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那本划时代著作主要是在乡下当家庭教师期间撰写的，他于1754年把手稿带回柯尼斯堡，打算在冯·约翰·弗里德里希·彼得森的出版社出版。在申请补缺克努岑教授职位的求职书中，他没有专门提及《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他当时也许确信腓特烈二世已经知道这本书。因为有朋友建议，而且为了在国王的权威下让其他地方的人就他的《天体理论》展开有益的争论，所以康德一年前就将这部著作献给了国王陛下。
1755年3月14日，康德将他的《天体理论》一书寄给了国王陛下，他知道国王爱好天文学。据说，他把自己归为渺小的小人物，自称是伟大的国王的最忠诚的仆人。他提到自己的“卑微低贱”和“自惭形秽”，但同时他非常希望，“我所冒昧采取的大胆行为将不会被不屑一顾”。康德不仅大胆地将自己的著作寄给腓特烈二世，而且身为东普鲁士乡下的一位没有地位、贫穷而且在柏林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竟然胆敢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国王，而且是与近代宇宙学最优秀的专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国王。这部著作将“推动普鲁士科学院在科学上迎头赶上其他国家”。康德虽然由于极度的谦恭而没有一鸣惊人，但他同时提出了最高的要求。他感觉自己在引领国际天文学。他已经了解了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所观测到的、描述的、解释的和在哲学上作出反思的一切东西，进一步阐释了这些东西，并作了形而上学的深入研究。他的如此开阔的眼界，再加上他的无所畏惧的胆识，设计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模型。他勾画出了宇宙及其自然史，并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作了描述。康德确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部著作，其中讨论了关于整个宇宙的结构和历史、最高存在物的存在和人的灵魂面对宇宙的无限性的命运等重要论题。康德可以为使自己被载入伟大的宇宙学史册的这部杰作感到自豪。
可见，康德1756年4月6日在申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外教授职位时，大概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了。他的成果已经多于实际必需的。不过，他所处的是一个糟糕的时代，难以满足他的愿望。他的申请如石沉大海，他对此感到失望吗？总之，远在柏林的大学管理部门由于节约经费的原因决定不再补足这个空缺的教授职位。腓特烈二世计划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便在欧洲的政治中取得优势，在当时欧洲的政治中，外交革命和政治力量转移已经列入议事日程。柏林开始紧张备战，国家需要资金，士兵比形而上学者重要得多。对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战争将持续7年，整个国家一片荒芜。普鲁士虽然是最末一个，也是最小一个国家，但依然想跻身欧洲大国的行列。但可怜的康德老师不得不再等待14年，才能实现自己的伟大追求。每天坐在讲台后，“用同样的方式重复相似的课程，就像铁匠一直在砧板前面挥舞沉重的铁锤”。
康德的《天体理论》也命运不济，它没有到达国王陛下的手中，加之发行方面也很不顺利，因为出版商和书商彼得森于1755年破产，他的书库被查封。1756年，康德这部著作的少量剩书最终上市销售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8世纪的文献中，很少提到这部著作。约翰·亨利希·兰贝特、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后来得出了同康德类似的看法，但他们对无论是康德根据牛顿定理设计的宇宙模型还是作出的历史重构，似乎一点都不知道。
这部著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发行方面的原因。康德没有取得严格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也许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既没有像职业天文学家那样，坚持不懈地观察夜空，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宇宙，以便绘制更加精确的星空图；他也没有进行准确的计算，以便在数学上掌握天体的运行和宇宙体系；而且他还缺乏一个严谨的观测者的耐性，一个大地测量师或数学家的缜蜜思维。因此，他在《前言》中恳求读者予以谅解，请他们不要期待他的论著多么具有“几何学的缜密性和数学的准确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他究竟写了什么呢？
《自然史和天体理论》是自然哲学的重大成就。它让读者看到了“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伟大、最值得惊叹的事物”。康德设计了一个无限宇宙的模型。他带领读者一起游历世界历史那无限的深层空间，穿越了深层时间。在这里，新的世界产生，旧的世界毁灭，最初的混沌产生出井然有序的体系，而这些体系又会重新被无尽的深渊所吞噬。康德提出了上帝在这个活跃的世界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他试图确定，人类在宇宙秩序这个无限的舞台上能够占据什么位置。这里，他还特别假设了一种高尚的灵魂在晴朗的夜晚全神贯注地观察星空时能够感觉到的享受。康德不是进行科学的观察和复杂的计算，而是满怀激情，带着丰富的想象力进行了一场自然哲学的冒险。为了能够追随康德漫游天空，我们必须了解康德所知道的。那么，他依据哪些知识和经验为自己的宇宙幻想找到一个确凿根据的呢？
