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在曹操死后，他成为魏国唯一的谋略家。他起初很轻视曹操，不愿意做曹操的官吏，故而自称得了风瘫病，拒绝征召。后来曹操派了刺客去查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之后曹操又再次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杀，不得不出来就职。魏明帝时，司马懿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魏明帝临死之际，委托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佐幼主曹芳。后司马懿杀曹爽，夺取了政权。
254年，司马师废了曹芳，立曹髦为魏国皇帝。260年，司马昭杀了曹髦，改立曹奂为皇帝。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用禅让的方式灭了魏国，建立晋朝，号称晋武帝，使得士族制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
263年，司马昭灭汉，265年，晋武帝灭魏，280年，晋武帝灭吴。就这样，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在晋武帝时期画下了句号，中国再次得到了统一。
五、外族入侵的时代——两晋
三国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两晋时期，所谓两晋政权主要指的是西晋、南渡的东晋以及桓楚伪政权。
三国统一后的经济状况
蜀汉亡的时候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人口大约共有九十四万，将士大约十万二千，吏大约四万，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布帛十万匹。吴国亡的时候有大约五十二万三千户，男女人口约二百三十万，兵士二十三万，吏三万二千，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船只五千余艘，后宫妇女五千余人。魏国亡国时，与蜀汉全部统计，约有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男女人口约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司马炎一共做了二十六年的皇帝，即晋武帝。他在位期间，对土地赋税和奴仆佃农有一些规定和制度：
王侯限田，即国王公侯不能在本国无限制地占有土地，有一定的限制。
官员占田，即按照官品高低来占有田地。
户调，即按照不同的户主以及籍贯来进行纳税。
边缘夷人，即按照远近来缴纳税款。
荫亲属，即按照官品的高低可以决定能够使得多少亲属免课役，多的可以到九族，少的到三族。
荫客，即按照官品高低来决定能够拥有多少仆从。
晋武帝所规定的这种制度完全是为了方便贵族官僚世家大族，虽然名义上规定了占有田地的最高额度，但实际上所规定的却成为占田的最低额。这些官僚世家大族势力越来越大，负担却极其轻，如此一来，怎么可能放弃兼并呢。
晋代贵族专政，十分看不起商贾，法律上规定禁止商贩在街上叫卖，还规定商贾们要戴白色头巾，把自己的姓名及出卖的货品写在额头上，一只脚穿白色鞋，一只脚穿黑色鞋，这样的装束含有侮辱的意思。商贾们地位都非常低，连财产生命都没有保障。但是皇宫的西园却依然经营着商业。晋灭吴国的时候，特别规定指出吴国百姓及百工可以免役二十年，其中特别指出了百工，可见当时在晋朝，工人的地位是高于商贾的。
晋武帝还非常重视人口的增殖，规定如果女子十七岁了，父母还没有让她出嫁，那么就由官吏代为选择配偶。并以一定的优惠政策来鼓励百姓生女儿，例如规定一家如果有五个女儿，那么就能够免役。另外，还发放给奴婢们田地，让他们结成夫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当时的人口迅速发展起来，创了三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当时社会发展十分安定，经济也逐渐在恢复，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浪费也在逐步加剧。
统治阶级的腐朽
最初，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着他的集团，到晋武帝的时候，则改用了所谓仁政，但实际上的控制力被削弱了。290年，晋武帝临死之际，杨皇后和父亲杨骏合谋，更改了晋武帝留下的诏书，将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共同辅政的命令改为让杨骏一人来辅政。次年，晋惠帝的妻子贾皇后杀了杨骏，逼死了杨皇后，族灭杨氏，紧接着便爆发了八王之乱。
晋惠帝十分昏庸，他曾听说人民没有粮食吃快要饿死了，他却问：“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粥？”而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更是荒淫污浊，专权悍虐，惠帝其实只是贾皇后的傀儡罢了。可见，晋武帝以后的整个统治阶级更是贪暴放荡，无恶不作，更不能指望他们能查探民间疾苦。
晋朝统治集团非常腐朽，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
据说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像汉朝的哪个皇帝？”刘毅回答：“像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统一了天下，你竟把我比作桓灵两帝。”刘毅说：“桓灵两帝卖官，钱财是归官库所有。但是陛下卖官，钱财却是归你私人所有，这样看来，你比他们还不如。”晋朝一向轻视商贾，对商贾诸多限制，但自己却依然经营官府买卖，可见，对商贾的限制和轻视，实质上只是为了自己更好地进行剥削和敛财罢了。而权贵们有了钱财，自然就只是为了挥霍纵欲。
