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都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袁世凯仍在生气、余怒未消之际，又来了一篇逆耳忠言。有位严修老人(严范孙)，看到筹安全搞得火热，心有所危。便从天津赶来，到袁世凯的府上。他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道德文章都好，素为袁世凯敬重。他不避忌讳，言辞极为诚恳地劝告袁世凯，他说：“历代帝王搞家天下，都没有好下场。何况民国改造，已经四戴，共和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大总统早愿为皇帝，当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这是失掉了第一次机会。又不能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位，这是失掉了第二次机会。四年已过．清室移让民国之条件已定，政府颁布共和之制度已明，如今若再行帝制，如何能昭信于天下之人？那些搞帝制的人，每天打着文臣武将的旗号蒙蔽大总统。外间的真正舆论，大总统能知其大概吗？我严修为文臣武将担忧，为大总统担忧，为袁氏家族担忧，真希望将来事实不像我说的那样。愿大总统三思而后行之，则国家和袁氏之福，馨香祝之。”
袁世凯听完这番议论、似有所悟，信心一度动摇了。可是袁克定哪肯罢休，他正在做皇太子的得意梦，连“皇大储君”的玉印都刻好了，怎能让这个糟老头儿给搅了？！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脾气，吓得严修于黑夜悄然跑回天津去了，再也不敢来北京，虽然后来袁世凯多次具书诚邀，也无济于事。
国学大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失去了自由。各界人士写信打电报给袁世凯，请求释放章太炎，袁一概不予理睬。当实行帝制时，袁世凯广泛搜罗天下名士上表劝进，杨度请求袁世凯，让自己去游说章太炎，用写请愿书为释放的交换条件，袁世凯同意了。当杨度找到章太炎，说明来意后原担心他会发脾气的，不料他却很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果然有一封信呈送给袁世凯。袁打开一看，信上写道：“你民国元年四月八日的誓词还响在我耳边，现在你忽然产生野心，妄想当皇帝，你不仅是民国的叛徒，而且也是清室的罪人。我被你幽禁在京城，生不如死，希望你见到这封信以后，赶快处我极刑，死在你手，比当年死在满清官僚之手更加光荣”。袁世凯大怒，打算把章太炎杀死，但是又担心遭到社会的强烈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于是，自我解嘲地说：“他是个疯子，我不与疯子计较？由他去吧”。此事对袁世凯的称帝信心又是一次打击。
袁世凯在上海开设亚细亚报馆，作为他个人的言论机关，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这种行为遭到了其他报馆的反对。为平息各报馆的愤怒，袁世凯派人带着重金去游说，收买各报。他的私人代表会见各报主笔，这些主笔有的回避，有的接待，接待者也拒受贿赂。当然，国内的报纸，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难以发表反对他的文章，可是外国在中国办的报纸，却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了。当时北京就有两家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反对袁世凯的称帝，频频攻击。袁世凯派心腹薛子奇与两报主编商量，答应送两家报纸各一万金，要求他们不要在帝制问题上唱对台戏，两家主编都答应了。第二天，袁世凯拿到报纸一看，果然没有涉及帝制的文章，满心高兴。十天以后，两报却又谩骂起袁世凯来了。薛子奇赶到报社去问，两位主编说：“我们报纸因为发表评论帝制的文章，很受社会欢迎，每期发行数万份。不谈帝制之后，每天才卖出数百份，每天损失千金。贵政府赠给我们一万金，仅够补偿十天的损失。您如果再保证每天给我们一千金，我们报纸宁愿牺牲名誉以报答贵总统”。薛子奇向袁世凯报告后，袁世凯觉得索价太高，不予理睬。两家报纸自此以后，更加猛烈抨击袁世凯。袁世凯十分后悔，对身边人说：“我挨他们骂，是花一万金惹起来的，我真是自取其辱”，此事一时传为笑谈。
面对这些阻力，帝制还要不要搞下去呢？袁世凯非常踌躇。他非常迷信，决定祈求上天示以朕兆，从而决定是否继续进行。于是，每天东方未晓，就立即起身，带领十余侍从，亲自到北海琼岛高处，即喇嘛寺的白塔之上，行祷拜礼，向上苍祈祷。为了表示他的虔诚，每次去白塔，都不用车骑，而是步行。这件事历时月余，外人毫不知晓。
一天清晨，他刚到琼岛之边，忽见左侧树林莽草之中，微有火光熠煜，色白如电，一闪即逝。袁世凯大为惊异，立即命令士兵前去探视。一会儿卫士返报：“琼岛之南，有一处泥土疏松，高耸如阜，大概其中藏有什么东西”。袁世凯还没来得及答话，其长子袁克定抢先命令卫士前去挖掘，以明真相。袁世凯也为好奇心驱使，表示同意，于是就坐在塔前等待结果。卫士挖掘一丈有余，忽然发现一块石碑，碑不太高大，斑驳陆离，古雅可爱。卫士呈献给袁世凯后，只见上面的文字苍古，非篆非隶，惟后面有一行字，系唐碑楷体，据此可知为唐代着名术士李淳风所刻，碑文约三十多字，众人中无一能识。克定请召梁士诒，令其解说。一会儿梁至，反复审视，最后说：“这种文字是缪篆书，臣不能识，请召刘师培。刘某博学多识，于古文篆体，研究有素，他必能破解”。袁世凯笑令速召来。刘师培到后，略一过目，译成三十二字：“龙战玄黄，坠统失纲。庶民不和，洪范宪章。天命攸归，安吉衣裳。(按：吉字是袁字之分拆体)。新我华夏，山高水长”。袁世凯听完大惊：“怎么这事，千余年前已了如指掌？统者，宣统也。庶民一句，指民国共和不成。洪宪二字，尤为明显。最后两句表明新华之兆，只有安吉二句，不知何意？”其话还未说完，刘师培贺喜道：“此句中吉、衣二字，就是我皇受姓象形也”。袁世凯不禁大喜道：“唐代已定今日之局，语语命中，这不就是天命吗？”事后，他把此事告知“六君子”等人，这些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谄媚解释，好像上天垂象，铁案已成。于是袁世凯坚定了信心，要把帝制搞下去。
