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日本兵营所余只是我和梁鸿志、姚氏兄弟、丁士源、王郅隆几个人。我的离开，日本兵营是经过一番准备的，大约数月之久，事先我派三弟以济，到上海定购大敞篷“福特”汽车一辆，小型轿车一辆。临走时，将我和梁鸿志身高尺寸量好，将大敞篷汽车改造成车后能卧藏两人的车厢。改装成功后，先后将这两辆汽车运到天津。我的二弟以鼎这时已经脱离海军，在津赋闲，他和以济兄弟二人就开始学习汽车驾驶，考试及格，领取汽车驾驶证，预备将来在京津公路驾驶通行。二人掌握开车技术，当然也要相当时日。领到驾驶证后，兄弟二人轮流开始在京津公路上驾驶这辆敞篷汽车，来往于京津之间。这有两种用意：第一借此兄弟二人练习提高驾驶技术；第二熟悉京津公路上的情况，因为公路沿途有守卡军警，驾驶敞篷车带有旅行性质，有时还带着妓女，日久经常来往，彼此也熟识了，减少了军警的注意。对于日本兵营方面，兄弟二人轮流开着这两辆车来看我，将汽车直接停放在我的住楼临近，有时他们就在此晚饭、饮酒、吸烟，到深夜才开车回去，有时在此过宿，如此者大约有两三月之久。日本兵营卫兵，对这两辆汽车，经常出现，出入自由，视以为常。这时已到1921年(民国十年)夏末初秋的季节，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到了7月25日这天，正是王郅隆的生日，他的长子王锦航由天津带着家眷来到日本兵营，借着祝寿为名，还约三名演员杨小楼等清唱。当天晚上8时左右，原班大队人马和演员们就出了日本兵营，王锦航由天津来时带来定制大木箱一个，临时将王郅隆装卧箱内，随着家眷行李到达天津。在此前一日，即7月24日的下午，三弟来送信说，最近两天我们要开始行动，叫我和梁鸿志做好精神上的准备。过了一天(阴历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兄弟二人来说：“今天趁着王家寿日，来往人多，我们也开始行动，敞篷汽车已停放在楼房的后面。”他们二人当晚就留在兵营里，计划和布置了一切，饮酒、吸烟，等到夜深人静，我们的紧张工作就开始了。原来楼的后院，以及楼的周围，每夜有日本卫兵二人来往巡逻。要走到后院上车，必须经过楼下一个后门，此门每夜加锁。到半夜时，三弟以济先将门锁扭开，我们等到巡逻卫兵走到远处，在黑暗中，由三弟打开后车厢，我便钻入。三弟迅速地回去将梁鸿志又接送出来，很快地也钻入车后。三弟将后车厢盖好后，回到楼中。我和梁鸿志彼此交叉卧伏车中。等到天色黎明，7月26日，大约在6时左右，三弟就开车出了兵营。二弟以鼎所开的小轿车，是预备随在敞篷车后面，万一中途敞篷车发生障碍，用小轿车来替用。两辆车先后出了东交民巷，往永定门开驶，直达京津公路。三弟右侧怀手枪一把，在侧衣袋带现钞票数千元，为万一中途遇到检查或阻拦的贿款。所幸一路畅行无阻，上午11时半左右，安抵天津。汽车直驶到现在的和平区赤峰道泰丰里一座大楼的汽车房内，这座楼房是梁鸿志在天津租赁的住宅。在汽车房里，才将我二人放出。曾、梁两家家属，在愉快的气氛下，互相庆幸。我在天津住了三个月后也到了上海。在我研究如何离开兵营计划之时，王郅隆也开始计划，本来打算和我同走，以后为了他家人嫌藏卧汽车后面，长途颠簸数小时，身体支持不了；其次顾虑到汽车在公路上不甚安全，因此放弃了和我同走，我的逃亡伴侣，就改成了梁鸿志。
局外人一定要问，日本公使馆既是对这10个人以政治保护的名义进行了收容，到了几个月以后，为何我们要离开日本兵营，还要想尽办法背着日本人逃出日本兵营？是这样的，当我们到达日本兵营以后，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馆交涉引渡，日本公使小幡照会说：“本公使馆顾念国际上之通义，以及中国许多之事例，认为事出不得已，决定对于以上诸人，予以相当保护，收容在公使馆护卫队营内，且对以上诸人严重告诫，在该收容所内，不得干预一切政治，并使与外面交通完全断绝……”等语。因此我们早感到，在日本兵营受保护是遥遥无期，限制了对外一切政治活动。徐树铮首先就对日本公使小幡的措词和办法极不满意，所以他就首先逃出。其次也因为事情过了一年多，直系政局也起了变化，当局和军警注意也比较松懈，逃出日本兵营到天津或上海租界地，行动当然比日本兵营自由，政治活动也就又开始了。