273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入宫。灭吴国后又选取吴国的宫女入宫。晋宫中有超过一万名女子。武帝荒淫，士族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可见晋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是十分荒淫无度的。
晋武帝还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也大多是出名的奢侈之人。天灾还有一定限度，但若是奢侈，在互相比赛之际就没了尺度，对人民是更为可怕的祸害。
由于当时统治集团普遍生活放荡，上行下效，致使整个统治阶级的风俗都败坏到了一定程度，在西晋统一的短暂时期里，志得意满的士族们肆无忌惮的享乐生活引发了比东汉末年更大的混乱。
早在晋武帝时期，祸乱就已经酿成。290年，杨骏、杨皇后夺权。291年，晋惠帝皇后贾氏杀杨骏夺权。300年，赵王司马化又杀贾皇后。301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由此将大乱扩大成为诸王间的大混战，也就是祸害深远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犹如一幅群兽狂斗图，将司马氏集团中全部的残忍和腐朽性都表现出来，由此导致三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使得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灾难。
人民的流亡与外族入侵
统治阶级的罪恶，承受后果的却是劳动人民。统治阶级的奢侈以及此后的战争，使得居民们无法生存，只得盲目地向着有谋生可能的地区流亡。大量的流民出现在大地上，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走向了崩溃。
296年，关西一带约七万人起兵反晋，晋朝发兵攻打，关西连年饥荒，再加上战乱，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达到数万家，十余万人，经过汉中入蜀求生。
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散乱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大约有数万家。由于被本地豪强所虐待，流民们烧了城邑，杀了官吏，响应汉国刘渊的部将王弥起来造反。
雍州流民多在南阳，其中武吏出身的玉如聚集了四五万人来击打晋兵，自号大将军。进入巴蜀的流民受到豪强的欺压，被迫反抗，聚众自卫，推选杜弢为首领，攻占了长沙。315年，被晋兵击败溃散。并州人民则扶老携弱，四处流离。
除了这些大群的流民以外，还有数不清的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但流亡并不能使他们找到安居乐业的地方。尤其是310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了大规模的蝗灾，紧接着发生了大瘟疫，百姓们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
社会的动乱引致外族大入侵，给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苦难。在东汉时代，边境内外就住着许多降服中国的外族，中国有战事，就会征发他们去当兵。自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待游牧民族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但是对于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却是极其残酷的。游牧民族很乐意吸收汉文化，从游牧生活改为农业定居生活，但是对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并不会顺从。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种剥削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了。于是，八王之乱兴起，在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成起义的时候，入境的各民族又引发了更多骚乱，导致历史走上了一条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六、文化的南迁——南朝
腐朽混乱的西晋被匈奴刘聪所颠覆，而琅琊王司马睿则占领长江流域，继承西晋帝统建立了东晋王朝，历经104年。后刘裕篡晋，建立宋朝，历经60年。后萧道成篡宋，建立齐朝，历经23年。后萧衍篡位，建立梁朝，历经56年。后陈霸先篡位，建立陈朝，历经33年，此后隋攻灭陈朝。南朝前后不满三百年，从政治上来说变动非常急剧。但从经济上来说，南朝却是少数大地主占有绝对优势的时期。
南朝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到孙吴建国时期又有了一些进展。而到西晋末大乱时候，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南方在原有的基础上生产力有了显着的提高。
长江流域人口向来稀少，在晋武帝全盛时代，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在晋朝末期大乱的时候，中原流民的涌入促成人口激增的现象。江南地区地势低，湿气大，农民向来采用火耕水褥的方式从事生产，即烧掉田里的杂草，灌水种稻，等草和稻都长出来了，割去草以后再放水灌田，到时候草死了，稻则成长了。这种原始而简单的方式使得生产力十分低微。大概在西晋以后，耕种方法才逐渐改变，耕地也逐渐增加。
