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耆是清末诸王中的佼佼者，他的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喜欢诙谐的个性，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身逢末世，他殚精竭虑的一切努力，都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辛亥革命时，他坚决反对宣统帝溥仪退位，甚至落泪。民国初年，他作为宗社党的重要成员，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他曾把自己的复辟之梦比喻为汉光武恢复大汉，又曾把自己的绝望之举喻为精卫填海。他试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复辟清朝，很快以失败告终。所以，他是晚清史上最具悲剧性的王爷之一。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在川岛的游说下憧憬日本。1904年委托川岛在府中设立华胄学堂，亲任监督，聘请川岛在北京警务学堂任用的日本教习，对子弟进行日本式的教育，并说服其他王公将子弟送入该校学习。又在府中设立和育女子学校，聘请日本女教习木村芳子和川岛的夫人对女眷和王女、王侄女等进行教育。1907年与川岛八拜为交，并将第十四王女送给川岛作养女。辛亥革命后，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在川岛怂恿下，逃至日本占领的旅顺，与川岛策划建立以满洲为基础，以日本为监护人的满-蒙联合的国家。当其到北京与日本人会谈上述计划时，遭到革命党人的追捕，在黑龙会的帮助下逃出北京。1912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鼓励一部分骨干分子逃到旅顺，企图东山再起。1914年派儿子宪德到东京再次组织宗社党，以肃王府在奉天、吉林两省的森林和矿山开采权作抵押，向大仓财阀借款100万元，交给川岛作为组织勤王军的经费。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改变了计划，使川岛指挥的勤王军大败，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1922年去世。
主要政绩
他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匡、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前身）。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善耆在工巡总局之外，设立中东西三个分局，建立起新式警察机构。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担任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安徽省长的许世英曾经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师治安。有一次，善耆的福晋（王妃）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在清朝末年，皇室权威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善耆的赞赏。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着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对此，慈禧太后不但未加赞赏，反而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他的政绩之四是在内蒙古地区推进新政。善耆与蒙古王公的关系很深：五妹善坤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他的一个叔伯妹妹嫁给了图什业图王业喜海顺；九子宪贵娶了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长女。善耆就任理藩院大臣后，亲往蒙古地区视察。回京后向朝廷提出了在蒙古地区实行新政的四项建议：设立工厂、改良马匹、兴修水利、修筑铁路。但因为局势动荡和内外掣肘，他的建议没能很好实行。
另外，善耆在清末政坛上一向以开明着称。他主张君主立宪，在推进立宪问题上与摄政王载沣貌合神离。载沣主张立宪愈晚愈好，担心立宪后内阁对国会负责，皇权削弱，摄政王的权力会受到损害；善耆则认为立宪愈快愈好，他希望通过立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进而掌握国家大权。载沣等满洲王公对善耆由猜忌而排斥，加剧了自己的孤立。
处理汪精卫案
处理汪精卫一案，也反映了善耆的开明。善耆是清朝王爷，主张君主立宪；汪精卫（汪兆铭）是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实行三民主义，两人的政治主张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宣统二年（1910）春，汪精卫以密谋刺杀摄政王被捕入狱。善耆爱才，阅其供词后，认为“其才出色，其志可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在他的力主下，免汪精卫一死，只判处终身监禁。这在清代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善耆还多次探监，想说服汪为朝廷效力，两人论辩，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年，汪精卫28岁，一腔热血，观点犀利，善耆45岁，阅历复杂，执论老成。难得的是，“惺惺惜惺惺”，两人对对方的才学见识都感到敬佩。第二年十月，张绍曾和蓝天蔚在滦州发动“兵谏”，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宣布解除党禁、特赦国事犯。乘此机会，善耆建议释放汪精卫。汪精卫后来背叛国家与民族，投靠日本，抗战期间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为了报答当年善耆不杀之恩，汪精卫曾准备派善耆的儿子宪立出任驻日大使，不料很快病死，事遂未成。
顽固复辟
在清皇室成员一系列复辟活动中，肃亲王善耆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宣统三年（1911）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对清帝实行逼宫，反对清帝退位态度最坚决的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宗室良弼以及时任江宁将军的铁良。良弼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为宗室中少壮派将领，宣统三年十二月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皇室亲贵顿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离北京；清帝也随即逊位。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善耆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人的安排下，潜往旅顺的日本租借地。途中赋诗以言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用以寄托他的“亡国”之恨。从此，他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从事复辟清朝的活动。
早在袁世凯东山再起时，良弼、铁良、溥伟等人就组织了“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对抗革命。善耆到旅顺后，联络溥伟、铁良、升允等人，重组宗社党。陕甘总督蒙古人升允，辛亥革命时曾率旧部反抗革命。他也作过一首诗：“老臣犹在此，幼主（指小皇帝溥仪）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把自己比作忠于溥仪的“苏武”。在日本人的策动和支持下，善耆等人先后发起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均遭失败。此后，宗社党的活动一蹶不振。
