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五个不同的地方设立了中心，由于整个家族管理运作规模的扩大，加上他们跟欧洲政治界的一些事件间有密切的关系，都使得家族在业务管理上显得日趋艰难。各种分支机构之间经常在目标问题上发生一些冲突，内森确实曾为了能够使它们之间达到和谐而悄悄地施加些影响。但是，受当时通讯条件过于原始的限制，再加上邮政条件的不便利，尽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要做到能够监管每一件事也是不可能的。
结果是，每一个兄弟围绕着各自的中心，都有一个相当大的业务范围，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他们各自都必须依据自己独立的判断来决定去做事情，这些事情当然要以公司整体的最大利益为准则来决定。当时，位于欧洲主线上的几个城市：维也纳、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等之间的交通很便捷，但却恰好是兄弟中最没有天赋的卡尔被分配到与其他人相隔离的那不勒斯。因此他经常需要亲自到巴黎和伦敦去与他的兄弟们会面。
对于当时驻扎在那不勒斯的奥地利军队这个问题，找出最后的解决办法已迫在眉睫。自从1822年年底以来，那不勒斯的政治家们经常提出抗议说奥地利侵占军必需精简，因为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实在需要太多的军费支出。他们一次次的上书，解释这个不堪忍受的重负以及缓和目前局势的必要性。维也纳议会决定侵占军须裁员到35000人，但是在这项决议执行（1824年8月）之前，奥地利政府就已经花掉了那不勒斯赔付的6500000弗罗林。这事很快就败露了，并引起了国内的极大不满，更糟的是在国外还兴起了一种传言，说奥地利政府将会立刻缩减全员的军费。
那不勒斯公债的持有者大部分都在国外。在那不勒斯每年的盈利总额中，只有两百万达克特（ducat）收入国库，其余部分全用于向外国资本主义者纳贡。持续增长的财政赤字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到1825年，赤字达到了3800000达克特。这就意味着靠外债所得的利息只比国家的年赤字数目少一点点。
阿伯尼伯爵（Count Apponyi）完成了驻巴黎大使的任务之后，被梅特涅派往那不勒斯，去查看当地的情况。“梅第奇（Cavaliere de Medici），”他报道说：“‘视我们军队的存在为一个不堪忍受的重负。作为财政大臣，他动摇了对外侵略扩张可能会持续到1826年以后’的想法，尽管他被迫又进行了另一笔贷款，但国家惊人的赤字还是在增加。几天前，他因此而对罗斯柴尔德说：‘如果奥地利军队在协议规定的期限之后，仍然驻留在这里的话，那么我不得不交出我的辞职申请。’”
卡尔·罗斯柴尔德从根本上讲会站在财政大臣一边。这与他的意愿并不一致，因为进行侵略的花费会使整个国内经济陷于一片混乱。因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办理和发放的贷款将会冒着严重贬值的风险。因此，他开始明显地从那不勒斯的立场来看问题，并渐渐地不去考虑奥地利的利益了，尽管他仍供职于奥地利国而不是那不勒斯。
他极力赞成尽快从那不勒斯撤军，尤其是1825年1月才登上王位的新国王——他想给其留下个好印象的新国王——也怀有同样的意愿。在维也纳，他由于支持驻那不勒斯财政大臣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受到众人的怀疑，因为大臣以这些款项是“多余的”为由来填补部分奥地利军队支出。那不勒斯政府宣称：直到1821年11月，他们多付了1013398达克特的赔款，此外提出每月从给奥地利的战争赔款中给自己拿出10万达克特，直到将调整完全生效。奥地利只拿出了65000基尔德作为赔偿，她甚至还考虑从这个数目上再进行“精简”。但是，他仍然害怕在这件事上引发公众的诘难。军需官自己也在一封写给纳达斯迪伯爵（Count Nadasdy）的信中承认，65000弗罗林的估价实在很低。他说，依他所见，最好是同意付出那不勒斯政府所要求的数额且一次付清，而不要拖到需要详谈每项事宜的地步，那样的话将对奥地利的利益带来很大损害。
菲克尔蒙（Ficquelmont）也表示，他害怕这一举动可能招致无数向政府索款的呼声，而这些言论会对奥地利产生不利影响。他自愿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向公众公开、也无损国家尊严的前提下”，让那些赔款不是从那不勒斯的军费库里出，而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来付这笔款。因为如果直接从军费库里拿出赔款就会显示，这些钱是从那不勒斯一次付清的赔款中出的。
“冷静、公平地来看这件事，”他补充道，“我们会发现，我们偿还的那些钱只是1821年1月至11月30日期间那不勒斯所赔付的‘过多款项’的一小部分。”
但是维也纳方面却不准备这么快就退还那些钱，并且还在考虑要不要将这部分钱冻结。而梅第奇却亟需这笔钱，而且不能再等了。因此，他转向卡尔·罗斯柴尔德寻求帮助，跟他说皇家财政部需要150万达克特——这个数额超过了国家的正常税收额。他要求罗斯柴尔德提前支付这笔钱，作为债券的一部分而交出，并说这个超过了百万的数目是得到了奥地利政府批准的。
