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点点头，旨定道：“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同国民党民主派合阼，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本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
“我们愿意。”刘文辉将头一扬，激动地表示道。
“团结就是力量，须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团结去促进西南地区民主力量的团结。”
“恶龙斗不过地头蛇。只要我们抱成一团，谅他老蒋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么些年，我们西南的地方实力派能生存至今，也正是这个道理。”刘文辉深以为然。
周恩来点点头，指出“团结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在政治上予以支持。”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恩来先生，这次来重庆，老蒋逼得紧，我都有点抓不到缰（川语，无办法之意），经你这一点拨，心里更有底了。”刘文辉说着，用手指指脑袋，然后重重拍了拍胸口。
（三）
刘文辉回到家中已是午夜。
“自乾。龙抄手一碗，内子听说你来，特地下厨弄的。”夜虽很深，潘文华一直等着刘文辉。他身体不好，有早睡的习惯，这次算破了例。
刘文辉来重庆，一般都会在曾家岩潘文华公馆小住几日。
共同的生存状态和角色定位使这两个曾经的宿敌化干戈为玉帛，立于了同一条船上。
“仲三，共产党周恩来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茅塞倾开。你、我等川康地方实力派要生存下去，不致于被老蒋汤浇蚁穴，须同共产党精诚合作。”刘文辉掏出真丝手巾，轻轻拭了拭嘴角，眼中大放光彩。
“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已晤见了周先生，观夫子之堂奥。当有深感。”潘文华笑吟吟地说道。
“历尽周折，延至今日方得以相见，我是备感遗憾的。仲三，民国27年（1938年），去汉口述职，周先生就特意安排人同我坐而沦道，帮助不小，那时我就应见到他。”刘文辉得意中透出些遗憾。
‘他对本集团也帮助不少。”潘文华慢条斯理地说道，“据邓汉祥（潜集团首席幕僚）讲，他观周先生举止风范，听其语言，而领略其思维，不下三五次，得知其德懿情操，才智风范，确属聪睿、正直、安邦定国之士，概而言之，邓汉祥说周公——管仲之才。”
“好眼力。”刘文辉一把拍在大腿上，“邓鸣阶（邓汉祥，字鸣阶）可谓感触良深。纵观二十四史，历历可考，许多朝代于开国盛世之时，创业天子龙驭上宾，威加海内，然必有——管仲，乐毅之士为之内外打理，方能稳住阵脚。周先生正是此类人物。”
“舍生取义，沛然正气，令你我等不得不折服哇！我前日在国民参政会晤见锦老，他也深有同感。”
潘文华说的锦老熊克武一事，正是他亲见周恩来恭敬执礼，以柔克喇，处理一件尴尬事。
国民党参政会，类比于今日的“政协会议”，与会老多是名流显贵，社会贤达，学老专家之类人物。”42年初，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奉系军阀张作相，应邀莅临。这位须髯飘飘的老人是位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出入东北绿林，与张作霖义结金兰，同受招安，一心辅助张作霖创立“奉系军事集团”。人称帅迷的张作霖感其忠心，封之为“辅姊”。皇姑屯事件后，他和杨宇霆、汤二虎等人，扶助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帅印。
东北沦陷后，张作相幽曲而走。誓死不做亡国奴，来到了西安。“西安事变”，张学良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却身陷囹圄。此时，正被囚禁于贵州熄峰。几十万东北军亦被分割。
张作相深感痛惜。
参政会中途休息时，周恩来去看望年事已高的张作相、熊克武。不料，张作相将拐杖戮地，捣得咚咚直响，愤懑地骂道：“小六子（张学良乳名）是个败家子！”
众皆愕然，尽露尴尬；神色，目光一齐投向周恩来。但是，周恩来依然和颜悦色地笑道：“张汉卿先生是位功盖千秋的民族英雄。逼蒋抗日，忍无可忍，不愿做亡国奴，其舍生取义之举，早已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赏，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把他看做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张作相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解放战争时期，张作相虽是挂名的“东北剿总副司令”，但解放后未受株连，周恩来不但数次接见他，而且特地将其安置在天津，直近望九之年，无灾无难，寿终正寝。那是后话。
见微知著。熊克武瞥见这一幕，回头对潘文华叙述时，直言周思来行事风貌，国民党内无有人能出其右。
“锦老也给我讲过。”刘文辉点点头，又关切地以征询的口气问道：“仲三。周先生今夜反复叮嘱于我，团结就是力量啊！他希望川、康朋友树立个团结表率，促动整个西南地区民主力量的团结。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
“那是自然。”潘文华捂住胸口一阵咳嗽，“前两次锦老来府上也谈及此事，他还担心你不愿合作。”
“咋个会呀？我刘文辉的情况他又不是不清楚。周先生代表共产党从民国27年就同我接触，如此看重，我还能拆台？再说，你、我要生存下去，只有这条路才是上佳选择。”
后来，刘文辉在其自述中这样写道：
“但是仅有主观要求也不成，同时又有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一切反对蒋政权而愿意向人民的靠拢的人们敞开了大门，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凭借了这两个有利条件，所以我的亲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终于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了人民阵营。”
