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方式的这种变化，为弩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由于张发费事，弩、特别是强弩，很不便于战车兵和骑兵使用。但这个缺点对步兵来说却不大碍事。相反，因为它能够延时发射，可以分组轮番，所以特别适合于步兵野战布阵、设伏和守城作战。强弩持满，居高凭险，以逸待劳，尤足制敌。《孙膑兵法》就说，“厄则多其弩”。也就是讲，险厄的地方，要多用弩兵。《墨子》城守诸篇则多处讲到了守城用弩，如《备城门》要求城上每隔“九尺”配备“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议兵》所述魏国精锐步兵“武卒”的兵器装备中，射远兵器是弩而非弓。而《孙膑兵法》所论述的步兵阵形，有一种名为“劲弩趋发”，其特点是“甘战持久”，可能主要就是由弩兵组成，分组轮番，矢注不绝，能够有效地抵御敌军（无论步、车、骑）的进攻。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气势磅礴的陶俑军阵，是典型的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军阵模式，其步兵阵列中，可能就有按三排制编组的弩手。比如，俑坑中出土的一些“立射俑”，双脚呈丁字步（左足前、右足后），左手向下斜撑，右手屈于胸前，似为张弩（擘张弩）的姿态；另有一些“跪射俑”，手的姿势正作左手持弩臂、右手扣弩机，是非常典型的进弩待发的状态。
河南郑州汉画像砖山间伏弩图历史上用弩伏击取胜的最著名战例，当雄马陵之战。公兀前343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次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奔袭魏国的都城大梁（今开封），迫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国之围。魏军无奈回撤，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领兵十万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向来轻视齐军和魏将求胜心切的弱点，退兵避战，并制造士气低落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庞果然中计。他丢下步兵，抛弃辎重，率领车骑，兼程倍道地追来。当齐军退到林木茂密、道路狭窄、形势险恶的马陵地区时，孙膑计算行程，判断魏军将在日落后到达这里，便在道路两旁设伏。万余兵士都将强弩张弦上箭，隐蔽等待；天黑后，魏军果然追至。齐军万弩俱发，箭如雨下。魏军死伤殆尽。庞涓愤而自刎。
八、“中国之利器”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在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就要取了多种策略，如修筑长城、习练骑射，等等，既学人之长（骑射）也握手己之长（城守），目的是以攻防兼备、具有综合优势的整体战术来遏制游牧铁骑的凶悍兵锋。在这个整体战术中，大力发展装备强弩的步兵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步兵弩隈的密集连续射击，能够有效地遏制骑兵的冲突，如果再有城垒依凭，其威力就更大了。战国晚期赵将李牧大破匈奴，是这种整体战术的成功之例。此战，赵军有战车1300乘、骑兵1.3万人，其主力是15万步兵 ，中有“彀者”并非全部用弩，也必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备弩的。于是，李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引诱匈奴来犯；“匈奴小入，佯北不胜”，诱其主力深入；而当匈奴大举入犯时，即以车、骑从两翼迂回，主力从正面出击，“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以攻守兼备 整体战术对抗游牧铁骑，在汉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可以说，中原王朝之修筑长城、习练骑射、发展弩射，都以汉代为最。长城的修筑，只有明朝差可比拟，但明长城仍比汉长城短了一大截，而且明人重守轻攻，过于消极，其步、骑兵的战斗力是无法与汉朝相比的。骑兵的发展，大概只有唐朝能与汉代相比，但唐朝往往直接利用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组建骑兵，汉朝的骑兵则基本由北部边地郡县的农民组成，就汉族人习练骑射而言，似乎汉代的风气更盛。至于对弩射的重视，则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汉代相提并论。
汉代步兵中的弩手，称为“材官蹶张”或“蹶张士”，为步兵之精锐。汉初丞相申屠嘉，早年为“材官蹶张”，从刘邦击项羽，升为“队率”（一队之长），后又升为都尉，由此发迹。《汉书·申屠嘉传》·唐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又《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之言：“材官，有材力者。”汉代军中又有“强弩将军”、“蹶张司马”等职，大概都是由弩手组成的步兵兵团的指挥官。
