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字孔明，祖籍琅邪国阳都县人。琅邪在秦代和西汉均为郡，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始改为国，称“琅邪国”。琅邪国下辖十三个县，国都设在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北)，它下辖的阳都县的治所，在今山东沂南县。据此，史载诸葛亮为“琅邪阳都”人，即指他是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
诸葛亮为什么姓“诸葛”呢?有三种说法：一说自古以来就有姓“诸葛”的；二说诸葛亮乃葛婴后裔，因汉孝文帝追录封葛婴孙为诸县侯，把诸与葛合起来，因此就姓“诸葛”了；三说阳都原先就有姓葛的，当时人们为了把从琅邪诸县迁徙到阳都姓葛的，与阳都原有姓葛的区别开来，就把诸葛亮先祖姓称“诸葛”。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在琅邪阳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至于他出生在何月何日，正史无记载，他的后裔保存的《诸葛氏宗谱》中，将农历四月十四日定为诸葛亮诞辰，以供后人祭祀。
诸葛亮少年时期，正处于东汉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发展，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其时，政治腐败、黑暗，以豪强地主为统治基础的强势集团，对人民的压榨非常严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他们“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之后，多数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人身也受到地主的支配，如充当家兵等，甚至跟随主人迁徙。农民与地主阶级处于尖锐对立地位。
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是一位贪得无厌的皇帝。他专门建造了一个“万金堂”，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存放在那里，据为已有。为了“大发其财”，这个昏君甚至把各级官爵定出价钱，公开拍卖。他规定，郡守一类的地方官为两千万钱，“公”为一千万钱，“卿”为五百万钱。为什么地方官比朝官的价钱贵呢?这是因为地方官便于直接搜刮民众，赚钱比较容易。更可笑而恐怖的是，有钱的人可以现钱买官，无钱的人可以先期赊欠，以后再加倍偿还。如此一来，买官者上任后，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一个个都成了“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的贪官污吏。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由此可知，在外戚和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
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些清议人士，有的以笔墨作刀枪，以言论为武器，抨击宦官，议论朝政，要求改革吏治，有的则利用手中的一部分权力，制裁宦官的党羽。在这种情况下，宦官集团则依靠皇帝的权力打击他们，称他们为伐人，将他们下狱治罪，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被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党锢事件”。
“党锢事件”充分暴露了东汉政治的黑暗，标志着东汉政治危机的加深。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这一年诸葛亮刚刚四岁。
黄巾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首领是张角，他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形式来组织起义，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联络群众，组织人员，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很快，起义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作为号召人民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口号。“苍天”指东汉朝廷，“黄天”指太平道。“甲子”指甲子年(中平元年)，在这一年里，如果人民一同起义，推翻汉朝，那就天下太平了。
黄巾起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他们焚烧官府，镇压贪官污吏，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少州、颍川和南阳地区，形成对首都洛阳的威胁。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全力对付起义军，汉灵帝宣布赦免禁锢的“党人”，然后选派将帅，征发天下精兵前去镇压。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地主武装修筑坞堡，对抗起义军，有些则协同政府军向起义军进攻。
黄巾军斗争矛头直指东汉王朝和地主阶级。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夺回被地主豪强霸占的土地，释放被囚禁的群众，开仓赈济饥民。在这支起义队伍中，也有不少劳动妇女参加，她们和男子一样杀上战场，给东汉官军以沉重的打击。农民军的革命风暴席卷长江南北和黄河两岸。在黄巾起义胜利的鼓舞下，各地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
不过，和东汉政府相比，起义军在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方面都太弱小，再加上起义军分散各地，又缺乏作战经验，终于被东汉统治者各个击破，大部分战士和首领壮烈牺牲。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其他各地的黄巾军，特别是青州、徐州的黄巾军以及在冀州的黑山起义军，仍然继续坚持斗争，有着很大的影响。
