瑞瀓却不高兴，疑心端方是来抢夺他的总督官位，便旁敲侧击催促端老四快快动身。端方说，手下无兵，容再延缓几日。瑞瀓慷慨拨出第八镇步兵第三十二标，不够，又从各协拨出一批人马成立一标，称为三十一标，全都交给端方统领。人家做到这个份上了，端方再也赖不下去，只好乘轮船经宜昌溯江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