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因此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土地的集中必然会导致农民的失业。在宋刘骏时，山阴县人多，但是田少，孔灵符提议把山阴县的贫民迁徙到余姚等地开垦湖田。当时朝臣们都反对这个提议，说山阴县的那些富豪家里有很多田地，贫民可以被雇佣去耕田，能够谋生。刘骏没有听从朝臣们的话，将贫民移居去开垦田地，最终获得了许多良田。可以说，朝臣们所代表的，是山阴县大地主的利益，而孔灵符所代表的是朝廷的利益，但农民却最终得不到什么东西，就算是辛苦开垦出来的良田，最后也是便宜了封建大地主们。
南朝的士族多有门生，就好像后世的门客那样。南朝非常重视门第观念，有钱人如果不是士，也不能期望能获取高的官位，但是如果出钱买通成为门生以后，就能够服侍贵人，仿佛身价也提高了一般。门生的地位比宾僚要低，但情谊方面却很亲近，他们同样依仗权势来剥削人民。
当时普通的士族能够享有免役特权，但平民却要负担苛捐杂税和残暴的徭役。为了避免重役，人们被迫自己斩断手足，或者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农民苦于繁重的徭役，又没有耕地，唯一的生路就是投靠地主做农奴，也就是佃客。东晋初年改革了西晋的户调法，按照田亩实数收取租税，称为“度田收租制”。后来到司马曜的时候，废除了度田收租制，改为王公以下，丁男每口税三斛。这样的改变对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再后来贫民与王公地主开始了平等的纳税，将亩税改成了口税，不公平的税制使得人民几乎负担了国家全部的费用。
南朝士族还多有奴婢。普通的士族家庭里，都养奴婢作为重要的财产，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或者派遣到远方做事等。当时六斗米抵钱五千文，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钱五千文至七千文，身价极低。
除此之外，害民尤甚的还有许多苛捐杂税。例如所谓赀税，也就是财产税。这项税款的建立使得人民不敢种树垦地，甚至屋子破了也不敢修补。正是这些苛捐杂税迫使人民加速了失业破产，最终沦落成为佃客、门生或奴婢。
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很缓慢。南朝历代都有冶官来管制冶铁工业，工人们大多是囚徒。南朝士族轻视技术，极少注意工业方面的技术改善，故而没有大的科技上的突破。另外南北两朝边疆警戒森严，商贾不得自由往来贸易。所以南朝的商业只限于南朝境内贸易以及海外贸易。统治阶级贱视商人，但自己却利用政治特权来进行商业经营，并对商贾进行残酷的剥削。
南朝很重视佛教，在萧衍时代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佛寺都各拥有丰厚的资产，僧尼们食肉饮酒，穷奢极欲。男僧能收徒弟，女尼能收养女，这些徒弟和养女都可以免除一切课役。当时郭祖深主张禁止僧尼收徒弟或养女，但能获得奴婢，僧尼们也只能吃素食，而婢女们只能够穿青布衣。但萧衍想要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故而不听郭祖深的建议。一些佛寺的财产雄厚，还兼营高利贷，有许多人会用东西来做抵押换钱，之后再向寺院赎回，后世典当业就是从南朝的佛寺开始发展的。
士族制度
东汉时候，士人想要做官，必须先在乡里为自己造势，成就一定的名誉，然后才能够被长官辟召，或者选为孝廉方正，从而取得禄位。在东汉末年时，就有专业的批评人物，例如汝南许邵，经过他评定的人，在社会上就能够有地位。少年时候的曹操就曾求许邵评定他，许邵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后曹操也就有了声名。
魏朝时期，吴质家世单微，由于和曹丕很亲近，故而被封了大官，但就算如此，还是很多人都看不起吴质，士族与寒门的区别非常严重。曹丕依据此创立了“九品中正”的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列在下品的，就永远不能够仕进。九品中正正是地主官僚压迫贫寒人的工具。自此以后，士族巩固了其统治地位，生活极端腐化，从而造成西晋末年的大乱。
士族和寒门的界限非常严格，而士族自然也享有比寒门多得多的特权。
在入仕方面，南朝时候规定，世家子弟20岁可以登朝，而寒门子弟要过了30岁才能够做小吏。也就是说世家子弟开始就能做秘书郎、着作郎、散骑侍郎等官职，升迁极其容易，机会也多。但那些寒门子弟几乎没有取得高级官职的机会，想要转为世家就更不可能了。
在婚姻方面，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如果两家人门第不相等却通婚，会被人们视为极大的耻辱，并遭到排斥。
对于社会地位来说，士族与非士族之间身份的区别甚至连皇帝也不能改变。宋、齐、梁、陈四朝的皇帝出身都不是名门望族，支持他们取得成功的也多是寒贱人，即使后来这些人做了将相大臣，却仍不能够提高自己的身份。
士族能够免徭役，依照门第高低来取得禄位，依照政治特权来剥削庶民。有一些庶民会通过贿赂来试图假冒士族，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士族特别重视家谱。
由于士族掌握着统治权，朝代无论怎样更换，士族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南朝时期的士人更重视自己的家族而非祖国。他们自视甚高，傲慢无礼，完全不把国家的事情放在心上。曾经有一次在朝廷上，刘翔觐见晋皇帝司马衍，慷慨陈词，说中国土地丧亡三四十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盼望着晋兵去营救，但士大夫们却依然荒淫无度，奢侈骄纵，完全不想到恢复中华。朝臣们听这一番话时候有些惭愧之色，但却依然苟且安生，没有任何行动。可见，国家大事在士族的心里，是远远比不过他们自己的奢侈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