邓君翔，江苏人，是吴调卿先生的外甥孙。调卿先生有两位侄子，大侄名仁甫，次侄名幼舲，君翔即幼舲的亲外甥。幼舲早年由调卿推荐在北京汇丰银行充任华账房，君翔和幼舲既是甥舅关系，君翔也在汇丰华账房部门任普通职员。后幼舲病故，按当时情况，幼舲的儿子可以继任汇丰银行华账房，而幼舲之子不愿做，就由君翔接任，渐渐地生财之道就来了。民国十五至十六年之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财政上关系，他利用汇丰银行和北洋政府财政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邓君翔一时成为北洋政府金融界中所倚重的人物。他和李思浩(赞侯)、梁士诒为了财政上的事情，往来较密。到民国十七年张作霖大元帅时期，邓君翔先利用长期7厘公债和短期7厘公债做买空卖空投机生意甚得手，继而利用九六公债和春节公债，大量投机。甚至有部分人以邓君翔为对象，看他买，人家就卖，看他卖，人家就买。不幸邓君翔骤然失败，在汇丰银行亏空达300多万元。有一天，李赞侯同邓君翔匆匆地来找我，赞侯告诉我说：“邓君翔亏空汇丰银行300万元左右，眼前无法偿还，现在只有逃避一途，打算让他今天暂时避藏你家，一方面托你赶快和张作霖说，请求他保护。”我和赞侯说：“这件事不见得好办，人家有事向东交民巷跑，而他的事恰恰相反，而且外国鬼子的款子让你亏空了这么一大笔，他们就肯罢休么？但朋友到了今天，不帮忙也不好。”我和邓君翔说：“现在这样办，今天你暂住我家，等明天我到元帅府和张作霖谈谈看。”次日正好张作霖约我陪他打牌，在没有成局以前，我就和他谈了邓君翔的事情和请求，张作霖听完我的话后，大笑，对我说：“历来外国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今天能骗外国人的钱，而且数目还不少。”伸着大拇指说：“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我一定保护他，叫他不必害怕。现在这样办，你叫他暂时就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弟兄在你家站岗保护，看看外国鬼子敢怎么样。”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对我朋友的支持，可是有一样，我现在家住在南池子裱章库，房子比较小，来往客人多，家里隐藏一个人，不大方便，而且在我家的门口，忽然来了两个卫兵站岗，反而招人注目。这样办成否：我还有一所空房子，在北城郎家胡同，房子院落较大，地点也比较偏僻，将邓某躲藏这里，门口来两个岗，这样岂不妥当？”张作霖说：“那也好。”当时吩咐副官明天起派两个弟兄去郎家胡同曾宅负责保卫。说完我和他就入局开始打牌。到次日，我用汽车将邓君翔送到郎家胡同我的空房里，车到门口，见两个卫士已经开始站岗。我告诉邓君翔：“你现在可以安心在此暂避，慢慢地再和汇丰银行设法疏通。”不久邓君翔就回到苏州去了。临走还是由这两个卫兵利用大元帅府南下的专车护送的。我的老佣人王禄也送他南下，归时邓君翔给了这两个护送的卫兵和王禄3000元，作为酬劳费。邓君翔虽然脱离北京到了苏州，但是不算安全，英国方面时常向外交部要求引渡。因此，邓君翔不敢久居苏州，躲躲藏藏来往于苏州、上海之间。恰好此时吴调卿回南扫墓，到上海住在他大侄儿仁甫家里，在跑马厅对过一座题名为“退省庐”的楼里。