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其事
回首先父
青年时代
我的父亲段祺瑞原籍江西，1865年3月生于安徽六安，几年后，全家迁到安徽合肥乡下，以租地耕种为生。一家长年劳动，生活还很艰苦。父亲喜欢读书，不喜耕作，常想另谋生计。1882年，父亲18岁时，有邻居沈姓老人要到北京探亲，父亲得到家里同意，和沈老同行，随身只带了1元银洋，基本上是步行到北京的。旋即考取了武备学堂，毕业后又被选到德国留学。回国以后，受到袁世凯的器重，派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不断晋升，先后担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1924年担任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所以我们家里人常说，我家是“一块钱起家的”。
父亲权位极盛时，家乡常有人来看他，他总是热情接待，走的时候，还送些路费和礼品，但从不委派或推荐他们当官。
生活习惯
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里蕻，一碟辣椒。但他并不要求全家平日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父亲虽然信佛，但他从不请和尚、尼姑进门，不跪拜礼佛，不烧香，也从不要求我们进庙门烧香。
我父亲平时在家除了看书、念经、下棋外，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嗜好。
我父亲先后娶二妻，纳三妾。先娶吴氏为妻，生一子一女，吴氏病故后，与我生母张氏结婚。我母生我姐妹四人，我是第三个女儿。大姨太陈氏生一女夭亡，二姨太边氏生一女也夭亡，三姨太刘氏生二子存一。二姐段式彬现在澳门，六妹段式荃现在上海，小弟段宏模(庶母刘氏生)在北京当建筑工人，现已退休。
我生母张氏，是袁世凯夫妇一手带大的。有人说她是袁世凯的干女儿，但事实上母亲是袁世凯的表侄女。听我母亲讲，袁世凯的亲姑母(即我母亲的祖母)嫁给张姓，生一子，20多岁就中了翰林，在新疆做官。后来新疆骚乱时被人毒死，留下老母、寡妻及年仅两岁的女儿在新疆。袁世凯闻表弟凶讯，就派人把姑母、表弟媳和表侄女接到身边抚养，当时两岁的表侄女就是我母亲。母亲长成后，正值父亲发妻病故，就由袁世凯作主，把母亲许配给我父亲续弦。当时我外祖母对这件婚事不满，认为我父亲是武人，女儿又去当续弦，但袁世凯说，段祺瑞是我看中的，要我外祖母放心，这样，就成就了我父母的婚姻。
母亲在袁家长大，视袁家为娘家，所以袁家上上下下与我家都很熟识。有一次袁世凯的二弟袁世辅到我家玩，见我们姐妹众多，就对我父母说：“小三(指我)的年龄与我孙儿家鼐相当，就让他们配个对吧！”我父母也同意了，我才5岁左右就订了亲，于是与袁家结成了几代姻亲关系。袁世凯兄弟6人，他居老四，我祖公是老五，兄弟俩年龄相差不多。我祖公前清时在苏州做过知县，袁世凯当总统时他就不出来做官了，闲居苏州。他对袁世凯称帝是不以为然的。后来，袁世凯死了的消息传来，我祖公说：“这是袁世凯装死，因为他见不得人了。”直到袁世凯的灵柩运到彰德，他才相信袁世凯真的死了。我丈夫早年丧父，是由祖公一手带大的。我出嫁后一直在苏州和北京住，祖公及丈夫都去世在苏州。
我父亲家规很严，记得我小时候怕冷，常把手伸在棉袄内取暖，样子很不好看，一次被父亲见到，我马上就受到训斥。
我们兄弟姐妹读书，都是请老师在家里教的，教我们姐妹的都是从北京女子学校请来的女教师，学的课程主要是古文与历史。我家为老师供膳，我们与老师一起吃饭。父亲平时不许子女外出，有时亲自考查我们的功课，谁的作文做得好，就奖励1元钱。
我的嫁奁：“居仁堂”套碗
