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言即是行。传说印度婆罗门僧以咒术控制鳄鱼，就连末那识都能这样发挥言的威力，更何况觉悟之言。只要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就如剑道高手出手时发自丹田的那一声喝，成为智慧达到达彼岸的修行实证，这是理所当然的。
真言不能以口授笔记或打字机流传，更不能以电子计算器制作文章之言。《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之言，负责记录的弟子不是效仿老师之言，而是有言之修行的人才能正确地记录。孟子之言的记录，释迦之言的口传皆是如此。口传《般若心经》的想必是舍利弗。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原稿的作法之所以不属于“文”，是因为真言不该委由秘书传述，也不应由报章杂志的记者笔录。真言不是工具。
想到今日世态之言竟然变得如此无力，又惊讶于各种新兴宗教和混合了迷信的治病方法，乃至家务事咨询辅导之类的威力，是否毕竟还有一些真实，不免令我反省，更何况圣人之言。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我们如能以真言为百姓树立大信，即可得言的无限威力，足以影响世界。
我不禁找出保田与重郎先生战时战后的着作，受其言影响，忽而变得心意坚强。又我每天早晨听梅田女士的禊祓唱词，让我领悟到那清吉之言即是修行。
是大神咒，说的是言之神圣。神就在阴阳消息、人世虚虚实实变化莫测之间，西洋社会却只有一个实有，这并不是说神在实有的外边。对于《易经》所说的阴阳，后世自然科学虽发见了阴电子与阳电子，但阴电子与阳电子都是实有，西洋人仍不知文明的阴阳虚实。
是大明咒之“明”，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言与音乐、太阳同在。《古事记》中的开启天岩户与天钿女之舞、诸神之笑语，即是言中有太阳的光明。而西洋圣经的旧约新约中没有太阳的光明。这是因为西洋没有真正的言和文。
无上咒与无等等咒，是言的绝对性。真言无是非，无争辩。又如花开与未开之际的没有成毁，言亦是天地未济的风姿。日本神道的清吉之词即是如此。
而如今的效仿西洋语总是很粗劣。我在福生市住家附根据《古事记》记载，素盏呜尊行为放荡。他到处破坏天照大神的田地，填平灌溉用的水沟，甚至趁天照大神于神宫中新尝谷物时，跑到屋顶上拉屎，然后把天斑马马皮自屋顶上丢入纺织房，导致织女因惊吓不慎被梭刺入阴户而死，因此素盏呜尊又被称为降马头主。而这些行为也吓坏了天照大神，使她躲入天岩户里隐居，因而天地陷入黑暗，妖魔到处横行，逼得八百万神共商对策，想要诱使天照大神出洞，但均不果。
这时天钿女忽然在诸神面前跳起舞来，因她相貌丑陋，跳舞也跳得荒腔走板，甚至衣不蔽体，露出乳房阴户，诸神见状群起暴笑，天照大神因而好奇稍稍打开岩洞窥视，被大力神一把揪出岩户，于是大地重见光明。事后素盏呜尊被诸神逐出高天原，流落至出云国。
近一年可见一两次小型神社祭祀，戴着胖脸小眼睛塌鼻梁丑女面具、以及猴子面具的舞蹈，那么小一条街上的人亦能自娱自乐，充满意趣，虽不过是消遣，但有着毫不厌倦的欢喜，如今看来仍有皇国浩荡的景象。说起中国的东西，日本人原已体会得庄子《逍遥游》与《齐物论》的极意。在这样的日本文明中，今人还要假托尊重人权、尊重生命、民主与自由平等之类低劣之言，那就未免糟蹋了。
言为万物命名，是人世的阴阳虚实之姿，这是言之神圣。中国的传说，在许多人迹罕至的名山上，遗留着刻有难解之字的太古岩石，想必其中应有对今世仍有深远影响的神圣之言。
这样的言，成就了我们的《诗经》和《万叶集》，成就了李白与苏东坡的诗文，也让我们的街坊村民得以笑语晏晏，也在某一个时势中，令我们的圣贤豪杰能够兴起大事，造成四方风动。
言并非煽动群众，而在于使个人觉悟才是真实。西洋的演说，打动群众之言，肯定是过多无明的情绪、功利的欲望、悔恨等所构成的。这是因为西洋之言没有开悟。对此，要使个人开悟唯有我们的建国文章之言。