邓君翔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在深夜里，到了退省庐去见吴调卿。一进门，就跪在地下哭救。吴调卿说：“你起来吧，你这小孩子干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告诉你，一个人想发点财，固然可以，但冒险投机也要适可而止。贪字与贫字相似，河水滔滔，你想独吞，有这么大的肚子吗？我还听说你在北京，收了许多零星小存款，都是来自男女佣工们手里，他们是用血汗换来的钱，委托你作公债，你失败，不把这些款如数归还，这种行为伤天害理。你要我向汇丰银行说话，可以的，你先将北京方面这笔零星小存款如数还清，我再替你向汇丰设法，否则不必再来见我，我也不准你再进吴家门。”吴调卿说这段话时，声色俱厉，说话时吴颂平也在侧。据说这笔款约在10万元左右，那时邓君翔手里还能勉强筹划得出来，他立时派人携款到北京清理了这笔债。随后吴调卿回到北方，和北京汇丰银行经理英人熙力尔交涉，他说：“邓君翔案子，你们英国人不撤销，邓君翔永远是一个黑人，无法谋生，对你汇丰也永无还债之日。即使让你们拿到这个人，无非送到我国的司法机关，他仍然还是没有钱还债，又将如何？”熙力尔说：“这个案汇丰银行不能向外交部撤销，如果公然撤销这个案子，就变成我熙力尔这个人和邓君翔共同舞弊。”吴调卿问：“那你们打算如何结束这件事？”汇丰银行经理熙力尔表示：“我们放松对外交部方面引渡的要求，暂时不再追究可以，岂不也等于撤销案子一样？”吴调卿听到对方这样表示，也就认为满意，300多万元的亏空，此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初我并没有想要张作霖这样照顾和支持我，这使我感到意外。张作霖个性豪爽，办事有魄力，这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
（曾毓隽，段祺瑞最信用的人之一）
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详情
1916年5月袁世凯病笃，知帝制不可为，有悔意。先由袁之于夫人以电话告段祺瑞之张夫人，谓元首抱病，急于一晤芝泉，汝先疏通，即有后命。盖张夫人系于夫人之义女也。张夫人为前江西巡抚张芾之侄孙女，父名瀛，字步洲，在山东与袁交好，步洲早逝，母陈氏不2年亦去世。于夫人抚养张女如己出，段原配吴夫人逝世，即由袁夫妇主婚，以张女归段为继室，往来甚密。段在1915年5月31日，因反对袁之帝制，在陆军总长任内引病开缺，给假两月，并颁人参四两，医药费5000元，以资摄卫。段乃在家闭门谢客。得于夫人电话之次日，政事堂果传话邀段。段到，徐世昌已先在座，我亦随段同往。因段谓我知医，在旁察言观色，便知病之轻重。袁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后一大院落中。袁在病榻上接见，面色红赤，说话气力尚照常，案上所列皆中医脉案与药方。袁对段云：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消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段云：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熟计之。稍坐即离去。
1916年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仍照民国元年官制组织政府，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不久因徐世昌辞国务卿职，以段继之，即电南京冯国璋商挽大局，于是有南京会议之召集。不料南方进一步促袁下野，冯、段正在疏通；而北洋系督军亦渐不听命，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等，先后通电反对帝制。外交陆征祥、财政孙宝琦，相继辞职。袁病势愈殆，群医亦告束手。