我结婚时，父亲把一套用宝石镶嵌成花纹的瓷碗，给我作嫁奁。这套碗是袁世凯用宫中原存的各色宝石碾碎之后镶嵌在瓷器上作花纹，然后烧制而成的。碗底下都有“居仁堂”字样，这种用宝石镶嵌的瓷器，袁世凯一共烧了3套。一套是白底的“喜鹊登梅”，由袁世凯自用，袁死后，分家时分给了他的九姨太，后来九姨太把这套碗给了他的女儿，女儿出嫁在苏州，抗战时日军进入苏州，他们家仓皇逃到上海租界，瓷器被砸碎了。另一套是袁送给王士珍的，不知是什么花纹，以后也不知去向。还有一套是袁世凯送给我父亲的，这套碗是红底镶嵌的“渔、樵、耕、读”图案，以后就做了我的嫁奁。这碗底下有“居仁堂”字样，“居仁堂”是袁世凯做皇帝时登基的地方，这说明袁世凯做皇帝是早有准备的，也许这套碗就是作为他登基的纪念品。这套碗我一直保存得很好，但在“文革”期间被抄走，虽然几经周折，由上海博物馆还给了我，但已破损了不少，装碗的原配红木箱也已不知去向。后来我把这套碗交由故宫博物馆收藏了。
晚年南下经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又在华北网罗旧势力，谋划建立汉奸政权，父亲的学生王揖唐积极参与其事。王来看望父亲时，常常用含蓄的话作试探，企图为日本作说客，动员我父亲出来为日本人做事。当时父亲已经隐退，不知其中阴谋，直到蒋介石派人欲接父亲到南方去，父亲方明白王揖唐的用意。父亲怕被日本人利用，准备动身去上海，不料被王揖唐知道，急忙前来劝阻，说话渐渐露骨，他说父亲事业都在北方成功，虽然现在家里穷，将来总有机会出头，千万不要南下。父亲很不满意，对家里人说：“王揖唐不怀好意，我要教训他。”等王再来，父亲就直言对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应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先、父母和子孙后代，我决计到南方去，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
当时我在北平服婆婆丧未过百日，按照旧礼不能出门到别人家去，但父亲不顾这些，打电话来坚决要我回天津娘家去。回家见到父亲后，他就告诉我决定到南方去的事，并讲了上述王揖唐的情况，我也赞成他的决定，就连日为他检点行装，准备启程。一天，我正要出门买东西，走下扶梯又遇到王揖唐推门进来，我对他的企图已心中有数，见他又来纠缠，非常不满，就说：“父亲睡了，不能见你。”他喊我三妹，说有很多话要和我谈，我说：“不必多谈了，你的事我知道，以后我家里不再与你来往。”王说他是为段家子孙着想，我很生气，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我们段家子孙了，从此以后你不必来我家。”就叫两个佣人请他出去。
父亲来到上海后，安居静养，每天念经、看书、下棋，有人劝他与杜月笙联络，他不理睬，也没有用保镖，直到1936年11月2日因胃出血逝世。
北洋政府各派争斗内情
民国二年12月20日，袁世凯令召黎元洪来京，以段祺瑞署湖北都督。内幕和经过，忆述如下：
民国元年3月10日，袁要就任临时大总统，事先派20人筹备，我名列第十四。倪嗣冲对我说：“你替袁世凯筹备临时大总统不算完事。”我问他：“要做到什么程度为止？”他低声、严肃地说：“要做到老袁登帝位为止。”我当时大吃一惊，将这个消息秘密报告段祺瑞，段立时变色，对我说：“我们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到了民国二年，袁世凯对南方以武力结束了二次革命，召集两院正式选他为大总统。五银行团大借款成功，又成立了军官教练团，自任团长，给帝制奠下基础。袁世凯对黎元洪在湖北不甚放心，经过王占元从中拉拢，迎黎北上，袁的目的是免得黎为南方所利用。黎在湖北受部下挟制，本人也急于离开湖北。