在腓特烈中学所学到的自然知识虽然只起到了微小的作用，但这个生性好奇的学生不放过任何机会，通过天文观察台上的望远镜观察夜空，而他的母亲早已给他留下了对夜空的崇高印象。康德在阿尔伯特大学学习期间力图弥补自己在中学没有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马丁·克努岑教授对他的才华横溢的学生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克努岑的天文学研究，康德从科学上认识了天体。具体证据上面已经提过：克努岑的公众效应，尽管他错误地预测1698年出现的彗星会在1744年重新出现；他的《对彗星的理性思考》（1744年）；他的反射望远镜，能让他的学生用来观测柯尼斯堡冬季夜空中出现的令人难忘的彗星奇观；他关于宇宙的物理学讲座。需要补充的还有，克努岑组织了一个“物理神学社团”，讨论自然和上帝、科学研究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自然的物理结构能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明。据说康德也参加了这些讨论。
但是，较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康德哲学发展的意义，克努岑的所有这些推动作用都黯然失色。康德的世界就是牛顿的世界。如果康德没有读过牛顿的《数学原理》，那么，在他根据牛顿的原理写作的《天体理论》，以及后来有关认识论的重要著作中，他的哲学研究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关于认识论的重要著作的中心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牛顿式的纯粹自然科学？康德从不怀疑它的绝对正确性。
《数学原理》于1687年出版。在这部著作的前两卷中，牛顿阐述了数学，以便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物体的运动和产生运动的力。因为他首先认为的一个哲学难题是，根据物体的运动现象推断自然的力，然后从这些力出发，在力学上确定自然的过程。在第三卷《论宇宙的结构》中，牛顿将以前仅仅在数学上表述的内容运用到了“宇宙结构”中，说明了他对我们太阳系内部的天体运动的理解。他将抽象的数学形式具体化为一种宇宙学模型。
宇宙体系中有一种重力在起作用，它使一切天体彼此相互吸引。这个引力（gravis）遵循简单的数学规则，发挥吸引力的作用，并且作用范围是无限的。1684年，年轻的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就拜访了重返剑桥的牛顿，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奖征答题，答案如果能够得到证明，奖品是一本价值40先令的书：有没有一种力能够解释一切天体的运动？它朝向太阳的方向发挥作用，并且它的强弱与其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牛顿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数学原理》提供了数学的证明。牛顿采用了公式I/r2，其中r代表运转物体和中心物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得以在他的运动力学中识破宇宙体系的结构。因此，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的运动，围绕行星运转的月亮的运动，太阳系内部的彗星的运动都是可计算的，因而是可以预测的。
牛顿肯定重力确实存在，并且按照他所确定的定律发挥作用。他同时确信，引力是“由于某种原因”产生的，但他还说不出这种原因本身是什么。“对于重力的性质，我还无法根据自然现象作出理论解释，甚至连假设我还没有想出来。”产生引力的原因还是一个形而上学之谜。物理学家至今都不知道引力的性质是什么，他们只满足于这样的论断，即宇宙中存在这样一种原始的力。牛顿认为，引力的传播速度在无限的空间中是无限快的；与此不同，今天，有人估计存在重力波，它以光速传播，并且作为时空曲率的周期性变化是可测算的。
牛顿1686年5月8日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写的《致读者前言》中，表达了他的深邃的猜想：“一切都可能取决于某种力，通过这种力，物体的粒子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要么相互碰撞，在有规则的结构中相互联系，要么彼此躲避，相互逃离。”他把吸引的力和排斥的力看做是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基本的力，对这两种力的研究应该有益于宇宙学理论的完善。
牛顿对他的数学原理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数学原理被运用于自然哲学。他不想臆造任何假说，而是想发现绝对真理。埃德蒙·哈雷在杰出的伊萨克·牛顿的这部伟大著作的导言中以诗作评：
被征服的天宇最深的秘密被揭露，
在遥远的宇宙绕轴旋转的力被认识，
他翻开了合着的真理之书。
任何俗人都无法靠近上帝。
康德也受到鼓舞，仔细研究《数学原理》使他成了牛顿的追随者。他还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按照这个巨人提出的原理去探索宇宙。世俗智慧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如此多的真理和确定性。