言能除人世一切苦难，是真实不虚的。最苦的是无明之苦，先要以言使之开悟，破此无明。这不只是教育，而是人类真正的教化。禅宗的一言之功德亦是这个意思，日本亦有对一言主神的祭祀。
现代人的苦，与其说是物的匮乏，或被人欺凌，倒不如说在于人生的无信与物的不真实。现代人一旦逸出周遭之物或者既定的日程表，立即茫然若失，如同野蛮人被逐出部落那般无法生存，人生的信与物的真实荡然无存。因而核武时代人类的命运，可说是一片黑暗。信并非是求神之信，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并不乐于承受伟大父祖的庇荫，若将之视同神佑，那就成为多余的好意，帮错忙了。这么一来，该是谁用真正的真言来教导我们此身，以及这个世代的信实呢？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羯谛羯谛，波罗羯谛，波罗僧羯谛，菩提萨婆诃。
“羯谛羯谛”的句义即是走吧走吧。“波罗羯谛”就是度过苦海，走向彼岸去吧。“波罗僧羯谛”是说修行僧度过苦海，走向彼岸。“菩提萨婆诃”就是成为菩萨，菩萨能自度度人。
我们不说求真理，而说度，到达彼岸就好，此又是廓然无圣。佛经中讲度，中国的《易经》亦有“天地未济”
和“利涉大川”等与之相同的度的心得。想起太古洪水时代，我们的先人能度过洪水完全是悟了天意。想必日本《古事记》的天浮桥与高天原，与此亦有某种渊源。
释迦当时的印度，正面临被迫再次度历史大河的局面，一如败战后日本的被占领当时，既无可能与占领军抗争，就只有度过一途，这让我不由得感受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今已是核武时代之事，人类只得再次度历史的大河，不太可能以斗争与征服的考虑去对抗，因此这个“度”字也就益加醒目了。
我十年前给香港新亚书院唐君毅教授的信上说，今日种种小善已无用，唯有与天地不仁相匹敌的英雄事业。近来又在给保田与重郎先生的信中说，今日社会，唯要出孔子与圣德太子之类人物，仆志在为此开道。
圣贤与英雄的事业在佛教中称为自度度人，与孔子说的己立立人相同，那是民主主义所不能为的，而且又不落于宗教。在民主社会中自己的存在及与他人的交涉，都是依权利义务关系，决不会考虑自度度人，而到了所谓现代福利国家以后，连西洋的宗教与革命都已萎谢了。
宗教救世主的赎罪救人未免太过愁苦。对此佛经里虽常说五浊恶世，但佛说法的场面仍有妙喜，面临一代大事，对于世人，毋宁是明治维新的志士之间、以及民国初年五四运动时代青年学生所拥有的那种革命襟怀。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尽管反对旧礼教，但他们肯定道德，甚且是洁癖的。他们在同志之间言志，要求对方认可，虽然对时势与文明种种，看似狂妄自豪，其实是意气奋发。他们是如此热情，而又如此理智清明，真教人欢喜。因此与西洋的革命不同。
我认为日本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亦还有这样的余裕，小说出现的志士们那种悲剧情怀，总不脱文艺腔之嫌。
今日我与世人喜结同心，这种心情应不落于宗教，且又不至落于革命。西洋的革命与西洋的宗教带有同样的严肃，而我们的则拥有日本神道的欢喜与真实。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好。然而，历史上释迦与孔子当年的公开教化，是既非宗教，乃至于连教育的教都谈不上的、有异于汤武革命的另一桩大事。今日我亦想进行这样的公开教化。
筑波山梅田开拓筵举办夏季讲习会，迎请保田与重郎先生和高杉晋一氏为讲师，我与堀场正夫氏亦有幸参加，听说《东京新闻》的与良社长也会来。梅田女士并不富有，却像个少女那样，一心只想为国家做点好事，一大早就端坐在走廊上，高高兴兴将昨日买自北条的茶杓子与铜水壶摆出来，告诉我此地的泉水非常好，准备讲习会时开始启用这些茶具。想来，孔子与圣德太子今日若是出现，也会以这种少女般的好心情行事罢。要度过核武时代的大劫，惟有女子的欢喜，方可与天地不仁相匹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