汉代野战用弩，一般将弩手结成严整之阵，前排或左右有持格斗兵器和盾牌的兵士掩护，轮番密集射击。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李陵在浚稽山以5000“射士’步兵”对抗6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就采用这种战法大量杀伤敌人。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河南南阳汉画像石蹶张图汉代还将弩大量地装备长城沿线的塞垒。西北地区汉代的关塞和烽燧遗址中，屡屡出土记载武器装备情况的简牍，都属于汉军的“守御器簿”或“兵器簿”，其中最常见的武器，就是弩。由这些装备档案性质的简牍可知，汉代军中对弩的管理有比较严格的制度，登记内容大致包括：编号、弩名、弩力、射程（包括长期使用导致弩力和射程降低的情况）、损伤（无损伤则标记“完”），等等，如“官第一六石具弩一，今力四廿廿二斤，射百八十五步，完”，诸如此类。这反映了时人对弩的重视。
汉代人对弩的改进也有重大的贡献。他们在弩机的诸部件之外，加装了一个青铜机匣，时人称之为“郭”（或写作廓）。机件安装在匣内，再嵌入弩臂上的槽中。正如《释名·释兵》所说：“牙外曰郭，为牙规郭也。”这样，贯连弩机各部分的轴销（键），不仅穿在弩臂之槽的边框上，而且也穿在铜郭的孔中，因而能够承受更大的张力。
为提高瞄准的精确度，汉代人还将弩机的望山加长，上面刻出分度。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青铜弩机，望山高出郭面4．5厘米，分刻五度，每度间又刻出半度的标线，度线错金。这。种刻度方瞄准提供了一个标尺。射击时，依据与目标物之间距离的远近，选定望山刻度中的某一条标线，将它与箭矢的端头和目标三点连成直线，即可使射出的箭矢准确中的。因为飞行的箭矢受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总是以近于抛物线的曲线前进，所以发弩时，必须将弩臂前端微抬起，使望山、箭镞和目标物在一条直线上，射出的箭矢以高于瞄准线的轨道飞行，才，能命中目标。望山刻度的出现，说明汉人对射法中这种纯粹经验的把握，已有定量的计算，并据此总结出相应的标准。宋代沈括曾见到海州出土的一件古弩机，望山上有刻度。他研究后指出： “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中国算学称直角三角形的短边为“勾”，长边为“股”，那么望山是“勾”，由望山底部至镞端是“股”，两者成为勾股的关系。
西汉铜弩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出现于东周时期的青铜弩机，至此而臻于完备，中国弩的威力，至此也达到一个高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李广率军与匈奴对阵。在死伤过半、箭矢将尽的危急时刻，李广亲以当时最称强劲的大黄弩狙击匈奴将领，连续射杀数人。匈奴骑兵震慑，解围而去。
西汉文帝时，晁错上书言兵事，指出汉军与匈奴骑兵相比有五个长处，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都与弩有关：“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费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费能当也。”弩因而被称为“中国之利器”。
九、中国古代的“机枪式武器”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连发弩。它由弩臂、弓、扳手和可以在弩臂上滑动的箭匣等部分组成。弩臂和箭匣都为木制，箭匣内可装十或十余二十枝短箭。箭匣的底部挖有箭槽和供弓弦来回移动的弦路。箭槽前部穿过一个短筒，即出矢口。弦路末端有卡弦韵坎缺，坎缺中装一长条形小骨片，可上下活动，是为机牙。扳手用硬木或金属制成，其上的两个轴分别贯穿于弩臂中部和箭匣尾部。平时，弓弦托住箭匣中的箭。使用时，先将扳手向前推，箭匣随之向前滑动，弓弦则沿箭匣底部的弦路向后移，到达末端，就落人坎缺内，因而被钩住，箭匣中伪最下一支箭则落于箭槽，正挡住弦路。这时将扳手向后拉，弩弓随之开张。当张到最大限度时，箭匣底面与弩臂相紧贴，机牙受挤压上升，便将弓弦从坎缺中顶出，遂将挡住弦路的那枝箭弹射出去。这个过程反复进行，则箭矢连续发射，直到匣中的箭全部射出为止。其结构简单而精巧，射速极快，据西方学者试验，大约15秒钟就能将匣中的箭全部射光。李约瑟博士因而称它为古代的“机枪式武器”，认为是一项非常完美而极富于独创性的设计。
清代连发弩示意图不过，连发弩以轻便见长 《武备志》称“懦夫闺妇皆可执”，所装弓的强度一般很有限，弹力弱，射程短，故多用于射猎鸟禽或娱乐把玩。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就绘有用连发弩射鸟的图画。它在实战中也有所应用。如《武备志》说，这种弩“便捷轻巧，即付骑兵，亦可持之以冲突”。由于劲力弱，需将箭镞涂上“射虎毒药”，才能致人死命。明清时人还将连发弩的箭匣做得较宽，内装两排箭，可以双矢并发；或用它发射弹丸，故又称之为“弹弩”、“连珠驽”。近人周纬所著《中国兵器史稿》记载的清末民初的弹弩，长约56厘米。
在中国民间，一直认为连发弩是诸葛亮发明的，因此而流行“诸葛弩”的习称。这种说法可能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于诸葛亮曾“损益连弩”的记载。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更说，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但在中国古代，“连弩”一词始见于战国晚期。“连”者，本指所发射的箭矢连接有回收的绳索，犹如弋射，而非连发的意思。因此，李约瑟博士认为，诸葛亮所损益（也即改进）的连弩，应是一次发射十枝箭矢，而不是连续发射十枝箭矢。这或许可备一说。
