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是指利用别人之手或第三者之力来战胜对手，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又坐享其成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杀人”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借刀杀人者，不需要自己出马，不需要消耗自己的实力，更不会承担“杀人凶手”的罪名，真是绝顶聪明啊！不过，此计颇为毒辣，属于“阴谋”，而非“阳谋”。
“借刀杀人”之计的关键是一个“借”字，例如，可以“借用”别人已经架好的梯子，顺势上楼去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本计的核心要点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而是借别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对手，引诱别人去杀人。这样，既省时省力，又可以转移视线，落得个两手干净。
在中国历史上，“借刀杀人”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可以说是运用自如，他经常运用“第三者”的力量，去打击自己当前最主要的对手，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所谓“杀人不见血，见血非英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借革命力量“逼宫”
几千年前，大史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里谈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千百年来，多少人为了争夺大好江山，使尽各种手段，争破了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就曾运用“借刀杀人”的计谋，利用南方的革命力量，向清廷步步进逼，最终迫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第二天，清政府就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日夜兼程地南下镇压革命军。可是北洋军都是由袁世凯一手编练的，荫昌作为一个“外来人”，指挥不灵，所以进展非常缓慢。这时，各国驻华使节也再三催促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以稳定中国的局势，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
在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授予袁世凯“湖广总督”之职，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袁世凯非常狡诈，他一心想的是夺取清朝的天下，哪里会看上这个小小的“湖广总督”一职，便借口“足疾未愈，难肩重任”，拒不出山。
当时国内的形势日新月异，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这就给袁世凯提供了大好机会．他便立即预备好了一整套的“逼宫连环戏”，准备“粉墨登场”。
这时，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顿时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各路要人川流不息地从那里进进出出。当时，北洋大将冯国璋也专程赶到彰德晋见老上司，向他请教对策。袁世凯给了他一个“锦囊妙计”——“慢慢走，等等看”，就是先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行动。10月20日，摄政王载沣派徐世昌到彰德去探听袁世凯出山的“价码”，老袁也不客气，一口气就开出了6个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确定军队编制的全权。摄政王载沣知道后，立刻就瘫软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
在内外压力下，载沣被迫步步退让，于10月27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的水、陆各军。这回袁世凯总算“满意”了，才从彰德赶到信阳，指令亲信冯国璋加速进攻武汉。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同一天，“皇族内阁”辞职，清廷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筹组“责任内阁”。没多久摄政王载沣也被迫辞职，退居藩邸。这么一来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就全部落到了袁世凯的手中，他迈出了“逼宫”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采用“文”的一手，积极拉拢湖北都督黎元洪，提议双方实现停战，“和平了结”。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威胁武昌。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同意进行“和谈”。
从12月18日起，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了5次会谈，表面上双方主要是争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实际上，袁世凯只是一心想窃取政权，并不坚持君主制度。所以，12月27日当他接到唐绍仪关于“不承认共和，即无法开议”的电报时，顿时喜出望外，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立即对“国体问题”表态。在御前会议上，隆裕太后被迫同意由“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至此，袁世凯迈出了“逼宫”的第二步。