民国二年12月中旬，得袁乃宽电话，叫我到军需处有事面谈，告诉我悦：“袁派段到湖北去和黎元洪商量整理鄂军，本处已备好300万元，你今天就可以领走。”我答为数太多，等我报段总长后再办。袁乃宽说：“海军刘冠雄已照数领了，陆军不能例外。”我答小印在段手中，未盖小印，陆军部不能盖印。袁乃宽说：“那你赶快回去办手续吧！”我即将此情报段。段笑着对我谈：“你前些日和我所谈，我曾问过袁，袁指天发誓，否认帝制；冯国璋也曾以此事询问过袁，袁也是以否认的态度答复了冯国璋。现在他迎黎北上，用意所在，我已明白。现在又以金钱诱我，我南下迎黎，正是脱身的机会，你明天领款30万元就够了，不要多领。”我次日领得30万元，不久随段到了湖北。下车后，见王占元已在车站迎候，陪段过江见黎。在副总统府休息两天后，黎召集金永炎等商量整理军队的事。很快地整军事宜初步就绪，段宣布北归。黎过江送行，到车站上车后，段反下车，黎留在车上，就开车北上。那时黎元洪要不这样做，怕不容易脱身。这段秘密计划，王占元布置在先，内部只有金永炎一人知道。金永炎同段祺瑞返署，段即发电告袁，袁就发表段署湖北都督。段在临走时领的30万元，拨10万元添购兵工厂新机器，加强了汉阳兵工厂的设备。段按照黎在湖北的计划，由金永炎整编，整编用费，黎元洪早巳指拨待用，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月后，袁世凯以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以段为陆军总长兼领河南都督，因为河南白朗猖獗，张镇芳“围剿”不甚得利。段将白朗击败后，4月3日，袁召段回京，段过正定下车，约王士珍同入京，段决意告退，先找一个接替人，做退身的准备。到了5月，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成立，政事堂、参政院相继出现，筹安会酝酿活动，袁不加禁止，段知帝制的局面，已是无可挽回。在5月31日第二次请病假，给假两月，由王士珍署陆军总长。段闭门谢客，以消极态度反对帝制。
张作霖就大元帅后，潘复到处活动，想和张作霖见面，屡次都被拒绝。有一天，夏仁虎来找我，他说受潘之托，要请我向张作霖疏通。我对夏仁虎说：“东北系门户之见比较分明，外系人物不易插足，潘馨航(潘复号)既是这样的热衷，咱们都是为了朋友之托，日内我见到张作霖，有机会替他说说，不见得有把握。”过了几天，到元帅府，见到张作霖，我对张作霖说：“潘复来见你好几次，都没见着，用不用他在你，何妨见他一面。”张作霖当时就答应说：“好罢，让他来见！”我次日回复了夏仁虎。潘和张作霖见面怎么谈，我不知道，过了不久，张作霖就让潘复组阁，我觉得真奇怪，潘如何说法，打动了张作霖。有一天，我又见到张作霖。我问潘复有什么法宝，你这样重用他？张作霖说：“他对我表示组阁一切听从我的调动，那就好办了，我所以叫他来帮忙。”张作霖生平个性豪爽，用人处事有他的独到之处。
民国五年4月22日，徐世昌辞国务卿，以段祺瑞继任，兼陆军总长。时袁世凯病已重，自知帝制无望，5月8日，令改政事堂为国务院。6月6日袁世凯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3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在此令来发表之前，段祺瑞原令我为国务院秘书长，委任状已经送到我家。徐树铮托我叔父曾宗鉴来和我商量，他的理由是局势复杂，国务院总理是武人，秘书长若是文人，一定是镇压不住，要求我将已发表的秘书长让给他。我当时对我叔父曾宗鉴说：“段总理既发表我为秘书长，我无故地辞职，对段总理，对我个人都不合适。徐树铮一定要我这个位置，由我上一个呈文，保徐树铮做秘书长，同意不同意自决于段总理，徐树铮那面应自己设法向段疏通。”我叔父曾宗鉴即将我意转达徐树铮。