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38个子女中，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善耆死后，他的一些子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从事卖国活动。伪满洲国时，善耆的第七子金璧东（宪奎）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黑龙江省长、长春市特别市长。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改名川岛芳子，成了罪恶昭彰的日本间谍。
逸闻趣事
善耆自号偶遂亭主，好客，交游广泛，为人又不拘小节，留下了许多逸闻趣事。
善耆贵为亲王，性好诙谐。某日客人来访，谈到某人以名字工对词句的趣闻，善耆笑着说，照这么说来，我的名字善耆，不是可以对“恶少”了吗？因为“善”有“好”的意思，“耆”有“老”的意思，所以善耆出此工对。他书法秀媚，工小词，客人曾以“人淡如菊”请对下句，他应声道“后来其苏”。在座者都叹服他的思维敏捷。
清代王爷中戏迷很多，前有第一代豫亲王，后有末代肃亲王。善耆是出名的戏迷，府中建有戏台，尤其喜欢僚属们陪着他演戏。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时，属下韩秀峰任副参领，韩一家都嗜好京剧，其兄是有名的武生，善耆久已闻名，遂约韩氏兄弟到府中研究戏剧，并提升韩秀峰为正参领。韩秀峰被提升后的谢礼，是他弟兄亲自画的京剧脸谱一册，泥捏脸谱人头一匣，善耆赞叹不已。
在清末诸王中，善耆应是精明强干的一位，但仍有一些人利用他的京剧嗜好干求利禄，或以求庇护。当时有宗室崇某，广交游，独不畏法，公然设赌局与工巡局（警察局前身）西北分局对门相望。贝勒毓朗（定亲王的后人）接任工巡局监督后，力清积弊，饬捕崇某甚急。崇某无奈，就钻营于肃王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王，获得赏识。某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答以受追捕事。善耆大笑，对他说：“将军（毓朗）捕你，我也无能为力，但不致由我府中捕去，若你行街道中，须自小心。”
宣统三年（1911），各省谘议局代表为请求提前立宪，聚集京师。摄政王载沣等权贵均避之不见，惟善耆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对话气氛紧张之际，善耆忽然掷冠于桌，大声唱道：“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众代表愕然。善耆却笑着说：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随之释然。又一种解释说，戏词中所谓“先帝”实指光绪帝载湉，意思是说载湉如尚在世，立宪早已实行；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间接表示了他赞同立宪的微意。不管怎么说，善耆嗜剧，在宗室贵族中是出了名的。
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1865～1949）别号风外山人。日本长野县松本人。日本浪人。熟谙汉语。1882年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专修汉语。1886年来中国，曾于上海、东北等地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定居大连。后回国病死。写有《对华管见》。
与肃亲王善耆结交
川岛浪速1865年出生于今日本长野县松本市，1882年考入日本旧外语学校中国语科学习，并于1887年首次来华。在中国他化装成乞丐，在上海刺探军事情报。八国联军入侵时，川岛被日军总司令福岛安正聘为翻译官来华。日军入京后，对北京内城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北的区域实施占领，将其“军事警察衙门”设在顺天府内，任命柴五郎为“长官”，川岛为“警政事务官”。
慈禧西逃后，紫禁城内还留有6位皇妃、二百余名宫女和太监、2000人左右的守卫部队。德军因为其公使克林德被杀，在景山架了6门大炮，准备炮轰紫禁城以示“报复”。
甲午战争之时，日本曾因为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被西方列强所“谴责”。虽然在义和团事件中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也被杀死，但日军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现代文明国家”的军队，同时为了向中国表示“不需破费的善意”以消除甲午战争掠夺造成的不良影响，坚决反对炮轰紫禁城。川岛作为交涉者到景山找到德军指挥官沃斯，告诉沃斯说：英法联军曾经焚毁圆明园，此举至今还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紫禁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其价值远远超过圆明园，如果将它“变成尘土，阁下要背上一生的污名”。沃斯答应给川岛48小时的期限以劝说紫禁城守军打开城门。
川岛立即赶赴神武门，说服守军在“联军”不伤害人员、不损坏宫内物品的条件下，于第二天打开东华门将紫禁城“和平移交给联军”，由日军把守紫禁城各门、负责“维持秩序”。次日，紫禁城守军被迫同意川岛的“建议”，打开了东华门。由日军把守各宫门，川岛则负责守卫宫内、清点登记财产宝物、保护建筑。尽管这种做法被各国接受，但在日军的表面文章背后，仍然给紫禁城的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川岛浪速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担任了日军占领区军事警务衙门长官柴五郎的副手，负责占领区内的治安，并将日本式警察制度带进了日占区。为了培训中国警察，川岛建议设立警务学堂的建议被采纳，1901年4月，学堂在北新桥的旧兵营设立，川岛为学堂总监督。同年7月，《辛丑条约》缔结，“联军”撤离北京。这时的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庆亲王奕与李鸿章约见日本占领军头目山口，提出“为了继续日军建立的警察制度，欲借用川岛浪速先生”，并许诺赐予“二品客卿”的待遇，给予“赏罚、经费的全权来担任朝廷官吏的指挥监督”，“委托维持京城治安”。川岛浪速遂以“二品客卿”的身份常驻北京，并逐步结交各位王公大臣，自我标榜“全心全意帮助清政府改革”。实际上，川岛开始详细探察清廷政局，将其上报给日本陆军总部，同时以北京为基地，向中国内地特别是现在的中蒙、中俄边境一带派遣特工人员，收集清政府与沙俄的军事情报，进行间谍活动。
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之时，善耆正在家中丁忧守丧。在得知慈禧挟光绪出逃后，善耆不顾“守丧之礼”与生母病重，连夜追赶，企图说服光绪回京“主持政务”，却遭到了慈禧的斥责。到大同后，慈禧即命善耆回京察看情况。善耆回京后，发现颐和园等处遭到“联军”的劫掠，但紫禁城却完整地被保护下来，又了解到川岛浪速曾经到紫禁城说服守军“和平”移交并且在日占区内建立的“近代化管理制度”，开始对川岛产生了兴趣。
1901年的一天，善耆带着瑞徵拜访了川岛。川岛则在第二天到东单二条善耆当时的住所回访。川岛看到善耆的住所出乎意料的简陋，对善耆说“深表同情”。善耆则回答说：此次的大乱和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完全属于清政府的“自作自受”。虽然遭受此大难，但如果可使清廷统治者醒悟且发奋图强，“应为国家庆贺”；同时说如非这场大乱，则无法结识川岛浪速等“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川岛则称赞善耆是“非凡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