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想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恬，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齐宣王：姓田，名辟疆，齐威王的儿子，齐泯王的父亲，约公元前319年一前301年在位。齐桓、晋文分别指的是齐桓公和晋文公，前者是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小白，公元前685年一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后者是春秋时晋国国君姬重耳，公元前636年一前628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这一部分是孟子谈仁政、王道的重要言论，也是孟子政治观点中的重要内容。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因此，在他当政时，齐国所设立的稷下之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先后到这里讲学的各国学者多达千人，孟子大致就是在这时来到齐国的。文中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孟子对仁政、王道的表述。孟子认为，能否实施仁政、王道的前提条件是“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不像孔子所说的“仁”那样难以达到，而是源于人人都有的恻隐之心。
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上开口就言利的唯利是图者不在少数。重温孟子的“义利之辨”是十分必要的。一旦利益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会践踏道德，无视法律，违背伦理，为所欲为。以假冒伪劣为例：假商品骗人钱财，假食品伤人健康，假药品致人死亡，假学术愚弄文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发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是十分必要的。
孟子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提出“曰仁义而已矣”，即只讲仁义不谈利。司马迁说自己读孟子见梁惠王一段文字时，常常感叹不已：“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所以，君子不言利，这的确是儒学传统。
当然我们也不应将孟子理解为完全不讲利，即便是称道孟子“义利之辨”的司马迁也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所以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是这样理解的：君子不言利并不是完全不想利，只不过不唯利是图而已。孟子之所以说得那么坚决，是因为当时的人大多惟利是图，不知世上有“仁义”二字，惟有力言仁义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在今天这个利义并举的时代，君子已不羞于言利，或者说，君子也要言利。不可能只说仁义而不说利。国家、社会对个人的应有利益必须给以保障，在社会分配领域采取“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际上这正是兼顾“利”与“义”的体现。
后来梁惠王还向孟子倾诉国事的艰难，寻求雪耻图强的良方，显然已经对孟子信任有加了。
针对梁惠王的提问。孟子不失时机地将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治国理念（即仁政主张）全盘托出。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反对君主奴役子民，作威作福。
在国民经济方面，孟子主张减轻赋税，提倡深耕细作。前者仍然是保民思想的重要内容，国君只有爱惜民力，与民休息，劝课农桑，保证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才能维持国家统治秩序的安定和经济上的富足。
在教育问题上，孟子认为德育是第一位的，而文化知识是第二位的，所以孟子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孝、悌、忠、信”，突出做人的重要性。
以上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包含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依法治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建设、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从中我们仍能依稀看到孟子仁政思想对今天国家建设方面的影响。
本篇中孟子还集中谈了“与民同乐”的问题。孟子认为：统治者只有做到与民同乐，而不是独享其乐，才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快乐。而那些残暴的专制独裁者，往往是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文中提到的夏桀恐怕是历史上最早因只顾个人玩乐而败身亡国的君主，其后的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秦始皇建阿房宫，隋炀帝修东都，宋徽宗筑艮岳，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等，原本都是为了享受快乐，但由于贪婪残暴，不顾人民死活，结果是民怨鼎沸，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真正的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即便到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今天，与民同乐的思想对各级领导入来说仍然很重要。比如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是一心想中饱私囊，损公肥己，还是致力于改善广大职工的福利，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一个能否与民同乐的问题。非常遗憾的是，如今有很多重要的党政干部，往往只顾自己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侵吞公有财产，虽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欲望，真的捞上了一把，但是其结果往往难免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最终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