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黄巾余部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仍坚持斗争，给封建割据势力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黄巾起义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共持续了二十多年。像这样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起义，在中国古代农民史上是空前的。它公开宣布要推翻东汉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比以前的农民起义有显著的进步。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沉重地打击了极端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了。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则激化起来。一方面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斗争加剧，另一方面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发展，逐渐形成军阀间相互混战的局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登基，这个皇帝虽不宠信宦官，但是对外戚何进言听计从。在少帝的宠信纵容之下，何进控制朝政。他先发制人，将宦官的头领蹇硕杀掉。接着，在何进的配合下，世代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袁绍、袁术领兵搜捕宦官，杀死两千多人。宦官集团进行反击，张让等又杀掉了何进。
这时期，凉州军阀董卓领兵进入洛阳，废除了少帝，立刘协为献帝，控制朝政，专断独行。至此，长期以来交替执政的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宣告结束。
这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主要表现为各官僚地主武装集团之间的武力冲突，即所谓军阀混战了。
早在西汉武帝刘彻时期，曾将中原地区分为十三个州，州置刺史，掌管监察，无兵权也无治民权，州也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开始，东汉政府先后把重要地方的州刺史改为州牧，给予领兵治民之权，这样，州便成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
由于中央赋予州牧太多的权力，并且州牧有领兵治民之权，州牧的实力便越来越大，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央根本无力控制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州牧便成为事实上各霸一方的土皇帝。与此同时，设改为州牧的刺史及其下边的郡太守们，也乘机发展武装势力，抢占地盘，并和各地的地主武装勾结起来，把自己控制的地区变成独立王国。
在各地主武装集团中，董卓是个最为残暴的家伙。他专断朝政，为所欲为，排除异己，对人民一味掠夺残杀，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和憎恨。于是，关东(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各武装集团的首领，主要是袁绍、袁术、曹操等，他们组成了联军共同讨伐董卓。在关东诸路军阀的进攻下，董卓烧掉洛阳宫殿，挟持献帝，迁都长安。由于各军阀都想保存自己实力，谁也不肯带头与董卓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不久便收兵，各自回到本地区发展自己势力去了。
导致东汉末年军阀大混战的直接原因是政治腐败(集中表现是宦官专政)，东汉豪强地主政治上世代做公卿大官，把持中央和地方大权，拥有推举官吏的权力，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人口，役使大量奴仆，生活奢侈，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
而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为军阀混战提供了社会基础。东汉末黄巾大起义，豪强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修筑坞堡，镇压黄巾军，乘机扩展势力。他们是地方上的实力派，割据一方的州牧郡守如果得不到这些豪强的支持，就很难立足。像刘备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入川，又得刘璋旧部东州地主集团和益州地主集团的支持才建立蜀汉。孙权得江北大族张昭、周瑜支持，特别是得到江东地主集团顾陆朱张四大姓及全氏贺氏等豪强的支持才站稳江东。曹操是以颍川荀氏、沛国曹氏、夏侯氏地主集团为基干，广泛罗致北方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
如果中央政权稳固，能有效控制豪强地主，地方经济愈发达，国家愈强大。西汉前期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反过来如果中央政权削弱，国家对豪强势力失去控制，那么，地方经济愈发达，愈要和中央闹独立。东汉末年就是这一种情况。当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政权，使刘姓皇帝摇摇欲坠时，中央集权被大大削弱了，于是，这些手握权要的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都有着割据称雄的野心，并逐渐形成了一股股军阀割据势力。在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前，也就是在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各地区的武装割据势力主要有：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西部)；
刘虞、公孙璜，先后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大部)；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
袁术，占据扬州一部分(今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以北地区)；
张绣，占据南阳(今河南西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山东东南)；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江南地区)；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地区)．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董卓、李催等，先后占据司隶(今陕西中东部、河南西部)；
马腾、韩遂，占据凉州(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
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兼并、争夺战争。这些战争，使人口大量死亡或流散，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原本人口稠密、生产发达的中原地区，变成数百里不见烟火的荒野之地，出现了诗人王粲在《七哀诗》中所记述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
诸葛亮就是出生于社会如此动荡的时代，天下争伐流血不止，人民生活悲惨，而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穷奢极欲，这些都在诸葛亮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诸葛亮正是在这种动荡的、血腥的、不公平的环境中，培养了正义感，并立下了澄清天下、重建太平盛世的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