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经的经商失败，只好重返教坛，在隆都后沟学校做教书匠。仿佛他天生是个教书匠，重执教鞭后，因教学有方而声誉日隆，1935年春，被聘为庵埠宏安小学校长。1937年，李云经被转聘为庵埠郭垄小学校长，直至潮州沦陷，举家辗转香港。
时逾半个多世纪，人们很难考证李云经弃教从商的真实动机。不少著作说：李云经是因家境贫寒，时局所迫，因为他仿佛天生就缺乏经商的头脑。
不过他的经商也有环境因素。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侨乡，潮汕地区现时拥有人口1000万左右；而定居海外各国的潮汕人约六七百万，如加上移居港澳台的潮汕人，人数在1000万以上。
潮汕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汕人大批移居海外，始于明清。潮汕海外贸易发达，老板重利轻别离，安土重迁意识淡薄。潮汕人的迁徙，不可仅仅归结为贫穷。积极开拓，是潮汕文化的独特景观。潮汕人的迁徙，还不同于山东人闯关东、宁波人闯上海，他们的足迹仍在国内，而潮汕人放眼海外。
潮汕人移居海外的高潮，始于19世纪中叶。1861年汕头开埠，每年输出的契约华工达数万。据广东海关史统计，1876-1898年，从汕头经香港或直达东南亚的华人有150万，其中绝大部分为潮汕人。国内有不少反映华工血泪史的影视文学作品，契约华工远离家园，是受欺骗、被胁迫甚至遭绑架。这是真实的历史，但不是历史的全部。大部分劳工是出于自愿的，他们心怀憧憬，前赴后继，蔚然成风。潮汕人极富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潮汕人移居海外，劳工逐年递减，老板与年俱增。这股海外移民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渐渐停息。
李云经生活在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的是传统家教，他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潮汕，处处流传着海外游子建业致富的传奇故事，即使失望多于希望，仍构成潮汕人涉海闯荡的原动力。
不管李云经动机如何，他是他们中的失败者；亦不管时局如何动荡，商场如何险恶，他还是回到原点——重执教鞭。李云经或许接受了太多的传统道德，重义轻利，安贫乐道；或许更热衷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强国利民之本。
我们从李氏家教，找不出丝毫经商敛财的基因，李嘉诚成为一代商界天骄当属异数，而造成这个异数的，是少年时代的经历。
环境要适应
天时、地利与人和，是创业、管理、做任何事的最佳环境。
天时
什么是天时？天，在这里代表不可改变的规律；时，代表规律在本时间段上的制约作用。天时二字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因此天时在企业决策上就表现为顺应规律在本时段制约作用的一个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曾有大批日本企业涌人中国市场，但经几年的市场搏杀之后，其中的大部分又如潮水般的退去了。以至于日本政府曾在公布统计数字时提醒日本企业，在决策到中国投资时要慎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显然，中国开放了容量巨大的商品市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经营理念和中国市场的发育阶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差和位差。今天，我们可以从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外国企业身上观察到，在他们的决策班子里几乎毫无例外地有既熟悉中国现状、又接受过现代工商管理教育的中国人的身影。这些人起到了正确认识时的作用，成为现代经营理念和市场现实之间的接口。
地利
地利，我们在这里解释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地利条件。比如说大企业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而小企业则有船小掉头快的灵活性等。地利条件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比如人们常说的酒好不怕巷子深，巷子深是具体为地的、物质的、有形的条件，而酒好则是企业信誉、是精神的、无形的条件。如果仅以巷子深这个条件来看则无地利可言，但如同时看到企业信誉在当地强大的影响力，则地利条件不仅存在，而且可以抵消不利条件。
人和
人们常把人和这个条件与和气生财之类的生意经简单地等同起来，以为只要态度谦和、遇事不争、礼貌有加就是理会人和之要义了。其实大谬不然，人和条件乃是顺人气的意思，首先要理顺企业内部的人气，然后要理顺企业外部生存环境人气。至于礼貌问题，仅是服务精神的外化表现之一，远远不足以表现人和二字的内涵。
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获取人和条件的策略是高举正统大旗，这样对内可以统一意志，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对外可以正名代逆，赢得朝野广泛的认可与支持。这个例子翻译到现代企业管理上，获取人和条件的要点就是：对内把全体你的思想统一到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上面来，为企业凝聚最根本的原动力；对外最大限度地获取理解、信任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利因素，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营造最佳环境。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是很难同时完全具备的，天时条件的制约是时机的容易变化、地利条件的制约是特点的不易变化，这两条都是客观的。只有人和这个条件的制约是老板的观念，是主观上的制约。因此，对客观条件，要通过顺应规律、积累渐变去获得，对主观条件，要通过老板自身转变观念，解除制约去获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有些人存在这样一个弱点：很难适应环境，总被环境所困，因此很难打开成功的局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缺乏顺应环境、改变自己的能力。英雄与时势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人与环境的问题。要想变革环境，首先必须适应环境。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才谈得上改变环境。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这个意思。
李嘉诚从内地来到香港这个陌生之地，来到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商业社会，感觉一切都变了。这里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准，这与内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着天壤之别；这里商场如战场，即使有万贯家财，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一个满脑子诗书礼教的14岁少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活一家人，并创立一番事业，其难度可想而知。
回首往事，李嘉诚曾这样描述他此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才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那么怎么办呢？
李嘉诚用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这就是从头开始，努力适应新环境，学做香港人。
李云经虽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环境融合。他面对现实，对儿子的教育大有改观，他不再死抱着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要求嘉诚学做香港人。
这首先得完成两个步骤，即：一要学会广州话，二要攻克英语关。因为在香港，大众语言是广州话。广州话属粤方言，潮汕话属于闽南方言，彼此相差很远。在香港不懂广州话，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另外，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尤其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通用语言。
李嘉诚深刻领会父亲的苦心。他把学广州话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标准的广州话。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是分不开的，掌握了英语，就能够更多更快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从而更好地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来港之初，李嘉诚再也不是什么学校骄子，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在听天书，简直不知所云。而其他的同学，自小就开始了对英语的学习，所以听起讲来毫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