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弦——远古音乐的“活化石”
在众多的远古文化形态中，地下出土的除外，目前尚存但即将消亡的远古文化最突出的标本之一就是口弦。口弦是世界上很多民族流行的一种“簧舌振动、口腔共振”的简单乐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为簧、口琴、嘴琴，中国民间俗称中弦；英文文献称为Jew’s harp；俄文文献称为BapraH（瓦尔岗）。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乐器在不少地方已消失了。我们至今可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看到的口弦是远古原始先民们的文化遗存。
口弦，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构造十分简单、灵巧、古朴的玩具乐器。很多专家一致认为，口弦是原始时代口弦文化在现代的残存。国外有关专家根据大量资料证明，口弦起源于人类的新石器时代。
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都有口弦的存在。而各民族各地区的口弦在形制上都大同小异，均是在金属、竹、木、象牙、贝壳等弹性物质上嵌（挖）振动簧舌，手指周期性地拨动簧舌（或扯动簧舌根部的线绳）使簧舌振动，并利用口腔作声音共鸣器，口弦就能够发出微弱、细腻和不同音高的乐音。很多民族至今还用它来娱乐、解忧、表达隐语和传达思维信息。
拨簧舌根式二簧金属口弦口弦和其他乐器相比较，较多地保留着原始时代人的思维水平特质（后面将详述），因此，它可以视为人类远古音乐文化形态的“化石”。口弦很早就引起了人类学家、音乐学家的兴趣与重视，他们常常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通过口弦来探索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起源与发展规律。但从大量的文献看来，其中概略的宏观描述占多，本质的研究较少。更由于过去人们对口弦观察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学科之间的封闭，人们对它那微弱而富于魅力的音乐旋律线条无法详细地记录，对它的音律状态无法精确地测定，对它与人的语言关系无法准确地理解。因此，企图以单科独进的文化人类学角度和方法，通过口弦来了解人类音乐文化起源和发展线索，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活跃在各地民间的口弦乐器，却间接地折射出人类祖先的智慧、思维、音乐审美选择、尺度、音乐形态、语言、社会交际、婚姻风俗等多方面。因此，本世纪80年代，中国的音乐学者已把音乐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并通过自然科学的其他观察方法，对原始形态的口弦进行了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而使口弦的科学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充分地显示出来。
中国大多数民族都有口弦乐器存在的事实。它曾流行于黑龙江、台湾、海南、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四川、内蒙古等省区的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高山、黎、纳西、傈僳、白、傣、彝、哈尼、景颇、佤、怒、普米、拉祜、苗、羌、撒拉、柯尔克孜、锡伯、回、蒙古等民族中。在汉族民间，本世纪40年代也曾发现口弦乐器的存在。而当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布拖、普格、西昌、雷波、金阳、甘洛、喜德、普雄、会理、美姑、峨边等彝族聚居的山寨，都还保留着多种口弦乐器形制的完整形态，如竹制或铜制的拉绳单簧口弦、弹拨单簧口弦、弹拨双簧口弦、弹拨三簧口弦等。这些口弦都是从一千多年以前的彝族原始社会中流传下来并有一定的发展。我们通过对这些口弦乐器的观察研究，将会窥视到中国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们拥有的音乐面貌。为此，从这样一个视角来寻找中国古代乐器的踪迹，更是十分有趣的。
口弦的发音原理，是人们感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凉山，通过观察、模拟学习和实验，我们明确地知道口弦的演奏，是利用手指弹拨振动簧片，语言生理运动时口腔的多种形态变化，十分自然地“抽取”出振动簧片谐波系列中的一些低次谐音。利用口腔共鸣珥象而“抽取”出来的音，有着准确的音程关系，并遵循着严格的数理规律。这个铁的事实蕴涵着这样的道理：在基他古乐器（笙、古琴、排箫等）上具有较为完整音程进行的乐音（如宫、商、角、徵、羽音）的产生，在中国先秦以前甚至更早的年代，首先是由一定音阶“尺度”来规范的。这种符合人的起码的生理、心理美感规律的音阶“尺度”，应当有自然规律的客观依据。这个客观依据，就是自然界中物体振动的谐波系列。通过口弦的发音原理观察，有理由启发我们去探索音乐真正的起源。人类首先是从感性上认识到物体振动的谐波系列，利用口腔或其他方法分解出单独的谐音。这些具有一定数学关系的谐音组合，能给生理感官带来听觉上的愉悦。早期的人们也许就以此作为音乐基础音响美的“尺度”，并将它扩展到其他音乐物质手段上去。如埙、笛、琴等。埙要挖音孔。试问，最早挖音孔的人们，他们观念中是以什么音程、音准作“尺度”的呢？他们观念中的五声音阶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某种殷代陶埙的小三度音程接近于纯律律制，制作这种埙的人，又是以什么样感觉“尺度”来达到这个目标的呢？只有谐波系列的第五次、第六次谐音，才具备这个天然的、准确的纯律音程。
世界各民族的单簧口弦，在相同的发音原理的基础上，分解出的谐音，都包含有纯律的因素。在各民族的口弦演奏习惯中，均分解不同次数的谐音组成音阶：
民族〖〗口弦分解谐音的常用次数凉山彝族〖〗3／4／516／和6／8/9/10／12次谐音锡伯族〖〗8／9／10／12次谐音高山族〖〗8／9／10／12／16次谐音日本虾夷族〖〗3／4／5／6次谐音吉尔吉斯族〖〗8／9／10／11／12次谐音图瓦什族〖〗6／718／9／10／12次谐音