等到我保他的呈文上去，段立刻批准了，这也就证明徐树铮在事前对于谋取秘书长一职，做了不少的工作。吴光新得到改任徐树铮为秘书长的消息后，来和我大闹，说：“你何必这样的怕得罪人。”我对吴光新说：“你和我闹没有用，徐树铮对于这个位置势在必争，我若一定不放，以后他和我之间接触事较多，事事掣肘，我就当上秘书长，事情也不好办，问题在于段总理不坚持原来计划，对于我的呈文，不考虑就批准了，这能怪我吗？”吴说：“这样一来，国务院从此多事，你若不信，拭目以待。”果然，不久徐树铮和黎元洪左右金永炎、黎澍、哈汉章、丁世泽等，彼此因小事屡次冲突，形成府院之争。
徐世昌拉拢徐树铮，利用他组织国会，选他做总统，经常约徐树铮在中南海内晚晴鋎吟诗论文，认徐树铮为文武全才，所以当时有大徐、小徐的称号。徐世昌把徐树铮捧上了天，徐树铮对徐世昌感激涕零，尽一切能力，为他布置竞选。正北京安福胡同，租有一所大宅，作为议员俱乐部，安福系的名称，由此而来。当选总统后，徐假惺惺地一再退让，各省督军捧场，议员们竭诚拥戴，议会电催就职，徐世昌以为天与人归，才就了总统职。照定例正总统就职后，就应当开会选副总统，徐世昌怕段祺瑞当选副总统，对他政治上施展多有不便。副总统选举会，徐暗中主使，屡次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在徐世昌就职后，段祺瑞就上呈文辞国务总理职，徐世昌外表假意派人挽留，而外面钱能训组阁呼声已遍达于北京城。段祺瑞自有所闻，再上辞呈，果然照准，钱能训内阁即日成立。在钱内阁中，徐世昌仅仅安置了靳云鹏为陆军总长，我为交通总长，以此表示对段派的拉拢。段辞了国务总理之后，专任参战事务督办。倪嗣冲有一天对我和吴光新说：“你们还记得六卦先生的外号吗？浑天黑地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八卦少了乾坤二卦，所以称为六卦，乾为天，坤为地，故为讽刺浑天黑地之意。这个讽刺徐世昌的外号，北洋派人在前清时代就有大部分人知道，徐的手腕高明，早为他们所共知。)徐世昌初上台，就暗中使用各种手段，使段祺瑞不能不自动辞去国务总理，段内心当然不痛快。到了欧战结束，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徐树铮与靳云鹏开始闹意见。为了争夺边防军的指挥权，靳云鹏勾结直系谋士张志潭，在徐世昌左右攻击徐树铮。徐世昌利用靳云鹏代理内阁，靳云鹏联合奉天的张作霖、直隶的曹锟、河南的吴佩孚合谋倒徐树铮。吴佩孚借口做南北议和调停，得南方50万毫洋的开拔费，吴佩孚便自由行动，以清段侧为名，目的是打倒徐树铮。此时徐世昌已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徐世昌通过傅良佐劝阻段祺瑞，理由是定国军总司令系各军拥戴，和段本人无干，段祺瑞肯通电下野，徐世昌保证他本人和部下人的安全。民国九年7月28日，段祺瑞下野通电发出。跟着十祸首通缉令也随着发表。这也是徐世昌使段祺瑞很难堪的一件事。到民国十年，段祺瑞退居天津。不久姜桂题死，段祺瑞赴吊丧。我和段在坐一辆汽车去姜宅的途中，段对我长叹一声，感慨地说：“姜桂题死我应当去挥泪哭老友，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万一有这么一天，我恐怕没有眼泪哭他。”段素常甚少说过这样露骨的话，足见段祺瑞对徐世昌上台后给自己一系列的难堪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段祺瑞身边军人中有两个最得宠：一为靳云鹏，一为徐树铮。这两人以后因为争权夺利，在段祺瑞面前互相争宠，造成势不两立之态，导致了直皖战争。靳帮助直奉打倒徐树铮而背叛了段祺瑞，主要之前因后果，忆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