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面镜子落生在西墙上有多长时间了？谁也不知道。天晓得是哪一任连长一时心血来潮给弄来的，仿佛有一百年历史了，同《人民日报》一样开本大小的镜面擦得再干净也难掩浑浊之气，右下角还破相般地拉出一条蜿蜒的伤疤，显得面目可憎。据我估计，它得以长久存在的理由应该在于镜面左右两边——像春联一样对称写下的两列红漆大字：“猛虎精神”、“代代相传”。字数不多，却个个方正威严、不容取代。
不过，在发生那桩恐怖事件之前，我从来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就像它也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一样。
事后我翻了日历进行精确计算，那正是我出任侦察连连长的第117天。
117。个、十、百，三位数，是个漫长的数字，好像我已经当了一辈子连长。其实那个早上我的情绪和“一日生活制度”一样规范、正常，不比昨天好，也不比昨天差。夏季的白昼过早来临，轻薄的晨光已经透露着几分跃跃欲试的明媚，不合规范，有点挑逗的样子。但即使是在欢快而轻浮的空气里，我仍能感觉到一股暗流。每日每夜，它都在那里，既不喷薄奔涌，也不悄然退潮。它只是在那里，潜伏着，陪伴着，如影随形。
我开始站在镜子下的洗漱架前洗脸。并不是我想洗脸或者喜欢洗脸，而是按照规范的生活制度，到了这个时间就必须洗脸。哪怕没有闹钟与哨声提醒，掩藏在神经细胞里的生物钟都会咔嚓咔嚓，按着节拍指挥整个人体系统合理运作起来。咔嚓咔嚓，我朝脸盆倒了热水，兑上冷水；咔嚓咔嚓，我弯下腰，用手撩起温水扑打面部皮肤；咔嚓咔嚓，我照例摸了摸下巴上新冒出头的胡茬，它们不出所料争先恐后地扎着手指，于是我摸着下巴抬起头，懒懒地冲镜子里瞟了一眼——我敢肯定，那一眼让我的头发比胡茬坚硬，通通上指！
镜子里的脸不属于我！
也许我并不满意自己那张已经过时的宽皮大脸，我计较过脸上萍水相逢的青春痘和一次打架留下的微弱战绩，我曾经令人羞愧地梦想过生就一张直追某位韩国型男的白净面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接受那一刻的彻底颠覆。
我认出了那张脸。吴杰！是吴杰！他那锥子般的下巴顽固地钉在镜子里，眼睛却深邃地挖出两口井，咕咚、咕咚，一口一口吞着落到井里的东西。
直到通信员以抢险救灾的架势冲进门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大喊了一声。所有听到喊声的官兵都会以为侦察连打破了保持多年的良好纪录，终于出了刑事案件。
吴杰可不是烈士或别的什么离世的人，他活得好好的，虽然他在镜子里的肃穆表情把自己打扮得像为国捐躯的英烈遗像。我对他也没有什么亏欠可言，事实上倒是他从前使了种种绊子对付过我。但我就是弄不清楚，镜子里为什么会是他——那张我压根儿不想成为的脸。
我敢肯定，老连长吴杰从看到我的第一眼开始就决定不喜欢我。那个情景简直不堪回首——配着学员肩牌的我忐忑不安却又装得满不在乎地接受他挑剔的目测，以地方大学生特有的自尊抵抗着他威严的气势。他精密仪器般的眼睛落在我头上，那眼睛在说：“看看头发！再长两天可以中分了！”接着是我腮上未刮干净的胡茬，“看那毛根子！留着扎孙子的屁股蛋子哪！”然后是我未正确安置的一个领花、没揪到腰部正中的皮带扣，甚至我的皮鞋——有一块形迹可疑的泥巴印儿，从规整的花纹上看，是另外哪只鞋结结实实地踏上去给留下来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眼睛在闹腾，他本人则沉默而冷峻，不带任何弹性与柔度，有一种科学化的观察效果。最后他只说了两个字。
“得削。”
说这话时，他满含讥讽地把脸转向一旁的指导员，后者会意地笑了。只说了两个字，还不是跟我说的。他觉得我还不够档次与他交流。因为我欠削。
削。基层带兵的动不动就这么说，自认为够酷，够尖酸，够俏皮。说得太多了，吴杰又把“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缺点形状。”
