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的语意，就像是这四人请加速变法，皇上以婉言谢绝一样。我于是追问道：“这不是朱谕，而且没有诛杀荣相，围颐和园的说法”。谭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天前交发下来的。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给我，几乎误了大事。谕旨内另议良法，即有这两件事情在内”。我更知他是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而回答说：“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害怕连累到皇上，必须妥善筹划，详细商量，以期万无一失。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鲁莽行事，成为天下的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会议，以待入奏，几乎是声色俱厉。腰间的衣服隆起，似乎藏有凶器，我知道他必不肯空手而归，就这样告诉他：“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候军队全都集中在一起，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从，又有何事不成？”谭说：“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形势非常急迫”。我说：“既然有皇上巡幸的命令，必不至于马上有什么意外，必须等到下个月方可万无一失”。谭说：“如果九月不出巡，又将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计已花费了数十万金，我可以请求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可保证不至于中止。这件事情在我，你可以放心”。谭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于公手，在于公。公如果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于公。由公自己裁定吧”。我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三世受国家恩惠深重，断不至于丧心病狂，贻误大局，只要能有益于君主和国家，必以生死承当”。谭似乎相信了，起身揖拜，称我为奇男子。我又说：“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然来访，我随身带来的员弁必生疑心，假设泄露于外人，将会说我们有密谋。因为你是近臣，我有兵权，最容易招疑。你从现在可以称病多日，不可入直大内，也不要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以两宫不和究竟由何而起来问他，谭说：“因为变法罢去礼部六卿，内务府诸臣围着慈圣哭求，纷纷进谗，危言耸听。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人，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所以(两宫)意见更深了”。我说：“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的时势详尽陈述于慈圣之前，并且事事请示；也不妨将六卿开复(恢复职务)，以消除意见。而且变法宜顺应民情，不可操之过急。缓办可以，停办也可以，又何必如此急迫，以至于激起其他变故呢？”谭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都杀掉，始可办事”。我因他志在杀人作乱，没办法再说，而且夜已深，托词赶办奏折，请他回去了。反复筹思，(竟)如痴如病，于是也没能来得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这等人所为，必会酿生大变，危及宗室社稷。惟有在皇上面前稍微透露些口风，希望能有所补救。
9月19日(旧历八月四日)，谭嗣同早饭后回到南海会馆寓所，一夜未眠，气色恹然。毕永年进来打探消息时，他正在梳头，很疲惫地告诉毕，袁世凯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断然拒绝，而是想从缓办理。毕问此人究竟可用与否，谭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强调康有为坚持用袁。毕又问是否将密谋全都告诉了袁，谭说：“康(有为)全都说了”。康当晚并不在法华寺，谭所说或许是口误。毕永年听后，借机退出，说：“事情败露了，事情败露了！这是何等事情，而可以说出来又中止吗？如今眼见公等灭族，我不愿同遭此难，现在马上要搬出南海会馆寓居他处，然而君也应该为自己打算，不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没有用的”。午后，毕永年就搬到与南海会馆相隔几家的宁乡会馆，为的是便于打探消息。在金顶庙容闳寓所，谭嗣同走后，容闳提出，他可以找美国公使想想办法，康有为认为无济于事，谢绝了。天快亮时，一夜未眠的康有为睡了一会儿，上午9时去李提摩太处商量办法，但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也没有办法。午后3时，康有为前往日本公使馆拜访伊藤，向伊藤详细陈述了变法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希望伊藤能够施以援手，谒见太后时“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伊藤表示，按西方礼节，他谒见太后应当没有问题，但中国不同，他未必能够见到太后，如果能见到，他会向太后进以忠告。这是康有为为挽救新政所做的最后努力。当然，伊藤没有机会觐见太后，而政变就已经发生了。傍晚康回到南海会馆，友人黄仲韬为他饯行时，要他化装走山东一线，不要途经天津，以免荣禄谋害。林旭也来了，传言英国与俄国已经开战，并告诉康，太后已于傍晚回宫的消息。康有为以为外患严重之际，或许暂时不会出现内争，反而松了一口气。