战国连发弩，湖北江陵秦家嘴出土无论诸葛亮所损益的连弩是否连发弩，考古新发现业已证明，早在诸葛亮之前数百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连发弩。1986年，在湖北江陵秦家嘴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奇特的弩，通长27．8厘米，高17．2厘米，宽5．4厘米，由弩臂、矢匣、活动木臂、青铜弩机和木弓等部分组成，弩臂一端有弯曲的手柄，弩机装于弩臂后部，木弓装于弩臂前部，矢匣和活动木臂装于弩臂上部，矢匣内可装20枝长14．3厘米的短箭，用时前后推拉活动木臂，可将箭矢连续发射出去。其结构和原理与明清时期流行的连发弩极为接近。由此可知，连发弩的发明，应能够上溯到战国时期。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但如果想到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和公输般已能造出飞上天的木鸢，也就不觉得十分奇怪了。因为我们的先人在机械领域本有杰出的才能，这在武器制造中也多有表现，像青铜弩机的创制、连发弩的发明，都是例子。以后我们还将陆续谈到多弓床弩、杠杆抛石机、拍竿等中国古代独创的军事机械。那时，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领域的出色贡献，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
十、连弩、车弩和床弩
中原民族对弩的发展的贡献，不仅表现于创造了精妙的青铜弩机，大大改进了手持弩，而且体现于由手持弩发展出了弩砲。这是一种安装在架子上发射的大型强弩，能够发射状似标枪的巨箭，而且往往一次发射多枝箭，因弩弓极为强劲，常需多人，或用牛拉，转动绞车（即辘轳），引绳张弓。
弩砲大概出现于战国晚期。《墨子·备高临》讲到，守城可用“连弩之车”。它有“两轴三轮”，可能以车为架；以辘轳引弦；箭矢长“十尺”，矢端连系绳索，如同弋射，可用辘轳卷收。《六韬·军用》又记有“绞车连弩”，应是同性质的武器。所谓“连弩”，连意为连属，均指箭矢上系有绳，可以回收。这是中国早期弩砲的一个特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受方士蛊惑，误以为数次派人人海求仙不遇乃因海中大鲛鱼阻挡，于是亲至莱州之罘，用“连弩”射海中巨鱼。这种连弩，当即箭矢上系有回收绳索的弩砲，用它射猎巨鱼，与今天的捕鲸船靠发射筒发射带索标来捕杀鲸鱼的方式非常相似。又，《汉书·李广苏建传》记，李陵与匈奴作战，曾“发连弩射单于”。这肯定是远距离的狙击，因此李陵所用的连弩必是箭矢连有绳索的强弩，很可能也是弩袍。
汉魏南北朝时期，弩砲使用渐多。王充《论衡·儒增篇》中称弩砲为“车张”之弩。《后汉书·陈球传》记，陈球守零陵，“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干余步，多所杀伤”。这显然是大型的弩砲。《宋书·武帝纪》记载，南北朝时有一种“神弩”（或称“万钧神弩”），能够摧毁船舰，应也是弩砲。《北史·源贺传》记载，北魏成文帝时，源贺“都督三道诸军屯漠南……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三床……弩一床给牛六头”。这里第一次把弩与“床”字联系起来，清楚说明它是安装在架子（床），上发射的。一架弩需要六头牛拉绞张弦，可以想见其强劲的程度。1960年，江苏南京秦淮河中出土一件南朝铜弩机，构造与汉代弩机无异，形体硕大，通长39厘米，宽9．2厘米，高30厘米。安装这个大弩机的弩臂，长度当在两米左右，无疑是弩砲。
唐宋时期，弩砲被广泛用于攻守城作战。唐人称弩砲为“绞车弩”或“车弩”。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说：“今有绞车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同书卷一六○又详细描述了其结构：在架子上安装“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也见李筌《太白阴经》卷四）。
《武经总要》中的一种三弓床弩图宋人通称弩砲为“床弩”或“床子弩”。其时一架弩砲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胜于前代。据今人的分析研究，多弓床弩的结构非常巧妙，弓弦的张设可能利用了滑轮。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公元975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宋史·魏丕传》记：“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据《武经总要》记载，床弩以槌击牙发射，瞄准和击发都有专人负责。使用床弩的士兵，在宋军中是专门的一类，称为“床子弩手”。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战，宋军在城头安设床子弩。辽军攻城。守弩兵士惊起，匆忙中击牙发弩，箭矢雷动而出，不意正中辽军阵内的主将萧挞览，登时毙命。辽人因主将殒命，无心恋战，遂与北宋议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