严格地说，按照吴杰的标准，欠削的人还多的是，我并不是特别值得削的一个，如果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把自个儿往“形状”里拢一拢，我和他的关系应该不至于到那么糟糕的地步。但这话也只是说来容易。比如吴梅出现的那些日子——总是先隔着残旧的红砖院墙听到年轻女人扑落、扑落的笑声；然后让急切的眼神追到远远的岗哨亭，那里很快会显现一个细长的身影，有时是白色，有时是红色，有时是黑色；之后或白或红或黑的影子慢慢移近，能够看到她满月般白晳宁静的脸，一脸都漾着水样的笑，却稳稳当当的，一点不溢出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对，她就像好天气，平白无故地美好着，充满透明的舒适感。
在她出现的那些日子，我没法让自己的心按作息制度跳动，没法有形状。
我的运气在于吴梅对我的看法虽然与她当兵十一年的哥哥相似，但表述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不像这儿的人。”她瞅着我说。
这句话可以从褒、贬两种含义去理解，我仔细研究她一览无余的眼神，却感觉她仅仅是作了一个客观判断而已。她不说我是“新来的”，只说“不像这儿的”，好像明明知道我属于这个连队，却又偏偏把我排除在外。当我又一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她自信的眼睛，她仰着头哈哈一笑说：
“这儿的人没有谁敢这么看我！”
晚上我去连长那里申请购买广告颜料，因为指导员把定期出黑板报的事儿交给我了。吴杰正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看最新的《解放军报》，一脸国家大事的表情。我进来时他回头看了一下，确定是我，便又把眼光收到报纸上了，不再看我一眼。他对着《解放军报》懒懒询问这一期黑板报的主题构思和版式设计，我代表那张报纸一一详细作答了，一切平淡无奇。在我打过招呼要离开的那一刻，他忽然对报纸说：
“简单点，不要那么多花花草草！”
我一下子怔住了。这次我也没有回头，亦不作声，片刻之后大步流星地走了。
表面上他在说黑板报的图案，但我们都明白底下那层含义。
他在削我了。
我可以不生气的，可是走进学习室看见弓着背在那里做剪贴的赵奇奇就很生气。他这人生就一副挨打相，茄子脸上挂副眼镜，又是木板板的表情，可不就是挨打相？我走过去时协助他工作的战士都知趣地叫了一声“连长”，可他倒好，仗着在做事，弓背虾腰的并不直身起来打招呼。我更有气了。
生气与生气是可以叠加的。就是说，赵奇奇这个不长眼色的家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我触怒了。在这“依山傍水”换言之就是天高皇帝远的侦察连，触怒一连之长可不是一件聪明的事。他刚来不久我让他完成几项统计工作，是机关计生部门布置下来的，有大龄未婚干部与士官情况统计、已婚干部与士官计划生育情况统计、官兵家属基本情况统计……总之婆婆妈妈的，我怕文书弄不好，就交给了这位新来的大学生。赵奇奇接到任务时十分诧异地抬头看了我一眼，丫的居然说了一句差点害我得肺气肿的话：
“我还没结过婚呢。”
那模样好像我要他组织全连观摩A片，清纯得不得了。我的胸腔立马胀得鼓鼓的，一声冷笑放出来：
“登记几张破表格就破处了？日他鬼，还大学生，中学的生理卫生课走神了吧？”
他红着脸解释什么自己不熟悉情况，我已经对他厌烦透顶，不再说话，皱了眉头挥挥手，像赶走一只蚊子一样打发他离开了。我实在不想告诉他，每次机关下发计生用品，都是那个十七岁的、有着年画娃娃般苹果脸的通信员去领取的，这孩子没心没肺的，给已婚干部送避孕套都跟送八一节的慰问品一样欢天喜地，在连队走廊上老远就朗声喊：“指导员！您的计生用品放桌上了！”
没心没肺才说明天真无邪，我真是撞鬼了遇到个矫情的家伙。
