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奉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接着宣读了宣言，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从这天起改用公历，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当选总统，袁感到自己受了革命党的欺骗。尽管孙在就职的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袁：“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告诉袁不要怀疑，总统的位置将来推倒清廷后肯定让给他。但一生靠骗术行事、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的袁世凯，怎能相信孙中山有如此襟怀坦白、掬诚待人、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袁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忌妒、担心、失望、怨恨、愤怒种种心情，自然交织在一起而无法释然。其次，唐、伍在第四次会谈中所达成的四条协议不利于袁。按照国民会议代表每省推选三人的规定，除内外蒙古、前后藏由南北双方召集外，袁只能召集北方八省的代表，而南方却能召集十四省的代表，人数上比北方占着优势，将来选举总统是否一定选袁，在他看来又是个毫无把握的事情。所以，他故意准唐绍仪辞职，制造紧张气氛，使和议处于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他在内心里还酝酿着一个“禅让”计划，叫清帝退位，直接把政权授给他，以备和谈达不到目的时，自行组织临时政府。但他现时努力争取的还是民选总统。
为了给革命党人更大的压力，迫使革命党人的让步，在孙中山就职的当天，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余人联名电请内阁代奏，狂妄叫嚣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并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言若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孙中山亦知袁对自己不放心，1912年1月2日再次电袁说：“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宪，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话说得极其诚恳，可是袁仍不相信。
孙中山看到袁无和谈诚意，北洋军叫嚣不已，乃决定出师北伐，孙中山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亲自制订六路北伐计划。
此时，帝国主义也站在袁世凯这边并出来对革命派大肆恫吓。有的把军舰开进长江示威，有的阻止革命军在秦皇岛登陆，有的出兵东北、内蒙。革命阵营中的一些领导人如黄兴、胡汉民本来就害怕袁世凯会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军，主张只要袁肯推翻清室，就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帝国主义一出来威胁，他们越发胆怯。汪精卫更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有权利思想，胡说孙贪恋总统的名位而破坏南北议和，动摇孙中山北伐的决心。孙中山不得不把北伐终止下来。
14日双方停战，又主张开始议和。袁世凯对孙中山强行施压，革命党人又软弱无力，鉴于上下压力，孙中山决定辞职，但要袁世凯答应迫清帝退位。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后，证实了孙中山不会欺骗，袁世凯的决心最终定下来了。他立即命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精卫，并转秩庸(伍廷芳)，谓势在必行，义无反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自此之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于是，袁世凯开始加紧了逼宫活动。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硬是把宣统皇帝给逼迫下位了。次日，袁世凯便致电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偷窥他垂涎已久的大总统位了。
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咨文，同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但有三个附加条件。第一，袁世凯须遵守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和一切法律章程；第二，中华民国的首都必须定在南京；第三，临时大总统辞职后，当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始行解职。
当孙中山提出这三项条件时，第一个条件中所提到的《临时约法》，这时还没有制定出来。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孙中山的主持下，这年三月，《临时约法》终得以正式公布。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法律条文，共七章五十六条，其核心内容为，中华民国权力属全体国民，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言论、着作、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政府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牵制，分而治之。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为内阁制，内阁总理及各部部长称为国务员，国家以临时大总统、参议院、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的条条款款时，心中甚是不悦。他找来严修、杨度、杨士琦、唐绍仪等人，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个孙中山像话吗？他自己当总统时，坚持总统制；轮到我当总统了，他却又坚持什么内阁制，要在总统下面设个总理来牵制我，这算什么？”
袁世凯当选总统，如愿以偿，欢欣若狂，并马上舍弃了“临时政府首领”这一不合法的名义，换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可是叫他去南京就职，他说什么也不干。对此，他在十一日的电文中已经有所表示。15日，他就孙中山指责其另组临时政府问题，特别是南下就职问题，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参议院和各省、各军说：“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十一日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他不能南下就职的理由很多，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他离开北京，“一切变端立见”。为了“爱国”，免致“分裂”，他声言，虽北方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没有组织临时政府，还打算放弃南京参议院选举的总统职务，“退归田里”，简直视大总统如敝屣，风格何等高！然而稍为一推敲，就发现是以“退归田里”相要挟。而“退归”还有一项重要条件，即只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和军队接收以后才行。试想北方各省都为其心腹爪牙所把持，各军均系其嫡系武装，哪个不听他的话？谁允许南京政府去接收？你如不接收，他还要“暂维秩序”哩！如此一来，岂不造成两个临时政府的局面？尤其耐人寻味而又带有浓厚讥讽意味的是最后几句话，其用意显然是要告诉对方，他既然能够做到“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南京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到“以爱国为前提”，放弃建都南京呢！由此可见，他采取的是攻势，以退为进，退中有进，比老狐狸还要狡猾。
