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利众生相
一则佛家故事讲：一天，宋朝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长江畔的金山寺。他登上金山寺高处的一座阁楼，极目远眺江中来往如织的船只，问住持黄伯禅师：“来往的船只那么多，究竟有多少只呢？”黄伯禅师回答说：“只有两只。”徽宗不解其意，禅师就进一步解释说：“一种是寻名的船，一种是逐利的船。”徽宗顿时恍然大悟：来来往往的船只虽多，数不清楚，但追根究底，离不开追求功名和利禄两种目的，所以实际只有功名利禄两只船。这就如《史记·货殖列传》讲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在尘世间奔走忙碌，都是为了逐利这一个目的。
逐利行为之所以是世间最普遍、最常见的社会现象，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以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本能——物欲本能为基础的。谋利、逐利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物性之欲。所谓利，在这里就是指能够满足人的物性之欲的种种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金钱。利有小利和大利之分，小利仅能满足人的一般生存需要，大利则能满足人在社会生活中滋生和膨胀的诸多物欲。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人们逐大利的欲望和行为，即发大财、求富贵。在古代中国，功名和富贵是两大基本人生目标，也就是黄伯禅师对徽宗皇帝讲的名和利两只船。如果说对功名的追求还带有一点士子们寻求人生理想的意味，对富贵的向往则简直就是人们的粗浅欲望。在老百姓家中，几乎家家都供着财神菩萨，以求为自家带来财运，保佑自己和家人大富大贵。早在春秋时期，怀着崇高社会人生理想的孔子就曾对此发出感叹，说现在的人都“欲富贵而轻贫贱”。那么，为什么人心的普遍倾向会是欲富贵而轻贫贱呢？其中最直接的一点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富贵意味着能充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欲望，富贵就意味着高台楼阁、锦衣玉食、三妻四妾、受人趋捧。这里面显然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感性快乐原则，即富贵等同于吃好、穿好、玩好、受人尊敬羡慕、享受快乐，贫贱则是缺吃少穿、劳累卑贱、受人鄙视、遭受痛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富贵就是人生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有钱幸福，无钱痛苦。”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哪一样不花钱呢？钱少了，我们就会感受到物价上涨，东西昂贵的压力；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消费心理；在家庭生活中，也会因处处为家务烦心而引发夫妻矛盾甚至家庭破裂；在社交上，就会因出手不大方、不潇洒而被朋友认为小气。总之，“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不富，在一般人眼里就贵不起来，也幸福不起来。反之，一旦发了财，人家不能穿的衣服自己能穿，人家不能住的宾馆自己能住，人家不能买的轿车自己能买，享受到人家所不能享受的快活，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很幸福。而且只要你有钱，别人就不敢小看你。记得笔者有一次去买卤菜，恰逢老板娘与一顾客发生争执，老板娘说那顾客没有付钱，那顾客说付了，争执不下。那顾客干脆从衣兜里猛地掏出一大叠钱，往桌案上一拍，傲然厉叫：“你看我是付不起钱的人吗？”数量之巨，令围观者咋舌。老板娘一见之下，也顿时语塞，不敢再说那顾客赖账。当时我就想，这顾客这一露富真是制胜法宝，不然，那赖账之名怕是不好洗刷的了。
不难看出，人心的欲富贵而轻贫贱，以富贵为人生最大欢乐和幸福，暴露了人心的某种缺失，即缺乏对生命归宿的终极关怀，缺乏使生命超越的理想。而这反过来说也是人们热衷于富贵利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孟子曾经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是说，心中有了比生命更重要的关怀对象，在二者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就只能牺牲生命，包括现实的一切富贵利益，以维持保全终极关怀的对象。如若不然，心中没有彼岸世界，没有死后生命的弘扬，就必然会加倍地迷恋和看重现实生活、现实享乐、现实幸福，全力追求和享受人生富贵。事实也是如此，抛弃了超越理想的人，也就是提倡及时行乐的人；淡漠了超越理想的时代，也就是人欲横流、以富贵享受为荣的时代。