这会儿他正在按指导员的要求做一本理论学习剪贴本，也就是从旧报纸上剪下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文章，用胶水把它们贴在一个八开大小的自制本子上。我逼到他跟前了，把桌上那堆裁剪得七零八落的报纸碎片胡乱一扒拉，以蛮横的方式展示权威的存在。他终于抬起了头，从他眼镜里透出的并不木讷的眼光可以感觉到他此时的心理状态：疑惑的，焦虑的，像一只敏感的猫遇到了性格阴晴不定的主人，全身的毛都竖立着，判断主人下一个举动是抚摸还是踢打。有一瞬间我有了怜惜之意，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但第二个瞬间我又快意无比，我的肉身跳到了某个对立人物身上—— 一定是吴杰。吴杰提升了，离开了，可是他阴魂不散。第二个瞬间征服了第一个瞬间，我获得了通往意志巅峰的绝对自由。
行使自由权力是那么轻而易举，我开始挑剔赵奇奇的剪贴成果，指出他的剪贴没有章法，既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也没有按主题内容归类。如果赵奇奇像所有当兵当得一身起痱子的老兵一样嘻嘻一笑，讨好地给我散支烟，调皮地自我检讨两句，自然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可这名军装还没穿出汗味儿的新排长脸色严肃起来——老子还没严肃你敢严肃？——之后他用一种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科研术语顶撞我了。这家伙是从一所地方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的是一门偏僻的物理学科，所以一开始他所引用的原理我没有听懂——肯定是故意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最后我听明白了，他的大意是说，每件事要分很多环节，这些环节是由很多人来完成的，他只是做了最后一个环节，为什么要把整件事的后果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呢？
“日他鬼！做个剪贴本能分多少个环节？”说这话时我居然没有拍桌子，一定是在气愤之中掺杂太多惊异了。没有哪个下属会用如此怪诞的语言为自己辩护。
我的话开辟了一条路，沿路而行，这个原本可以成为科学家的年轻排长向我展示了他科技头脑中最缜密的部分：做一个剪贴本是指导员的命令，那么做成什么样的剪贴本，指导员应该有一个构思、一个规划并将其告知实施者，但是，指导员什么都没说，只说“好了，找些像样点的文章贴上吧”，这就说明他在指导思想上是开放型的，放手甚至放任下属自由地完成工作。然后是报纸收集问题——从图书室找来的旧报纸很不齐全，但这能怪他赵奇奇吗？连队订的报纸又不归他管。在他剪贴过程中，有三次是通信员受了委派，送来若干份指导员自己收藏的不同种类、不同时间、不同主题的零散剪报，他能把这些剪报按时间顺序或主题归类穿插到前面去吗？不能。
他说完后有一片刻我元神出窍，好像我肉身里那个吴杰跳了出来，落到这滔滔不绝的排长面前跺着脚大吼：我日！我日！我日！
愤怒到极点时，吴杰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也相信那一定是最具形式感的发泄渠道，但我没有失态。让吴杰失态去吧。出了学习室，走在楼梯过道上我听见安静得一片煞白的空气中，自己沉着地、小声地说了一句：
“得削。”
我能有今天——如果说当上侦察连连长也算一小小成绩的话——并不是吴杰削的结果，相反，他最早是想把我像一只接近边线的足球一样，一脚踢出侦察连的。我本以为，他产生这样疯狂的想法仅仅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他漂亮而单纯的妹妹，直到我当上侦察连连长，才知道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他最嫉恨的不是我那潜在的“连长妹夫”的身份，而是我对F—13的极大兴趣。而我第一次听说F—13，消息透露者居然就是吴梅。那时我和吴梅已经背着吴杰有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眉目传情和若有若无的心电感应，在我看来已经到了正式挑明并确定关系的地步了。挑明前的试探方式有些笨拙，或者轻佻——我给她发了一条没话找话、无比正经的短信，说完正题后假装无意地、亲昵地叫了她一声：宝贝。