以上这些民族利用口腔变化分解出的谐音，都包含着纯律的大小三度和大小全音。这些事实，有理由使我们初步判定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纯律的存在，因为它基于物体振动的自然物理基础，这个律制是处在人类思维早期阶段的人们自发地采用的。而三分损益律（五度相生律）的出现是人类思维进一步复杂化的产物。从凉山彝族单簧口弦到多簧口弦的发展，我们看到了“纯律→混合律制一五度相生律”的历史渐进过程。凉山彝族的三簧、四簧口弦中五度相生律的出现，已经过了研究人员的实际测音与数学证明。这些事实充分地向我们暗示，早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中国的管子用数学计算获得五度相生律之前，就可能有五度相生律的存在了。音乐学家杨荫浏曾武断地以中国古琴所包含的律制来说明律制的发展历程是纯律由五度相生律引伸出来的。但是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只有纯律向五度相生律过渡，才符合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逻辑过程。对中国凉山彝族口弦的观察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接近某些艺术起源规律的客观真理。
口弦通过口腔分解出了谐音，各民族的演奏者自然地、得心应手地组合成了合乎民族美感心理的音乐旋律，而我们可以从这些旋律中抽象出音阶。对凉山彝族口弦的观察，使我们看到了口弦从单簧形制到多簧形制的发展，五声音阶由不完整变得完整。而这些音阶是口弦演奏者在有效的生理控制范围内通过分解出谐音而自发形成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十分有意义的启发：面对大自然的谐波序列，五声音阶是大自然的内存，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应用了它。谐波序列中的8、9、10、12次谐音组成的音阶，就是Do、Re、Mi、Sol的音阶。它是人们音乐感觉的“尺度”和音乐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能够创造“对象”世界，创造音阶，但这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些音阶，并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精神的幻影，而是人们在音乐实践中，按照音乐对象的属性和规律来进行，以一定的“尺度”来发展的。因此，谐波系列包含着的五声音阶因素，可能就是五声音阶的源头。
二、中国编钟释谈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一套规模庞大的编钟。全套编钟均由青铜铸造，分三层悬挂于钟架。上层挂19件，分为三组；中下两层挂45件，又分为三组。其中，最小的一枚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下层最大的一枚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全套编钟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这套编钟的音域十分宽广，约5个八度。其中中心音区完全按半音阶排列。每件钟体上均铸有篆体铭文，共约2800个字，以之标明音律关系及其它相关信息。
此墓墓主称曾侯乙。故该套编钟也就被称为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一些，约在战国初期。
曾侯乙编钟声音辉煌、庄重、清新、典雅。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曾欣赏了这套复制编钟的编钟音乐会。他说：“从希腊发掘出的木制乐器已经不能发出音响了，只有在中国能欣赏到2000年前的古乐器演奏的乐曲，这是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
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为庞大、壮观的一套编钟。有关专家认为，此套编钟的发现，大量地弥补了古文献在音乐文化和其它方面上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形象而直观地表明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金属冶炼、铸造工艺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中国的考古科学、音乐科学提供了最直接的科学观察资料。
钟，是中国最古老的金属体鸣乐器之一。传说钟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当时还没有金属的冶炼技术，钟只能是陶制。在《吕氏春秋》、《礼记》、《山海经》等文献上，我们可以读到传说中的钟。而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已发现陶钟一枚。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钟体成长方形，直柄，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中国就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种类的钟。从殷墟出土的古乐器中，就有用青铜铸造的钟类乐器。在周代，钟在古乐器的“八音”分类中为金之属。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西周穆王时期的一组编钟三枚。此编钟于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出土。第一枚高48．5厘米，第二枚高44厘米，第三枚高38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