其实，此碑是袁克定与梁士诒一起伪造的，碑上篆文是刘师培所撰，并召琉璃厂技艺高超之石匠，在梁氏花园中精心雕刻而成。成后，又贿赂北海之卫队长，抬入园内掩埋。然后，在袁氏每日祈祷之道旁树丛中，预伏一心腹之人，携带有镁质之化学物质，在暗处点燃，从而迷惑了袁世凯。袁克定这次冒险成功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当筹安会开始活动的时候，袁世凯想要了解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对帝制的态度。曾写信给湖南某名士，征求意见。某名士摸准了袁世凯称帝的心思，同时自己也想趁机讨好，于是就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我曾遍览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古代圣贤特别重视的是五伦。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民国以来，君臣一伦已经废绝，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四伦也将丧失，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将成为没有伦理的世界。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中国没有皇帝的缘故。外国用民主制代替君主制是有其道理的，但中国历史、地理、文化与外国不同。万万不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可以断言，中国怎么可能没有皇帝呢？”袁世凯看罢这封信，捋着胡须自语道：“好一个中国何能没皇帝！”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十分开心。从这以后，有人便把“中国如何能没皇帝”当做口头禅。
迎合之言固然好听、开心，但掩饰不了客观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先看内部矛盾，内部矛盾之一是进步党人离袁而去。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公开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后来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悬崖勒马。当梁看到自己的论文和长信未能改变袁的主张以后，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志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送上辞呈。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无济于事，他们岂愿做袁的殉葬品！
内部矛盾之二是几位北洋大将的不满。进步党人所觉察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有一种难言的忧忿，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共同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一旦实行帝制，则只能匍匐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最难以接受的。另外，自1913年袁打败国民党后，就在宫廷里恢复了清朝的跪拜大礼。段祺瑞不肯到总统府去拜年，冯国璋跑过来劝他说：“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要因此引起误会”。他把段拉到了公府，当袁出来的时候，他首先跪下去拜年。段也不自主地跪了下去。袁一面哈着腰一面一叠连声地喊道：“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坐了一会，冯又拉段去到卐字廊向袁克定拜年，仍旧行跪拜大礼，袁克定却端坐不动，只是微微地摆了摆手，好像戏台上皇帝叫臣下“平身”的样子。他们退出公府后，段埋怨地说：“你瞧袁老头子还客气了两句，那个大爷哪里还把咱们当人！咱们当了上一辈子的狗，不能再当下一辈子的狗！”冯国璋同样气愤，紧接着说：“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当一辈子的狗！”
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8月29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诸位要人的疑心和担忧，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冯国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从缓和矛盾、韬光养晦起见，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仍然去不了袁世凯的疑心。袁于12月18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
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暧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之后，徐世昌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自为之”。表面上超然度外，实际上是消极而圆滑的抵抗。后来，当他见帝制遭到多方面反对而断定失败无疑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世凯不批准，后来他动了一番脑筋，从替袁世凯考虑的角度，诚恳地对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终于说动了袁世凯，于10月26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准备着帝制失败时，以局外人资格出来收拾天下。
内部矛盾之三是副总统黎元洪的反对。从9月上旬参政院讨论变更国体以来，黎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长，不到院办公，并请解除副总统之职，“回籍休养”。袁总是给他个“恳切慰留”。黎元洪于是又借口丈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请求迁居别处，袁这才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东厂胡同的房屋是袁早年赠给他的。10月1日，他一面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称自即日起，不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办公费，一面咨参政院请辞副总统之职。但两处均无下文，从此他就像个木头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