本日白天宫内如常。维新派的御史杨深秀还根据康氏昨日的安排，上折建议向列强“借才”，并举出了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的名字。在奏折的附片(附件)，他还建议调兵发掘传说的圆明园地底下埋藏的金银，似乎是要给光绪调袁世凯带兵进京提供一个借口。光绪则似乎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对军机大臣们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由命，你们如果肯于激发天良，顾全祖宗的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到了傍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原定于初六回宫的太后突然于酉刻(下午5-7时)返回了紫禁城，据说所以匆忙回宫，为的是明天监视皇上接见伊藤。据恽毓鼎说，慈禧回宫后，“直抵皇上寝宫，将那里的奏章全数搜走，召来皇上愤怒责问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你却听小人之言来算计我吗？”皇上战栗着不发一言，很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太后唾他说：“傻子，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一切迹象表明，从这时起，政变已经发生，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训政，是因为明天还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接见伊藤，非光绪出面不行”。
本书的主人公——袁世凯，这一天全无消息，他自己的日记在初四是个空白，他的活动也不见于任何公私记载。他去告密了吗？不像，否则太后回城后的第一项举措，就会是去抓还在北京的康、梁、谭等试图谋害她的乱党，而不是检查光绪那里的奏折。合理的解释是，像康有为、谭嗣同一样，疲惫不堪的他首先睡觉，起来后便闭门谢客，与幕友同样被卷入密谋的徐世昌一起商量对策，探讨明天向皇帝请训时可能碰到的各种情况和应对的办法。
9月20日(旧历八月五日)，天刚亮，毕永年到南海会馆探消息，康有为已离京赴津，谭嗣同也已迁至浏阳会馆，毕随即向梁启超、康广仁告辞，维新派已作鸟兽散，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即将化作一场春梦，了无痕迹了。
本日一早，袁世凯进宫请训，据他的《戊戌日记》所记，面见皇帝时，他说了如下一番话：
初五日请训，借陈奏(的机会)说：“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等待时机(成熟)，一步一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太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以上承圣意。至于新进诸臣，固然不是没有明达勇猛的人士，但阅历太浅，办事情也不能缜密，倘若有什么疏忽失误，连累到皇上，关系就太重大了。总求(皇上)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言陈奏”。等语。皇上(似乎)为这番话所打动，没有答话和指示。请安退下，即赴车站，等候达佑文观察同行(回天津)。
光绪此时已在太后的严密监视之中，说话行动都已不再自由，即使真有面授朱谕的打算，也没有机会施行了。何以见得呢？迹象之一是袁世凯请安退下之后，有某侍卫大臣拍着他的后背称赞他“好小子”，据说是“西太后派人监听，而认为(袁)立言得体”。迹象之二是本日上午在西苑(即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伊藤博文，对这位亲身参与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元老政治家，十分重视日本变法图强经验的光绪，本应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详细请教一番，但却只进行了例行的礼仪上的问候，接见为时仅15分钟。据苏继祖说，“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于当面询问变法方略，预定于(勤政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细询问一切。而那天太后先在屏风后面坐着监督，皇上仅能按外交惯例交谈几句就退朝了”。迹象之三是，慈禧命令自本日(初五)起，四小军机所签署的所有文件全要交到她那里去”，显然，慈禧是要对新政期间所有的文件进行全面的大检查。这些迹象从另一方面也确证了袁世凯在京期间不存在告密问题。而初四傍晚慈禧回宫之后，光绪就被控制了起来，政变实际上已经发生，接见伊藤的过场一走完，光绪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因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触发的说法不能成立。
初五这天上午，袁世凯乘坐11时40分的火车返津，下午3时到津，因为受到皇帝的召见而又被越级提升，同城的文武官员全都在车站迎接祝贺，在火车站的茶座应酬了好一阵子，到总督府见荣禄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此时的袁世凯，在反复思考权衡以后，已经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其实，从袁世凯被召见期间的活动分析，其倾向性就已十分明显。先是，他闭门不出，新旧两派的人物他谁也不访不拜，召见后想要立即请训回津，离开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愿地卷入到新旧两派政争的漩涡之后，则连日走访京城政要，表白心迹以避嫌疑；对助成这次提升的维新同志，则只去信感谢，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联络，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谭嗣同夜访，洞悉兵谏密谋之后，袁知道自己已没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从，需要时间来思考决断，故虚以委蛇，借故推托。初三夜向谭嗣同的建议、初五请训时向皇上陈述的一番话，反映的都是他的真实看法，表达了改良派的鲜明立场。作为经验丰富，头脑实际的官僚，他清楚地知道帝后、新旧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维新派冒险蛮干。成事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他决不会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这种冒险活动上。但是他知道了维新派的核心机密，已难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阴谋败露牵连自己，所以牺牲维新同志，告密自保几乎可以说是他惟一的选择。但是向谁告，怎样告，却大有讲究，袁世凯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庆亲王、刚毅或王文韶告密，而是要等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就是很见心思的做法。