1911年底，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压迫，孙中山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南京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眼见“大总统”的宝座马上就可以抢到手，袁世凯真是急不可耐，便回过头来，正式向清廷“逼宫”。1月16日，袁世凯率领全体阁员上奏，要求隆裕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秘密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可是在御前会议上，只有奕匡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坚决反对，双方争吵不休。隆裕太后本是个妇道人家，没经过大世面，到这个节骨眼，更没主意了，只好抱着小皇帝溥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泣。
袁世凯知道后，派人进一步威吓说：革命党的势力非常大，如果长期拖延不决，他们很快就会打进北京，那时皇室将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这些优待皇室的条件也就没有了。可是许多少壮派贵族却不服气，当面指责袁世凯甘当王莽、曹操，“欺负孤儿(指宣统皇帝)、寡妇(指隆裕太后)”。
虽然袁世凯使用了各种手段，耍完了“十八般兵器”，但是清廷就是不肯下诏“退位”。最后为了摆脱窘境，袁世凯苦思焦虑，决定使出“杀手锏”——北洋军，加快了“逼宫”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的47名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及各位王公大臣，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同一天，“宗社党”的骨干分子良弼在回家途中被革命党人炸死，更使一班王公贵族魂飞魄散。
次日，隆裕太后再次召集“御前会议”，王公亲贵到场的寥寥可数，只有袁世凯的代表——赵秉钧如期而至。隆裕哭着哀求道：“赵秉钧呵，良弼被炸了，说不定明天又有谁被炸了。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赵秉钧这下可得意了，头一歪扬长而去了，连个头也不磕了，弄得隆裕目瞪口呆。1月30日清廷正式决定“逊位”，以换取《优待条件》。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8项，主要内容是：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变；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清帝费用400万元；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等等。2月12日，隆裕太后终于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袁世凯的“逼宫”顺利完成。当天晚上，袁世凯来到外交部大楼，开始剪辫子，一边剪，一边得意地狂笑。是啊！袁世凯费尽心机，“临时大总统”马上就要到手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随后孙中山遵照约定，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虽然革命势力和清廷都是袁世凯的对手，但在他的日程表上，清廷是他眼前的“敌人”，而革命力量只是将来的“敌人”。所以，他巧妙地施展“借刀杀人”的计谋，与革命党人议和，故意“养”敌以自重，并“借”革命势力来胁迫清廷，先是夺取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最终迫使宣统皇帝退位，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2.“假”冯国璋之手，暗杀陈其美
1916年夏，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被刺，这是民国初年继宋教仁被刺之后又一起革命党人被暗杀的事件。这起暗杀案可以说是袁世凯的“杰作”，他巧妙地“借”冯国璋之手，除掉了自己的死敌——陈其美。
陈其美(1877-1916)，字英士，早年做过当铺学徒。后来他前往日本，进入警监学校，并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骨干。1908年陈其美回到国内，先后在上海、浙江、北京、天津等地联络会党，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人之一。1911年，陈其美联络上海商团，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他出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进攻上海制造局，没有成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乘机向南方拓展，公然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朱执信、李烈钧等数十位革命志士，并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国民党人遭受重重迫害。1913年8月孙中山抵达日本，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并非是由于袁世凯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涣散，不听领袖指挥所致。所以，他在日本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陈其美率先加入，并担任总务部长。
“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无遗，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的同志潜伏各地，暗中布置反袁起义。1915年10月，奉孙中山之命，陈其美秘密潜回国内。当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的死党，他统率精兵数万扼守长江口，同时控制海军，成为老袁的东南屏障。陈其美等人商议，认为如果不除去郑汝成，革命党人在上海就很难开展反袁活动。11月10日，驻沪日本总领事馆开会庆祝日本天皇登基，郑汝成前往祝贺。于是陈其美暗中布置敢死队员10余人，在半路上一举刺杀了郑汝成。袁世凯闻讯后大为震惊，但“木已成舟”，也只好命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
