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统筹系统，代表了一种社会精神状态和社会思想倾向，而居于社会领导层面的官员则是这种社会精神状态和社会思想倾向的风向标和领航人，公民道德不仅仅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现代思想的浸染，更受着当时当地官员风尚的直接影响和导播。换句话说，官员道德是公民道德的标杆，要想完善公民道德建设，当务之急是首先竖起和扶正官员道德的旌帜。
重视官德修养,古亦如此
官德修养是通过具体的德目表现出来的，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公畏慎勤、清俭和节、仁爱宽恕、平明志友、谦正忍敬、直智实达、淡静藏谨、温恭让学等。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礼义道德的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之大本的思想。两千多年来，修身正己立德一直是中国人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儒家思想为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不孤，必有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西汉刘向：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东汉张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东汉王符：“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唐太宗：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唐张九龄：“不能自律，何以正人?”唐罗隐：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宋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清郑板桥：“种十里名花，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不若修身”;孙中山：“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思想强调的都是修身正己立德的本根作用，也表明，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一直流淌着道德良知的血液。用《大学》、《中庸》的话说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在中国古代社会，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
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尚书立政》“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即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周礼天官》“六廉”说。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论语》“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秦《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五善”说。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汉朝选拔官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晋“中正六条”说。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唐“四善”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唐朝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员，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明“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清“居官八约”说。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通过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要求，不难看出，官箴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最主要的几部官箴书：一是宋吕本中的《官箴》;二是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三是清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四是清汪辉祖的《学治臆说》。
中国古代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为官箴言是古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严守官德底线，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政修养
中国古代把对为官者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为官箴言是古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严守官德底线，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官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
所谓“官德”，就是从政道德，指为官者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品质的优劣、为人的善恶、节操的高低，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行、思想作风的综合反映，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
古人云：“立身立业，必先养德”，“富而无德不仁，官而无德致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做人，应该先立德;做官，应该以德从政。行官德则兴，失官德则崩。德使一个人精神得到升华。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为政以德。这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历代思想家向来认为，立德是立身做人之本，官德是为官从政之基，并把“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厚，而患知之不博”作为判断官德人品的价值标准，强调“百行德为首”。
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左传》里就提出：“德，国家之基也”，把培育高尚的美德视作“立国”的根基。孔夫子在《论语》里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向人们指出：实行“德政”，就会像众星围着北斗星那样获得黎民百姓的拥戴。《左传》里更是将官德提到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甚至荀子也说过：“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官德乃为官之本，本固则德厚，德厚则威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领导干部的言行在群众中具有示范效应，因而官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引领着整个社会道德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方面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官德是各级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从事领导、管理、协调、服务过程中所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因为德政的实施、推行要靠官员贯彻、执行，美德的培育、普及也要靠官员示范、教化。孔子曾将官吏之德比作“风”，将百姓之德比作“草”，上行下效，风吹草随。官风正，民风就淳;“官德”好，百姓就会起而仿效。反之，官吏失德，徇私图贿之风便会盛行起来;官吏腐败，国家就会走向衰败、乃至崩溃。秦王朝之所以“梦传万世二世完”，就是因为皇室贵族穷奢极欲，对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导致政荒民怨，最后在农民的一片起义声中覆灭。实践一再证明，官德沦丧最终必然导致政权垮台，此乃一条铁的历史规律。只有加强官德修养，保持优良的党风政风，才能凝聚起党心民心，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
