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原则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1)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龙头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道德建设，坚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之后，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
但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来的道德建设实践，其效果仍然不是十分明显，道德建设如“爬坡”一样缓慢进行，且大大低于道德“滑坡”的速度。尤其是官德的“滑坡”更人忧心忡忡。因为官德的“滑坡”不仅使腐败现象变得严重起来，而且影响了社会道德风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呼吁，社会道德建设必须从公务员职业道德抓起。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公务员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会对社会产生激励、感染、教育和导向作用，能够促进良好社会风尚和道德文明的形成。
(2)坚持公务员选拔“以德为先”不动摇
选公务员德为先，就是说选公务员一定要看品行正不正。人品是立身做人之本，公务员职业道德是从政之基。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管子说：“授有德则国安，授无德则国乱”，以及民间曲艺的唱词里所唱的“有道君王安天下，无道昏君害黎民”，都是一个道理，即“有德”者为政可以造福社会，“无品”、“无德”者为政则会给社会和人民造成难以估量的祸害。可见，具备高尚的人品官德，不仅是公务员成就个人事业的需要，更是维护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历史上，清官不是做了官之后才清廉，而是具备了清廉的品行，然后为官，使之清廉为政。纵观一些公务员节操不保、行为不检，走上腐化堕落、违法犯罪道路，往往都是人品出了问题。因此，选择能够正确树立价值观、权力观、义利观的干部为官，是防止用权私有化、用权庸俗化、用权人情化之基础。
选公务员德为先，就是说选公务员一定要看表率作用好不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行下效”，现在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说的是公务员的一言一行都被人们看在眼里，对社会风气和工作能动性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表率作用好的公务员，能够把周围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产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反之，则调动不起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工作不利，影响事业发展。因此，作表率是公务员称职与否的风向标，选拔表率好的公务员，就要认真开展民主推荐和民意调查工作，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只有把表率作用发挥好，能够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影响群众、带动群众、服务群众的公务员选拔出来，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当然，强调“以德为先”，我们并不主张把道德绝对化。如果一个公务员没有才能，光有德而无才，也许能当一个好人而不能当一个好官，必须有才相济。所以历来选拔官员都强调“德才兼备”，并非只要“德”，只是强调二者兼备的情况下，把“德”放在首要方面，让德具有“一票否决权”。现实中，一些人“德”备而“才”略有欠缺者，我们还应考虑给他们发展才能的机会。而对于那些“才”备而“德”缺者，却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拒之门外。因为“有道官员安一方，无道官员害百姓”。
(3)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与时俱进
我们并不否认当前社会出现的公务员职业道德缺失情况，也并不否认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务员职业道德体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与时俱进，就是强调一切都要与时代同步。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亦应如此，要与时俱进，常创常新，赋予新的内涵，提出新的标准。
第一，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涵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道德的内涵在调整变化，而且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在过去根本不具备道德意义的一些行为，在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道德领域，成为社会公德调节的对象。如个人住宅装修，本来是私事，但因为发生噪音干扰了邻居的正常休息，或者破坏了房屋的整体结构，就会受到谴责。又如一些地方为了脱贫致富，发展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工业项目，虽然眼下能创造一些经济效益，但同时也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今后生存发展的条件，是“损人不利己”的短期行为，也会受到谴责。另外，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提倡的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人际和谐不重工作效率：谋人胜于谋事等传统的义利观、效率观中包含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都在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重视开拓创新、敢于竞争、讲求效率、尊重人才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等新的观念。
一句话，道德是对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道德观念的倡导，不能脱离现实。诚如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观念大多已不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一样。新时期的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涵，一定要体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对公务员的道德期待。例如，中央强调的民主执政，就要求公务员在执政实践中，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自己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决策，要体现民意而不能违背甚至强奸民意;说话要反映人民心声而不能居高临下动辄训人;办事，要言听于众而不能独断专行。这些都是新时期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要求，是对传统行政道德的丰富与拓展。
第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要与时俱进。以往，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有一条短腿——他律机制建设。说到道德建设，我们总会与“修养”联系起来，把道德视为一种通过自我修养而逐步形成的自觉行为。因此，我们总是强调“自律”，总是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提升自己的道德能力。其实，任何一个道德规范的建立，单纯依靠自我修养，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一定还需要外力的作用，只是有时候，那种外力以隐蔽的方式表现的。例如，官员不收受贿赂，既是一种道德的自我约束，也有一种法律的约束在暗中起作用。即使那些接受贿赂的贪官，在接受贿赂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第一次接受了贿赂之后，既会在心中残留的道德观念中挣扎，也会紧盯着头上悬着的法制之剑，担心它突然掉下来，只是，最后贪欲战胜了道德。
某种意义上讲，外在的约束比自我的约束更为重要。因为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战胜外界诱惑，需要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外在的抑制力。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制度反腐，强调制度控制失德。同样，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也要在制度建设方面多下功夫，在监督机制创建方面多下功夫。