前面我们已看到，袁得到小站练兵的差事，离不开荣禄的支持，特别是遭到参奏时，是荣禄保护了他。他曾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荣禄对他“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等等。确如维新派所说的，荣禄待他“素来甚厚”，所以徐仁禄6月间到小站刺探他的意向，说荣禄阻挠增添他的兵额时，他一听便知是离间之术，因为恰恰相反，上奏提出增添新建陆军员额的人，正是荣禄。但当时维新派大得皇帝的信任，正是炙手可热之时，袁世凯当然不会当面揭破，而是故作恍然，逢场做起戏来。在做戏上面，康有为等当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被袁玩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还自以为得计。
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我担心他为荣禄所用，不肯相从。先于六月份，令徐仁禄毅甫(毅甫为徐仁禄的字)拜访他的幕府与他接近，以观察他的意向。袁非常倾向我，说我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我授意毅甫用话激他，说：“我与卓如(梁启超)、芝栋(宋伯鲁)、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他，皇上说，荣禄说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为什么与荣禄不和？”袁恍然大悟说：“翁常熟(即翁同龢)想要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汉人不能任其掌握大的兵权。常熟说曾(国藩)、左(宗棠)也是汉人，怎么就不能统率大兵？然而荣禄不肯增呀”。毅甫归来告诉我，知道袁为我说动，决计举荐他。
谈到袁世凯的做戏本事，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根据自己作官的心得，曾撰写了一本《自义琐言》，闲时常讲给袁世凯听，譬如“作官如演戏”这一条：“人言官场如戏场，然而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现，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果无此等好角色，无此等好做工，岂不为优人(即戏子)暗自嘲笑吗！”袁世凯自小随长辈生活于官场之中，又先后有袁保庆、袁保恒、袁保龄等的加意培养，左右逢源的本领可以说是不学而通，学而更精。而后宦海浮沉十几年，历练和经验都是一流的。维新派的这一套，在他那里等于是小儿科，维新派既以权诈诱袁上钩，袁报之以权诈反而没有了道义上的顾虑。
但袁终究是个改良派，虽然不赞成急进，在政见上与康、梁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不反对变法。甚至荣禄出长直隶和北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袁仍与维新派保持着热络的联系。8月中旬，他到天津谒见荣禄，请示有关9月天津阅兵的准备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在天津一住十天，与荣禄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他的表现来看，荣禄即使没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后袁才与康、梁等拉开了距离，在新旧两派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这样他可进可退，回旋的余地较大。
荣禄既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又是维新派所要铲除的主要对象，所以回天津当面告密，比在北京向别人告密显然更能见好于荣禄，这是袁世凯精明的地方。此外袁世凯并没有讲出维新派的全部阴谋，最明显的，他没有说出要杀害太后这件事，为的是把皇帝摘出来，避免激起守旧派的剧烈反弹，兴起大狱，那样保不住会把曾与康、梁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和保国会的自己牵连进去，这又是袁世凯精明的地方。如果他揭露了此事，或者六君子不是匆忙被杀，而是被严刑逼供交代出此事，慈禧完全可以用“大逆不道”的罪名公开废黜光绪，另立新君，后来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副面目，这就是历史偶然性的表现吧。
袁世凯见到荣禄后，因不断有幕府人员进进出出，当晚并未能将细情和盘托出，《戊戌日记》的说法如下：
……即到府见荣相，略述内情，并说皇上圣孝，实在没有其他意思(似乎是对提升自己的一种解释)；但有一群小人结党煽惑，阴谋危及宗社，罪过实在是下面的人犯下的，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定天下。
话没说完，叶祖圭进来入座，一会儿，(达)佑文也来了，久等至将近二鼓(晚9-11时)，也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只好先退出吃晚饭，约定明早再来造访详谈。第二天早上，荣相到我住处，才将详细情形完全说出，荣相失色，大呼冤枉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天津通告内情，但不如今天谈的这么详细”。我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连累皇上的地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筹商好长时间，也没有好的办法，荣相回督署，又约达佑文深入商量。当晚(初六)，荣相来函约我，杨莘伯(即杨崇伊)在座，出示训政的电报，已经自京内先发动了。荣相手托茶杯笑着说：“这不是毒药，你可以喝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