良好的官德是德政的基础，而德政则是良好官德的体现。我们今天讲的官德，其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句话，就是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官德还是廉洁奉公的前提，古人说“万事德为先”，就是说道德是一切的基础，是事业的前提。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人，都会有较强的责任感，即使他目前其他能力平平，但只要通过长期的刻苦努力，也是完全可以提高的。大凡贪官污吏，肯定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甚至才华出众，但因为官德差，最终会走上腐败的不归路。德才兼备，名利双收;缺德败才，身败名裂。因此，官员要做一名廉洁奉公的人，就要培养自己的官德，并不断提高官德，以《党章》对照自己的行为，不断地以党纪国法警示自己，确保自己的官德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纯洁。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着力加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教育，加强党的性质和宗旨教育，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把干部的“德”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其实，思想作风与道德修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干部的官德本质就是思想作风在道德层面的集中反映，保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良好官德，就是从根本上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如今，党的领导干部处在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期，有些制度还不够健全，现有制度往往也执行不够有力，很容易滋生腐败。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官德修养，加强自律意识，自觉遵循反映阶级、民族和社会共同利益的道德规范，用清正廉洁的道德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拥戴。
从政修养
基于当前的官员道德状况的“不容乐观”，有人提出，应把“领导道德”单列出来，称之为官德。官德就是领导者清醒地认识权力、正确地行使权力的品德。共产党人的官德，内容十分丰富，胡锦涛同志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为民、务实、清廉”
官格与人格统一是为官之本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的分裂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致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良莠莫辨的混乱局面。
人格是做人的资格和品格，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是其内在道德品质、道德规范与外在道德实践的统—体。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格内在统一性，其行为就会经常处在几种相互抵触的动机支配下，这个人就会不正常，就会出现多重人格，诸如病态人格或分裂人格、反社会人格等。
人格表现在官员身上就是“官格”，“官”首先也是人，因此“官格”中包含着“人格”的基本内容，具有不良“官格”的领导干部，在其道德结构中存在着“官格”与“人格”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中交替起主导作用，支配其行为，使其集善恶于一身，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使其会上会下、公开私下、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现实与虚拟、道德认知与实践的不一致，从而引发“官格”与“人格”分裂。当一个领导干部处于“官格”与“人格”分裂状态时，其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即使是贪官也不例外。
领导干部“官格”与“人格”分裂主要是指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与做采用双重标准的行为。通常表现为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说的比君子动听，做的比小人可恶;对别人一套，对自己一套;教育别人清正廉洁、情操高尚，自己却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曾动情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这位“心系百姓”的成主席最后因受贿4000多万元被判死刑。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事发前，时常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我标榜，就在他被“双规”前两天的市委全会上他还声称要严守纪律，把风清气正的环境营造好。正是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使得社会本应是光明的而增添了阴暗，本应是有序的而增添了混乱。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不但彻底失去了“官格”，而且更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格”，同时他们的这种“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还具有传染作用，对其下级领导，尤其是青年干部产生恶劣影响。
所以，在年轻干部中，这种道德“分裂症”在一些人身上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诸如知而不行，言行脱节，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道德行为，在体现主体的道德境界上相矛盾，人前人后表现两面性，职场上在上级面前表现出一副清正廉洁的作派，而在另一场合就恣意妄为，很少考虑什么道德规范和行为后果。
如果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不健康，即使他知识再多，智能再高，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甚至会与社会对立。法国哲学家蒙田说过，当知识被装入一个设计糟糕的头脑中时就显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领导者的官格和人格，既关系自己的健康与幸福，也关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
从政修养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领导者廉洁修身就需要非常注重培养“官格”与“人格”一致，努力在个体与社会、台上与台下的相互作用和交错中避兔“官格”与“人格”的分裂，这既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推动社会公德建设的关键。凡注重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在“官格”与“人格”双重修养方面都具有完善、健康的一致性。
坚持以“德”为先，强化官德修养
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德为权之灵魂，权为德之体现。官德不仅是做人、立志、建业、立业之本，也是执政之道。
曾有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内心里崇高的道德，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德，人之灵魂，民族之精神，社会之规矩，国邦之基础。共产党人的官德，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社会公德，而是从政的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涵盖着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官德是为官掌权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既然居官，就不能远离官德，也不能逃避官德，更不能缺乏官德。当官无德，必然导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良，同时，也会为自身毁灭埋下祸根。少数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大都是从不讲官德、道德滑坡开始，嫌贫爱富，不考虑群众冷暖疾苦;热衷灯红酒绿，沉湎于低级趣味;进而发展到大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最终滑向犯罪的深渊……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害。
2007年5月28日，河北省雄县农民胡长城驾驶翻斗车，途经任丘市苟各庄镇遭遇苟各庄吊桥的横梁坠落而被压，但有关方面接到求救要求后均未有人到现场，致使胡在求救过程中死亡。在此事件中存在失职行为的苟各庄镇副镇长闫永杰和任丘市水务局副局长张玉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同年9月7日，《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他们能救拒救，亵渎了执政为民的天职。
2007年9月7日上午10时的厦门轮渡码头，一老汉不慎落入水中。正在人群中的河南代表团成员、荥阳市副市长任元仓听到呼叫声之后，拨开众人，一个箭步冲到码头边，冒着可能落水的危险，猛地探下身子，抓住落水者左臂。河南代表团一成员拉住了任元仓的胳膊，一个接着一个拉着胳膊，在岸边“拧成”一股绳……亲眼目睹任元仓等人营救落水老人，并及时联系急救车辆的当地派出所民警陈文龙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老人救上来之后，救人英雄一行就离开了。后来知道带头救人的是一名副市长。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