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趾高气扬地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宣读了下列誓词：“民国建设肇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警告同胞”。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孙中山所要求的条件和前提硬是被袁世凯几乎破坏完尽，仅仅剩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临时约法》是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修订的，开始于2月8日，完成于3月8日，11日由孙中山公布。在正式宪法产生之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一部革命的进步的宪法。它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有一个明显区别，规定了国家政权形式为内阁责任制，而不是总统制。这一重大修改是专为限制袁世凯的。事实证明，仅凭一纸法律，决难限制住野心家、阴谋家进行反革命活动。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即着手组织政府。经袁提议，参议院通过，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唐在前清时是袁的僚属，为袁所信任。南方有些人对唐不放心，但多数认为唐平时与南方颇接近。后来唐加入了同盟会，以取信于革命党人。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真能实行民主共和，也不准备这样去作。对他说来，在革命高潮时与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野心极大，独裁成性，总想个人专断一切。他从旧营垒中过来，当过大官僚，皇权思想至深且重。他十分羡慕封建帝王那一套威严，对当总统不感兴趣，做梦也想登上金銮殿过一过皇帝瘾。因为当总统要讲民主，个人不能为所欲为。同时别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评头沦足，随时褒贬，他无法忍受。当皇帝就迥然不同了，一切由民主所引起的麻烦和苦恼都不存在，何等惬意！况且当皇帝终身掌权，万世一系。子孙后代皆可锦衣玉食，尽享人间荣华富贵；总统无此特权。期满卸任，即退居人下，子孙更不得世袭，哪里比得上当皇帝！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八十个师团，约四十五万人，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大心病。
公元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众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
到了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
同时，南京政府撤销后，还有十几万军队分布在南方各省，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军饷。
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
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义向，懋树风声”。
一年间，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六省裁兵二十七个师，计三十六万人。
在湖北，袁世凯与黎元洪一起裁减了七个师共七万人。
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兵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
临时总统的位子到手了，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也被消减了，袁世凯便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朝着当皇帝的目标前进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观察，他觉得《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大阻力，非加以清除不可。他将自己的策略思想悄悄地灌输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多年的老朋友，由他一手荐举上来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得多么危险。他努力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革命党人对之期望颇大，谆谆嘱其尽忠民国。内阁总理的地位，又使其想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
唐绍仪认真按《临时约法》办事，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强调内阁的责任，强调对国家负责，对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恭顺，这些自然引起了袁的猜忌，“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一天，唐绍仪为一事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唐听后大吃一惊，方知袁对自己的成见已深了，显得十分尴尬。
为了搞垮责任内阁，袁世凯故意架空唐绍仪。他指使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服从唐的领导，同时直接插手重要部门，不让唐染指。
赵秉钧一向自视甚高，对于唐绍仪出任总理原本就十分不服气，在言谈中间，经常流露出对立情绪。
这家伙惟袁世凯之命是从，现在袁支持他，便越发毫无顾忌，竟然拒不出席唐绍仪召集的内阁会议，拒不执行内阁的决议，甚至横生枝节，百般挑剔，政令刚出便肆意删改，重大问题往往直接向袁请示。
另外，凡外交方面重要和不宜公开的问题，袁世凯命令由不受内阁领导的蔡廷干秉承己意去办。
陆军、海军两部的事务，由段祺瑞向袁世凯请示后，交总统府军事处和两部分别付诸实施。至于军事行动，唐绍仪事先连一点消息也得不到。财政方面的大事，唐绍仪也难于过问。内阁很快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唐无法干下去了。
利用3月14日的借款进行攻击是袁世凯的又一个阴谋。
在南北政府对峙时期，政费、军费支出浩繁，财政极端困难，结束南京政府，急需相当大的一笔经费。
唐绍仪开始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借款，银行团要求条件苛刻。
为冲破银行团的封锁，解决燃眉之急，唐绍仪同比利时财团(华比银行)签订了借款英金一百万镑的合同。
不料，此事得罪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3月19日银行团在北京集议，决定停止预付中国借款，予以抵制。
此后，四国公使又向袁世凯递交抗议书，指责北京政府违背原定四国优先借款的诺言，正式声明中止借款。
袁世凯的党羽正在找机会攻击唐绍仪，这一轩然大波，正好为其所用，成为攻击的口实。他们造谣中伤唐绍仪。
袁世凯当然在背后推波助澜，风波越闹越大。搞得唐焦头烂额。
袁世凯还亲自出马刺激唐绍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