儒家提倡以不朽之名为实现生命超越的目标，因而儒家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视富贵于我如浮云”，把成就不朽之名的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然而在名教废弛的魏晋之际，产生了一本伪托《列子》书，书中《杨朱篇》的主人公杨朱，则公然抛弃了追求成名与不朽的理想。一天，杨朱在鲁国游历，住宿在一位姓孟的朋友家里，姓孟的和他讨论起名的意义。孟朋友问：“老老实实做人就够了，要名声干什么呢？”杨朱回答：“靠名声来发财致富。”孟朋友问：“已经富有了，为什么还要求名呢？”杨朱回答：“还要谋个显贵地位。”“已经显贵了，怎么还在追求名呢？”“为了身死之后。”“人都已经死了，还要名干什么呢？”“为了子孙。”在杨朱看来，所谓名的不朽意义，就是为了荫及子孙后代，使之绵延繁荣。但实际上，真正有名的人，如管仲，他死后他的家运也就衰落了，子孙受穷，而那些并没有什么实际贡献的人，如田成子，只是因为善于笼络人心，骗取了假名声，他便据有了齐国，子孙得以享用。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务实的人并没有名声，而求名的人却并不务实，所以名声是虚假的。更何况，无论是有名的人还是无名的人，无论是名声好的人还是名声坏的人，死了都是一堆枯骨，谁知道他们生前的差别？既然如此，杨朱说“且趣生前，奚遑死后”，还是赶紧追求眼前的快乐吧，哪有闲功夫去考虑死后的事情。那么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幸福是什么呢？杨朱说是拥有华丽堂皇的房屋、美丽鲜艳的衣服、美味可口的食物、娇嫩漂亮的姑娘。而这也就正是古代富贵者的享乐生活。可见，杨朱丢弃了对死后命运的终极关怀，所以把追求幸福的目光投向了现实的享乐，这不仅是感性的倾向，而且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同样，当一种传统的、长期为人们所信仰的生命超越境界受到怀疑，从而使时代和社会缺乏有吸引力的超越理想时，整个时代和社会就会变得人欲横流，发财求富求贵之声就会弥漫人间。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西方历史上有过，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传统的基督教理想受到怀疑，过顺应人性自然生活的呼声普遍高涨，社会上享乐之风极其盛行，富贵、金钱、爱情三者被视为人生最大的追逐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人欲横流的时代，明朝中期的社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们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产生了分歧，许多人主张名教不应成为束缚人心人性的绳索，提倡性灵自由，提倡在现实人生中寻求幸福。因而当时整个文化情绪的特征如李泽厚所说的，是充满着“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而在实际生活中，则从宫廷到民间，都充满了恣意纵欲、享乐富贵的行为。不过，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状况中，我们对理想衰落富贵之心腾起的事实更有感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商品原则、经济原则、市场原则，正在成为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主导灵魂，过去一切神圣的事物，包括理想、道德、人格、文化事业、政治追求、爱情、友谊等等，在金钱面前全都变得软弱苍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间实相重又毕显无遗。在家里，在单位，在工厂，在农村，在机关，在学校，人们心里想的，嘴上讲的，几乎全是如何发财、能否发财；“富贵如山挡不住，金银似潮滚滚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老式求财对联随处可见；地摊上摆满了《发财要诀》《商海捞珠》《怎样从别人口袋里掏钱》以及算命测字等满足人们求富心理的书籍；电视中连续点播流行歌星演唱的发财歌曲：“北京的倒爷震东欧，开张大吉发发发，股市行情牛牛牛……”；这两年逢年过节，笔者的BP机必然会收到“恭喜发财”的祝愿，朋友见面，也必然询问“发了没有”？一句话，仿佛整个社会都在围着钱字转，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一天，我听见读幼儿园的儿子在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就没了下文，只是反复唱这两句。我便问：“你捡到钱干什么？”儿子回答说：“放进存钱罐里。”我又问：“为什么不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儿子说：“我长大了要买汽车，交给警察叔叔我就成了穷光蛋。”我震惊于儿子的回答，我无法确知他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但我想这与我们的社会在清除旧思想、旧观念的过程中，尚未树立起新的生命超越理想不无相关。