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社会财富的激增，我们面对的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都要大，单靠个人的修为，很难抵御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诱惑。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道德他律机制，在外界力量的帮助下，促进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化。通过他律与自律两条途径，实现道德建设的内外结合，从而做到标本兼顾。如果他律机制这条道德建设的短腿能够拉长，在外界的强制力的约束下，一定会大大减少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缺失现象。
第三，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形式要与时俱进。传统的道德建设的形式十分单一，主要是教化为主。动辄讲大道理，或者搬出一些道德典范，让人学习。这种形式固然有一定效果，但当其模式化之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令人生出厌倦之心。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形式一定要多样化，要把公务员道德监督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结合起来。实践证明，对公务员实施道德监督，如不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便会软弱无力。经济利益是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质基础，法律措施是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保证。道德监督同经济、法律手段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最佳的效果。
丰富道德建设的形式，要建立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激励机制。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每年都有评选劳动模范、优秀工作者的活动，但评选道德标兵的机会偏少。有一些地方虽然设立了“见义勇为奖”，算得上道德方面的奖励，很多时候却难以确认与兑现。建立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激励机制，就要搞好道德奖励和道德处罚。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过：“美德的形成与美德所得到的奖赏是成正比的。”通过一定的道德奖励和道德处罚，使正确的道德行为得到支持，使错误的道德行为受到贬斥，就能最大程度地达到激清扬浊的效果。特别要加强道德奖励方面的正激励。对模范遵守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并得到群众一致认同的公务员，理应在评选先进、晋职晋级和提拔重用等方面得到优先考虑，这既可以增强公务员本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促使其不断进步，还能对其他公务员起着积极的道德正面引导作用。对于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要受到经济和法律的制裁。这里应该强调一点的是，在进行道德奖励时，要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对公务员道德激励的效果会更明显。
第四，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标准要与时俱进。文明与道德的评判标准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道德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行为规范。但道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它必须与时俱进，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不断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才能对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否则，就会成为失去约束效力、失去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参照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
有专家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标准要体现“四个统一”：一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既要发扬诚信、知耻、节制、廉洁、节俭等美德，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继续弘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二是做人与做官的统一。为官一时，做人一世，做官要先做人。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标准要涵盖做人与做官两个方面。三是责任与权力的统一。权力与责任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与责任要对等。四是个人利益与奉献精神的统一。公务员也有个人的正当利益，公务员在政策和制度的范围内，获得报酬和利益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但公务员的人生应该是奉献的人生，奉行“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决不能为个人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放弃原则、丧失人格。
二、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实现途径
(一)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础。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不仅仅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果忽视了理论的构建，道德建设的实践就会失去灵魂，陷入盲目和无序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建设，对公务员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指导方针，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践行。公务员道德建设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进行系统的职业道德理论建设。首先，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我国传统思想中拥有丰富的培养“官德”的思想，“以德治国”即建立在良好的“官德”之上，尤其是对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在古代“官德”首先是提倡“廉明清正”。这里的“廉明清正”，核心是一个“廉”字。“廉”是“清”、“正”、“明”的先决条件。《周礼?天官家宰?小宰》曾将“廉”概括为六种品格：“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其次，借鉴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世界各国均受到普遍的重视。在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经过了长时间的运行，是市场经济下非常成熟的管理机制，形成了法制化的政府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职业道德的法律化，使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促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提高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已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预防公务员道德滑坡、职务犯罪、腐败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这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最后，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并且能充分反映行政管理职业时代特征的公务员职业道德体系。从理论上确立一种既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行政伦理文化，从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为推动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