段派我赴南京以详情及大局形势面陈冯国璋，并商袁死以黎继之事。当日安徽督军倪嗣冲亦在南京，对我质问云：“汝在幕后帮助段合肥反对帝制。”我答云：“我乃闲民无常职之人，又非袁党，有何能力反对帝制。至于段之反对，乃段个人见解问题，我不能左右之。至于今日我奉命来此，因袁病重，命在旦夕，商量继任人选问题。今日不是反对帝制。”倪始无言。冯国璋等亦认为黎本为副总统，顺理成章，非他莫属，乃复电赞成。6月6日袁逝而黎继。
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约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欲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见分歧之开端。后南方各省一律主张恢复约法与国会，而海军李鼎新竟有独立宣言，要求恢复国会。段迫于当时形势，亦无可奈何。1916年6月29日，黎令召集国会速定宪法，并召开选举副总统大会。冯国璋当选，议宪开始，气象一新。但有部分国民党议员，欲结黎倾段。此次组阁本属混合制，国民党阁员及议员居多，故多数拥黎，而黎顿觉局面迥非昔比。双方左右媒孽乘机挑拨，府院之间冲突愈发尖锐。孙洪伊以阁员身份，日在总统府指挥一切，徐树铮心尤不平。适中国银行为兑现，借到美金500万元，言明按九一交款，未与银行团商量。此事本系阁议秘密通过，亦为黎所赞成，而孙洪伊将此消息漏泄之。报纸竟将原条文宣布，五国银行团来函抗议。市面先时中国银行票价，仅四五折左右，若能保守秘密，则借款到手，暗中逐渐收回中票，则此项借款可于中票收回后，尚可留为整理善后之用。但孙洪伊泄之，引起外交抗议，风声所播，市面中国银行票价陡涨至八折以上，故又费尽力量，中行始克兑现。徐树铮又搜得情报，谓孙洪伊之为此，因其个人先以贱价收买中票，故利于未兑现前中票先涨价，借获厚利，损公利己。故段认为此人不能共事，去孙之意甚决。而徐树铮与孙洪伊，因此事在阁议时互相冲突。府中则每以无关系之用印小事多方指摘，以致狂躁之徐树铮难于相容，府院之间成见日深。黎素不满徐树铮之跋扈，亦欲去徐。乃由许世英主张，作孙、徐两罢之议。于是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之职，免去徐树铮国务院秘书长之职，以张国淦继之。因张国淦系湖北人，利用其调停府院之间关系，以为从此可苟安矣。
不意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徐树铮与许世英本无怨无德，此次徐之下台，发动在黎，徐迁怒及许。因许世英画蛇添足，于事后以一函致段，函中谓徐树铮学识精力尽有过人之处，但彼既弃文学武，宜就其所长，加以驱策，政治非其所长，不如任以武职；且彼门户之见稍深，与段兼容并包之旨亦不相合，武职尽多要津，若能用其所长，则所以保全树铮，亦即可以保全总理，云云。在许以为词甚婉转，在段视此函为平常，并未秘藏。不料此函又为徐树铮所见，大中其忌，谋以报复。
适交通部与各路局局长以运输快车有租车互议，租约5年，每车每日以3元计租，照市价约值一千八九百元。按3元计租，则车商不到2年本息即可相抵，所余3年多，租价皆属盈余。且洋商揽售运输车者甚多，亦可分期还款。租车之议弊端太大，而彼辈犹以每日3元为未足。商人系金荫涂、鲍星槎新立公司，递呈到部。及次长王黻炜将原呈内3字改为4字，且眉批云：“部章各局互相调用，车辆系每日每辆作价4元。此件退回。”金、鲍两人本系架空生意，即以此件示各洋商，盖表示其门路甚宽，以便向各洋商赊账也。不料各洋商将其原件用照相机拍照，留存此照片。如何又落于徐树铮之手。则不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