对于众生欲富贵而轻贫贱，以追求富贵发财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社会普遍现象，如果仅从人性倾向角度来看，本身无可指责，也无所谓善恶。然而，佛家把这种人性倾向与放纵这种人性倾向对人和社会的实际影响联系起来看待，就不能不对之持否定态度，视之为人生需要予以超越的主要对象。因为佛家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觉悟在于认为，人的欲利之心投之于社会并不能给人、给社会带来欢乐和幸福，相反却正是造成人生和社会苦难的根源。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佛家是如何启迪人在人欲横流的世界中觉悟并追求生命的超越的。
(二)诃欲灭贪
在《列子·杨朱篇》中，主张抓紧时间追求尘世生活之乐的杨朱曾经表示：“丰屋美衣，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意思是讲，只要拥有了高大气派的房屋、华贵漂亮的衣服、美味可口的食物、娇艳迷人的姑娘这四样东西，人生就应该满足，什么也不用再想了。杨朱所渴望拥有的这四样东西，包括了衣食住性这几大人生需求方面。拥有这四样东西，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富贵了。按杨朱的想法，取得了富贵，满足了富贵之欲，也就是获得了人生幸福和快乐，就不应该再有其他的奢望，如果再要感到不满足，还要向外去追求，那就是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是自然界的害物。这就是说，杨朱认为人应该追求富贵，以富贵为人生幸福，但得到富贵之后再有别的奢望，那就不正当了。
杨朱所做的这种人生设计，很明显是立足于人的欲望可以永远满足这一前提之上的。而在佛家看来，这种想法未免太过一厢情愿和幼稚。佛家认为，人的欲望和欲望对象都是因缘而起的无常存在，特定的欲望和特定的欲望对象不可能维持长期的耦合，因而欲望既是无限的，又是永无止境的，无法被全面满足和长期满足。所以人生的痛苦，主要就是因为欲望不能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是求不得苦。由于欲望既有强烈要求满足的冲动性，又永无厌足，故此佛家称正道生活之外的欲求为贪欲。
欲望确实很难满足，也不可能有止境，俗话讲“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守着银山，想着金山”，就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在《列子》问世的晋代，人们追逐富贵之心相当炽烈，有个名叫鲁褒的人，专门写了一篇《钱神论》的文章，把金钱的神通广大吹得无所不能，无所不及：钱可以使死人变活，使活人变死，使无德者变有德，使有德者变无德。金钱有如此大的神通，人们哪里还会嫌多。当时，富贵人家夸富竞奢之风十分盛行。王恺官高位显，是有名的富贵之人，他与做过荆州刺史的石崇斗富。石崇拿出一株珊瑚树竟比皇帝的珊瑚树大了许多。试想，以皇帝与王恺联手之富，竟敌不过石崇一人之富，皇帝和王恺又岂能满足于已有的富贵？事实上，后来当权者找个借口把石崇杀了，夺取了石崇的财富，还企图强占石崇的侍妾，一个名叫绿珠的着名娇娃。在永无餍足的欲望支配下，当时还发生了以争夺权位和财富为目的的“八王之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欲望本身没有止境。由于欲望的无止境，它不仅会给个人带来诸多的焦虑、烦恼和痛苦，也会给别人、给社会造成危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态也几乎都是没有发财的想发财，发了财的还想更富，稍一不克制，就会产生恶果。
前不久，发生在沈阳的一起全国首例抢劫证券公司案，对我们认识欲望的无止境和贪欲的危害性很有帮助。近几年来，炒股热潮在全国兴起，炒股者一夜暴富的诱人故事，在全国到处流传。一位名叫安刚的青年人也被股市热潮冲激得怦然心动。他本是劳改农场的干部，法制工作者，这时也踊跃地投入炒股大军行列。起初，他炒东北的一级半市场，收购东北地区未公开上市的股票，待上市后在二级市场抛出，屡屡得手。然而他并不满足，相反却很苦恼，因为他个人本钱太少，不能满足暴发的欲望，于是在强烈的利欲之心驱使下，他违反“千万不要借钱炒股”的股市格言，找人借了几万块钱，准备投到上海股市中放手一搏。开始还比较顺利，小有斩获，但他只嫌赚得太少，竟然在高位追涨，结果不幸被套。后来他也曾有过一次平手退出的机会，但他一心想要赚钱，结果深度被套。而恰逢这时，债主又向他索债，他情急无奈之下，便找证券公司下手，结果开枪行凶，打死一人、重伤一人，自己也被判处死刑枪决。
对于此一恶性案件，有人也许觉得发生得比较偶然，安刚自己也反省自己的失误在于过贪，要是不贪，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恶果。然而，在对炒股得失的总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卖“要是我不贪，就会怎样怎样”的后悔药。但在这种对不该贪的检讨中，包含的本身就是后悔自己没有赚到钱或少赚了钱的贪欲之心。人们无法不贪，因为欲利必然导致贪，正如佛经中指出的：“雪山若能化为黄金，即使有两倍的数量，仍然无法满足一个人的欲望。”
由于佛家视人的欲望为造成人生痛苦和社会苦难的根源，所以佛家启迪人们追求生命超越的方式首先就是否定欲望，告诉人们欲望的危害性。如《大智度论》中诃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