但其“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路并不平坦。
1943年至1944年间，蒋介石集团向刘文辉节节进逼，既要迫使刘文辉改组西康省政府，又要把24军派到西藏去打仗，把中央军开进西康。刘文辉对此焦急万状、坐立不安，在杨家祯的建议下，于1944年6月、7月间，刘文辉到重庆，在潘文华住所会晤共产党中央委员王若飞。刘文辉陈述了自己的苦境之后，王若飞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是外强中干，你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就会知难而退：如果妥协迟让，蒋就会得寸进尺直到把你消灭。”刘文辉得到王若飞的指点，增加了反蒋斗争的勇气。
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寇侵入贵州，攻陷独山，摆出从侧背包抄重庆的战略态势，同时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国民党政府处于动荡之中，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保卫大西南，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根据当前形势和刘文辉的思想状况，决定派工委候补委员张友渔作为共产党的秘密代表，去做刘文辉的工作，张友渔到成都后，住在张志和家，通过三条线同刘接触：一是青年党的杨叔明（杨永浚），与刘是儿女亲家：二是在刘部当过师长的张志和，三是刘的代表邵石痴。
一天，张志和陪着张友渔去会晤刘文辉，刚走进方正街刘公馆的大门，刘文辉已迎出来，毕恭毕敬地把他们引进客厅，刘文辉关心地问张友渔的生活情况，张也向他表示了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问候。经过商量确定每天上午到刘家，每次淡一、两个小时，如有变动，由张志和通知改期。刘文辉很重视，基本上没有改动过日期。张友渔与刘文辉谈话主要围绕着，日军的新动向和蒋介石面临日军入川的严重局势，可能做出的抉择，以及西南地方力量所应采取的对策这个中心进行。
一是给他分析了国际形势。讲述苏联红军及英、法，美联军已经把战争推向德国，希特勒将被消灭；日军在太平洋、东南亚正节节败退，日本本土已暴露在盟军直接攻击面前，日军将要投降，法西斯一定要被打倒，人民一定要胜利，二是给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它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抗战胜利最坚实的基础。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人民武装力量蓬勃发展壮大，给日军以严重的打击，日军虽在国统区取得很大进展，只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三是给他指出日本内部存在的严重矛盾及危机。人民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日军士气日益低落，经济濒于崩溃，政治动荡不安，内阁多次更迭，日本将走向灭亡，四是给他阐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关于反对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保证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应有的待遇，并列举李鼎铭先生等的事实来加以说明。
张友渔还就刘文辉提出的有关问题，一一作回答：
一是关于西南自保问题，刘文辉谈到，万一蒋介石投降日本，他的装备、粮饷就会断绝来源，恐怕会遇到很大困难。
对这个问题，张友渔告诉刘，只要从思想上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紧紧依靠群众，根据共产党的经验，争取自给自足，坚持抗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西南可以互相支援，共产党可以给予支援。
二是对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在四川沦陷的严重局势下，是不是都还有力量坚持到底！刘有些疑虑。刘曾委婉的表示：“西南自保，我是坚决的。不自保怎么办？我既不能像老蒋一走了事，更不能当民族的罪人遗臭万年，我只有抵抗到底。问题是其他几位，现在都同我一样很坚决，我们相互间也团结合作得很好。但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退往西北乃至投降日本，是不是都还有力量抵抗到底！对此，我不敢说绝对有把握。”
张友渔对刘文辉说：西南各方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自乾先生当然毫无问题，龙志舟（龙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与共产党也有密切联系。由于地理形势，日军要进攻云南也并不很容易。四川只要能团结一致，依靠人民，在军事上采取游击战术，是可以战胜敌人的。邓、潘，共产党也有联系，相信他们是了解这一点的，你可以放心。
三是关于日本兵会不会进攻西藏，刘表示担心。
张友渔就前边已经谈到的日本内部的困难，指出，日本无论在财政上、生产上和兵员上都已是强弩之末，快到山穷水尽的程度了，只要西南坚持一段时间；日军就吃不住了。何况西康的地理形势对日军很不利。打进来也不容易，即使打进来，根据八路军的经验，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完全可以战胜它。并且潘、邓部队和四川民众还可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也会从各方面支援西康。