发完短信后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紧张地等待着。她的回复比我想象的干脆：
“我可不是F—13！”
那一秒钟我彻底傻了，认定自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因为我居然看不懂一个大专毕业、比自己小两岁的幼儿教师的短信。F—13是什么意思？英文缩写？网络用语？
三个小时以后，篮球场旁边一个观望比赛、无所事事的两年兵解答了我的疑问。在回答问题之前，他用足有篮球大的眼睛瞪着我，以确保我不是在捉弄他：
“二排长，你真的不知道我们连里代代相传的宝贝？”
F—13是一台处于保密的研制阶段的高科技侦察仪器，由地方上一家信誉度极高的科研所与部队联合攻关，一旦有了“重大突破”（报纸上都这么写），势必将成为我军侦察部队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这台独一无二、价值不菲的仪器居然被确定放在我们侦察连，由侦察连负责日常保管、维护、在演习中试用并收集数据。和其他列入正式装备的侦察仪器不同，它由连长直接负责。所有人都知道侦察连有一台宝贝，只等研究所的“重大突破”一到，它就会像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一样引起轰动，全世界的间谍们都会挖空心思搜集情报，想知道在中国哪个偏僻的侦察连居然拥有了一台举世无双的最新型的战场侦察仪器……
最后一句话由于带上了那个两年兵不负责任的想象而显得格外夸张，但是他口吻中的热切企盼与欢欣鼓舞仍然打动了我。这宝贝多么像一个神秘的女人，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又不敢公开谈论的女人。我开始为自己被隐瞒情报而生气，再是新来的排长，也不至于让我连个两年兵都不如吧？保密到这种程度恐怕并不是出于对F—13的保护，简直是对我的排挤与蔑视！
这台仪器，与其说激发了我无聊的好奇心不如说是刺伤了我脆弱的自尊心。吴杰不信任我，他的眼光把我从其他人里面挑出来，随时准备把我扔出去。
回想起来，到连里大半年了，我从来没在哪次军事训练、装备保养或野外拉练中见到过它，不但是我，很多士官都没有见到过。听说因为它太贵重，被每一任连长严密管控，如果有高规格的装备展示或大型军事演习需要它参加，必定会派上一个班的人专门看管。侦察连的连长们，把这宝贝像皇帝的玉玺一样代代相传。在闲言碎语中我注意到“代代相传”这个词已经不止一次被使用，忽然联想到它所暗示的时间概念：F—13的实验阶段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连里最老的士官抽着我递过去的一支杂牌烟，吐出烟圈后，眨巴着眼睛合计：
“总有十年了吧？或者十一年？”
日他鬼。
光听这年头，你就知道众人所期盼的研制成功的时间遥遥无期了。虽然很多科研项目都是多年辛勤劳动才取得成果，但一个连长只能当个两三年、三五年，想让它在自己这任上取得“重大突破”只能是碰碰运气，守株待兔。我在心里嘲笑像藏私房一样藏着F—13的吴杰，给吴梅发了一条短信：
“你不是F—13，因为你不会被代代相传，你只属于某一个人——比如我。”
原以为我对F—13的打探就到此为止，所有资料搜集都是为了成就一条打动人心的求爱短信，但没有想到吴梅予我的回应竟具前所未有的挑战性：
“对于我哥来说，我就是F—13。你要是能从他手里得到F—13，就能得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