随后，陈其美又一手策划了“肇和舰”起义。12月5日下午4时，杨虎率革命同志30余人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舰长陈可钧等人在舰上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肇和舰”，并立即向陆上展开攻击。可是，另一支由孙祥夫率领的革命队伍，却因为没有照会而被公共租界巡捕所阻，无法按计划占领“应瑞”及“通济”两舰。由于北洋军的炮火异常猛烈，革命军伤亡众多，起义最后功败垂成。
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后，陈其美又在上海积极活动。因为他在上海有实力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力并不下于蔡锷，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和蔡锷遥相呼应，袁世凯就将腹背受敌，大势已去了。所以袁世凯在上海驻扎重兵，不敢他调，防的就是陈其美。为了保住东南地区，袁世凯就必须除掉陈其美。可是怎样才能铲除陈其美这个“心头大患”呢？袁世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想点子。想啊，想啊，袁世凯真是绞尽脑汁。忽然他的心头一亮，想起了《三十六计》里的“借刀杀人”。
原来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南京的冯国璋就与他离心离德，并试图组建以自己为首的“第三势力”，与袁世凯分庭抗礼，但他正担任江苏将军，上海也是其势力范围，陈其美对他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所以，在对付陈其美的问题上，冯国璋和袁世凯的立场又是一致的。这时袁世凯想到与其自己派人去刺杀陈其美，还不如借用另一个对手——冯国璋的“刀”。这样既可以除去“眼中之钉”陈其美，还可以把责任都推给冯国璋，让他去与革命党人拼杀。
果然，在接到袁世凯的密令后，冯国璋正中下怀，立即召见副官长张宗昌，命他亲自出马，去上海执行这一“秘密使命”。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家贫失学。因为父亲早亡，他从小就沦为市井无赖。18岁时张宗昌奔赴东北，先在抚顺挖煤，后至哈尔滨为赌场守卫，随后到了俄国海参崴，结交了一批绿林朋友。辛亥革命期间，黄兴曾派人到东北去招兵。当时张宗昌召集了一两千人，被委任为管带，从海道来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陈其美正担任沪军都督，就将张宗昌部编为骑兵团，并把他提升为团长。“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南侵，张宗昌便投靠了江苏督军冯国璋。成为他的副官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不过最臭名昭着的是，张宗昌后来成为一方军阀，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军队”“多少姨太太”，当然这是后话了。冯国璋之所以选中他负责执行刺杀任务，正是考虑到他曾在陈其美手下任职，对陈的活动规律比较熟悉。
张宗昌领命后，便携带巨款来到上海。可是陈其美在上海也是非常谨慎，一般人是无法找到他的。正当张宗昌一筹莫展之时，无意中碰到了自己的老同乡兼旧部下程子安。这时程子安正好在为陈其美跑腿办事，但受人排挤，极不得意。张宗昌觉得有机可乘，就悄悄地劝程子安刺杀陈其美，并说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那程子安本就是一个财色之徒，受不了诱惑，就点头同意了。
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市萨坡赛路，陈其美突然被人刺杀，年仅40岁。后来证实袁世凯为了刺杀陈其美，曾许给张宗昌70万大洋的赏金。
十几天后，袁世凯也病死了。孙中山曾亲撰祭文追祭陈其美，云：
“……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勿瞑目。曾不逾月，贼忽自殂，君倘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白兹始。”
当时陈其美既是袁世凯想杀之“人”，也是冯国璋的对手。可是，狡猾的袁世凯自己躲在幕后，却假冯国璋之手，巧妙地运用张宗昌这把“刀”，很快就干净利落地除掉了陈其美，从而稳定了自己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二、声东击西
所谓“声东击西”，就是在表面上装作去攻打东边，实际上却是攻打西边，在军事上，声东击西是指忽东忽西，巧妙地引诱敌军，给对方制造错觉，使其疏于防备，然后再趁其不备，出奇制胜，歼灭敌军的谋略。
不论是在战场、商场，或者是在政坛上，“声东击西”之计随处可见，花样也很多。“声东击西”的关键，就在于采取灵活、机动的行动，制造假象，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把对手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造成对手的错觉，使对手失去警觉，自己再乘虚而入，出其不意地战胜对手。当然，要是你没有很好地运用“声东击西”的计谋，被对手发觉了自己的真实意图，采取“反措施”，你就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年周瑜就曾“班门弄斧”，想“声东击西”夺回荆州，却被诸葛亮识破，弄得他狼狈不堪，最后竟被活活地气死！
袁世凯很善于运用“声东击西”的计谋，他经常先是明确自己的主要目标，然后再玩弄一些“魔术”，忽而击东，忽而击西，把自己的主要目标掩盖起来，让对手摸不清他的“底细”，使对手毫无提防，力量分散，他再突然出击，击败对手，达到自己的主要目标。
1．推动官制改革，转移对手的“视线”
为了争夺权力，多少阴谋家、野心家大出风头，既有武力的抢夺和血腥的屠杀，也有温文尔雅的“禅让”闹剧和冠冕堂皇的“清君侧”。袁世凯可以说是“一代奸雄”，早在清朝末年他就被人称为“活曹操”。在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居然提出了最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其中就包藏着“居心叵测”的阴谋。
日俄战争后，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高涨，为了表示顺应“民意”，清廷决定派遣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8月，五大臣从西欧回到了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将他们接到了完全西洋风格的直隶总督府把酒言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