卡尔·罗斯柴尔德立即将梅第奇的信寄给维也纳，以确定国王和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然而，尽管菲克尔蒙也提出类似请求，由于这封信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意思，因此而被搁置一边。可是，为偿还奥地利没能及时还上的债券，卡尔·罗斯柴尔德还是预付了120万达克特，因为他认为跟梅第奇和新国王保持和睦的关系将会很有价值。
这在一些高层人士中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好感，卡尔利用这一点为自己在那不勒斯的社会中争取了一席之地，就像他的兄弟在其他地区所做到的一样。1826年冬天，很多身份显赫的外国人都聚集到了这个美丽的南部小城。他们中有撒克逊·考博格（Saxe-Coburg）的利奥波德（Leopold）——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即卢卡（Lucca）公爵，还有一些王子，也有一些英国的富贵家族。“这极大地带动了我们社会的各种聚会活动，”卡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如是说，“一些业余的公司表演法国的戏剧，还有球赛和晚会等活动——总之，尽管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同时由于所罗门在梅特涅面前提出了请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得知，人们不反对奥地利政府将退还给那不勒斯的钱一事归功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但是那笔钱的总数仍然不确定，并且，由于付出这个数额有些违反常理，因此梅特涅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插手这件事颇有愠色。
1826年12月底，弗朗西斯国王和梅特涅最终决定从西西里岛撤军，临走还郑重警告当地君主永远不要打改制政府的主意。在奥地利撤军之际，指挥官弗里蒙特将军（General Frimont）建议给一部分人颁发勋章，其中包括梅第奇和卡尔·罗斯柴尔德。考虑到这两个人在退款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梅特涅在会议纪要提议说梅第奇不应接受任何形式的荣誉，因为他已得到圣史蒂芬的非凡命令十字奖（the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St.Stephen），罗斯柴尔德男爵也不应接受奖励，“因为他没有资格接受前面所提到的荣誉”。实际上，这是对卡尔·罗斯柴尔德所持态度的一种回应。当时，维也纳的大部分人都叫他“卖国者”或者“背弃者”。
关于退还被用于军费的多余款项一事的谈判持续了一段时间。奥地利仍然拒绝付给那不勒斯要求的全部数额，到了后来，那不勒斯国王终于妥协了，他不想破坏已达成的协议。但是他希望至少能从多付的那些钱中收取利息。
一份相关的报告中写道：“国王觉得现在的形势很紧，那不勒斯被迫接受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负有的巨额债务，这必将会对皇帝的心愿产生影响，他会立即将那不勒斯王宫的意愿付诸实行。”奥地利政府曾经想过是否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付那笔钱。然而，这些想法都没有成功实行。奥地利最终也只拿出338564基尔德，而这笔钱由于罗斯柴尔德向那不勒斯索赔而最终收入自己的钱库，到了1829年底，那不勒斯为了维护和平而最终接受这一方案。
尽管梅特涅在卡尔一事中，并没有完全站在罗斯柴尔德兄弟一方，但他却经常或公开或私人地来拜访他们。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家能像罗斯柴尔德那样既掌握雄厚的资金，又能保持重要的国际关系。此外，这是大臣个人的经验，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结并保守着一个最大的秘密：它能使一切精密的交易成功。从这一方面来讲，他们与其他的银行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而这对于一个处在像梅特涅这样地位的人，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
在皇族里也经常进行各种类型的交易，梅特涅自然总想证明自己对这些事有多热心。这些交易必须以使国内其他的交易相互协调的方式进行，以消除公众的批评言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显得十分游刃有余，他们也因此而使自己成为奥地利政治领袖阶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有许多反对的呼声。