与张友渔一个多月时间的交谈，给刘文辉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刘本人说的，共产党的干部知识渊博，哲理深邃，“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抗战胜利后，事实雄辩地向刘文辉证明下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统战政策的正确。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共产党加强了对刘文辉等人的境战工作，从而使刘文辉与共产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刘文辉因受历史的局限，从出身、地位、思想观念而言，又处于徘徊观望，去留榜徨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明知蒋介石不可靠。但见其气势汹汹，接收抗战果实，坚持独裁，意欲内战，以图击败共产党而“安定天下。”另一方面，共产党势力相对弱小，能否握有胜利，他无把握。
于是，为保住自己的利益，他又骑墙而观，不得不留有后路。
在他50岁寿辰之际，蒋介石等国民党大员或亲往成都道贺，或派专人祝寿。刘文辉受宠若惊。他在寿文中向蒋介石表示要“当个左宗棠”，“搞好边疆”。
左宗棠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的“中兴名臣”，湖南湘阴人氏，乡试举人。
早年，左宗棠屡试不第。后经蒋介石推崇备至的一书《曾胡治兵录》另一主角——湘乡名将胡林翼的举荐，37岁的左宗棠以草野书生身份拜谒御任履新的云贵总督林则徐，俩人相晤，林则徐大为赞赏，称其为“非凡之才”，引为身后重托。“东南洋夷，能御之老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经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临别时，林则徐赠联左宗棠：
此地有祟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20多年后。左宗棠坐镇西北，剿灭捻军平定西北回民暴动，稳定新疆，建置行省，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在东南沿海编置团练，创办船政，加强海防，抗击外侵。
历史地位有功有过，备受争议。可谓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刘文辉向蒋介石自比“左宗棠”，其心思却瞒不过周公。
1946年春，乘刘文辉在重庆开会的时机，周恩来针对他徘徊不决的思想，在机房街其私人代表吴晋航家，恳切地说，“自乾先生，局势无论如何演变，斗争总是无法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放松警惕。现在是民主时代，望把川、康的工作做好一些，以争取人民的支持。”
刘文辉回到西康，内心颇受触动。他感慨地对参谋长杨家桢说：“家桢，此去重庆，又见周公。周先生要我争取人民支持，的确是金玉良言。”
从此，开始向逐步与我党加强联系。
（四）
蕊寒樊冷，霜雾渐至。惟见菊花暗香盈袖。
王少春面对已笃定起义决心的刘文辉，在其雅安寓所进一步说道，“川、康解放，指日可待。自乾先生能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令人佩慰。”
“历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只好暗做准备。今天，既已和邓锡侯部等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便要坚定走下去。”说到此，刘文辉有些为难地补充道：“少春先生，你有电台与贵党中央联络方便，对于起义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我们还得慢慢斟酌，万不可有一丝一毫之闪失。”
王少春点点头，“那是自然。自乾先生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尽管提出来。”
“周先生给我的电文对本人启发很大，‘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我别的不怕，就担心蒋介石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如果先行露出可疑迹象，引起他们的警觉，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我就吃不消。本人实力既不保，那末，迎接解放，高举义旗就失所凭依。”
王少春听着，心里明白，刘文辉不愧有“多宝道人”之称，行事周全，心事也多。他是担心西康及24军不保，是不好以见面礼迎接解放的，同时，又担心蒋介石一举端掉他，引来杀身之祸。
对此，中国共产党是理解的。
在这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川东、川西、川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及一些地下党员，都积极加紧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的策反工作。
1949年8月下旬，中共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到南京向邓小平、张际春等领导汇报四川的情况。9月下旬，川康特委及川东特委的同志，又到南京向邓小平、张际春、宋任穷、李达等领导汇报川、康的情况，并接受对川、康工作的指示。
在南京市宽亮的二野总部里，邓小于等齐聚一堂，专心聆听。
“争取刘文辉起义势在必行。”邓小平摸一把头上乌黑的短发，目光炯炯地指示道：“我们党在那里做了这么多年的起义工作，该是收获的时候了。但是，工作一定要做细。怎样配合我军解放西南，一定要有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同时，进一步做好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川、康各级的中共党组织，积极贯彻邓小平等领导的指示，认真进行组织整顿，加紧开展策动国民党军的工作，迎接大西南的最后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