梅特涅在与玛丽·露意丝（Marie Louise）之间的金融事务上向罗斯柴尔德求助一事，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证明。玛丽·露意丝是拿破仑一世的妻子、弗朗西斯皇帝的女儿，尽管她的出身比她的丈夫高贵得多，但是这个女人在整体性格和天赋智力上却远不及这个科西嘉（Corscian）的天才。在财运伴随着他的时日，她一直留在他身边，然而当他垮掉的时候，她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带着儿子回到了她父亲身边，没有为她的丈夫流一滴眼泪。
尽管拿破仑曾诚恳地乞求她去看望他，但是她却从未动过这个念头，也从未提起过有关圣海伦娜（St．Helena，拿破仑被囚禁的地方）的任何事。当然，就算她曾经想过去看看他，她的父亲还有梅特涅也会极力反对的。麦大臣希望拿破仑完全失忆。而且，他特别擅长利用玛丽·露意丝的弱点，以达到他的目的。她是一个冷漠又惹人爱的女人，经常光顾一些时髦的休闲娱乐中心；她活着只为了自己消遣，甚至懒得给拿破仑回一封信。
1814年，当前任王后在艾勒本（Aix-les-Bains）的时候，梅特涅让她做自己的侍臣，然而她的职责除要做一名侍臣外，还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为梅特涅服务。奈伯格（Neipperg）伯爵亚当·艾尔伯特（Adam Albert）容貌相当英俊，三十九岁，在战争中被刺瞎了双眼，戴着一副黑眼罩。他是一位睿智而优雅的长官，被誉为是拥有非凡的勇气、超人的智慧和卓越外交天赋的人。他的职责就是要彻底清除存在于玛丽·露意丝头脑中的所有关于“拿破仑”和“一个皇帝”的思想，让她不得与拿破仑的家人及其支持者产生任何联系。而且他只能成功。
维也纳议会决定把帕尔玛（Parma）、比阿三撒（Piacenza）、古斯塔雅（Gustalla）的公爵领地划给玛丽·露意丝作为私有财产，只要她严格奉行君主制，不设宪法，不实行代表制，就可以在这些领地享有私人特权。从议会的这种做法来看，这一举动也是与当代将国家看作是祖宗遗产的态度相吻合的。然而这件事却由于1817年签订的巴黎条约被搁置了。条约上说这些财产不能看作是世袭的，而应该在玛丽·露意丝死后移交给其他的王子。但是，没有任何规定上写着这种财产转让该怎样进行，也没有说公爵夫人的私人财产应该怎样处置。
1816年，玛丽·露意丝进入帕尔玛，奈伯格伯爵跟她坐在同一辆马车上。此时，他不仅按照梅特涅的要求彻底掌握了她的行为规律，同时，也赢得了她的芳心。这个男人身穿金丝编织成的制服，在她的马车里，坐在她的身边。当玛丽·露意丝进驻帕尔玛时，他已经是她的情人了。而那个拿破仑，那个伟大的国王和将军——她的丈夫，她儿子的父亲，在此时已被忘得一干二净。
在帕尔玛，这件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想要为此保密也无济于事。这件事在1817年5月终于公之于世。玛丽·露意丝在她和她侍从居住的宫殿里生了一个女儿。孩子的洗名叫艾伯丁。两年以后，也就是1819年的8月，玛丽·露意丝又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威廉·艾尔伯特（Willian Albert），被称为“蒙特诺波（Montenuovo）伯爵”——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中等同于奈伯格（Neuberg）。
这两个孩子都是非婚生的，是不合法的。因为玛丽·露意丝并未与她的丈夫离婚，他直到1821年5月5日才死在被囚禁的那个遥远的圣海伦娜岛上。在同居了几年之后，玛丽·露意丝与奈伯格在1821年9月举行了秘密婚礼。
在莱克斯达公爵（Duke of Reichstadt）仍在世的时候，奈伯格害怕自己的父母死后没人供养他的孩子们。因此他趁着时候还不晚，请求玛丽·露意丝将她领土的一小部分和那些可称得上是她私有财产的一小部分分给他们的孩子。玛丽·露意丝很清楚地认识到她应该为他们的未来做点什么，因为在她死后，她的领土将会转给其他的王子。她知道她死后，波希米亚（Bohemian）的遗产会给她与拿破仑的儿子赚得一片领地，然而在维也纳人们对蒙特诺波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1826年以后，玛丽·露意丝就再也没从自己的领地收到过完整的管理年费，这些费用曾经被用于建造城堡和桥梁，或者修建公爵的公园等等。比阿三撒城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帕尔玛和克罗诺（Colorno）的宫殿浩浩荡荡地重修；塔罗（Taro）和特雷比亚（Trebbia）之上架起了桥梁；此外还盖了一个剧院，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项调查。奈伯格主张这些消费都从玛丽·露意丝的个人收入中拨出，因为任何国家管理经费的余额都应该归于统治者。相关的消费金额达到了10435000法郎，他说她应该要求至少这笔钱的一部分要退还，或者用现金，或者为公爵夫人建立一个私人不动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