康德在《天体理论》中，首先概述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同他的榜样一样，他也只假设两种力：排斥的力和吸引的力，也称引力。可见，这两种基本的力是“同样确定、同样简单而且也是同样原始的、普遍的”。他首先把牛顿的万有引力誉为“毋庸置疑的自然规律”和“确定无疑的自然现象”。他同样把万有引力的普遍规律I/r2看做是确定无疑的，这个规律一直到最遥远的远方都是有效的。牛顿是康德宇宙学的先知。
康德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伟大的世俗智慧的永恒真理。此外，康德承认，牛顿哲学研究的第一定律是使他少走弯路、不醉心于臆造、指导认识的明灯：“除了引力和斥力，再没有什么自然事物的原因能够作为论证的基础，它们是真实的，并且能够解释自身的现象。”因为自然本身不会给出过多的原因，这是一种奢侈。只有坚持这种主导思想的人才能在物质宇宙的明显的解体和消亡中发现美好而有序的整体。只有根据牛顿定理去论证，才能认识到，宇宙大厦是井然有序的，而它的自然的“论证基础”一定要尽可能地从宇宙自身来推导。
马丁·克努岑推荐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阅读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后，一定唤起了一种阅读自然哲学著作的癖好，带着这种癖好，康德开始贪婪地阅读与宇宙学的重大问题有关的一切文献。甚至在他当家庭教师的6年里，先是在偏僻的乡下尤德申村这个有教堂的小村庄（1748—1751），接着在骑士封地大阿恩斯多夫村的伯恩哈德·弗里德里希·冯·许尔森少校家（1751—1754），他也没有把时间全部用于他的教学任务：他利用在乡下孤独而宁静的几年时间进行了大量的自然研究，对各个学科，特别是物理学、地理学和天文学作了大量的笔记（《杂记》）。康德到了晚年还“非常满意地回想起他在乡下这些年的生活和勤奋工作”。
博物学研究的成果首先可以证明他当时的勤奋：关于风和火、关于地球衰老和绕轴自转、关于物质物体的动力学的论文，以及关于“1755年底震动地球一大部分的那场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的论文。由于这些论著，30岁的康德在返回柯尼斯堡后开始引起公众的兴趣。
《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一书也是他在乡下完成的博物学研究的成果。它还表明了康德在晴朗的夜晚，以惊叹的目光遥望无穷的星空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深深的满足。他当时一定受到特别的感动，在他后来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这种感受溢于言表。因为那种令人心醉的观察似乎使他想起了在乡下期间的晴朗的夜晚，由于这些观察，他于1764年区别了黑夜的崇高和白昼的美：“当闪烁的星光穿过幽暗的夜幕、孤寂的皓月映入眼帘的时候，具有崇高感的性情就会逐渐地被夏夜的静谧引发友谊、超凡脱俗和永恒等高尚的感受。”
贫穷迫使年轻的哲学家在乡下做家庭教师，在这里，他不是研究天体，而是怀着赞赏和敬畏的心情观察天体。他的情感受到震动，产生了他与星空的浩然相谐和的思想。这种充满赞赏的观察兴趣由于大量的阅读越来越浓厚，并得到指引。康德阅读了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关于宇宙的著作。他的《天体理论》许多段落的字里行间都留有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的痕迹。在前人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只列举康德在1750—1751年间阅读过的，并直接促使他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撰写《天体理论》的三部著作。
法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路易·蒙罗·德·莫培兑1750年在柏林出版了《宇宙学论文集》，腓特烈二世于1746年任命他为普鲁士科学院院长。一年后这部著作的德译本《宇宙学浅说》面世。莫培兑在牛顿的物理学的影响下，概括地阐述了“宇宙体系”，并从数学上推导出了天体运动所遵循的力的自然规律。不过这种机械论的宇宙观同时还可以用于更高的目的。在自然规律的秩序中，应当去认识最高存在物，即“最高理智”的力量和智慧。宇宙机器的盲目而必需的力学同上帝开明的、自由理智的意图并存。
布丰伯爵的多卷本著作《自然史》的第一卷《一般自然史》的德译本同样于1750年出版，康德的著作甚至借用了第一卷的书名。布丰也非常欣赏牛顿，完全同意万有引力的一般理论。凡是善于认识真理的人，都能看到宇宙体系的秩序。但人们不再需要上帝来干预自然进程，因为行星系遵循自身的秩序，它的形成完全可以根据自然规律的论据得到解释。造物主有力的手仅仅在开始的时候进行了干预，它通过一种碰撞的力使全部宇宙要素开始运动。
最后，正如康德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论述了恒星的系统状态以及恒星系的众多，这是受1751年1月汉堡《科学和通史研究的自由评说和报道》上发表的一篇详细的书评的启发。1750年，英国自然哲学家达勒姆的托马斯·赖特撰写了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书名为《创造性理论或对宇宙的新假说》，这是关于可见的宇宙，特别是关于银河现象的一种新的数学—自然规律的理论。康德一定立即认识到了这一创造性假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是在1751年的《汉堡自由评说》上看到达勒姆的赖特先生发表的著作的，他最先给了我启发，不能把恒星看做杂乱无章的集合，而应当看做一个系统，它与行星系非常相似。”这也激发了康德到宇宙中去翱翔。恒星表面上看杂乱无章，但其中也有系统的秩序。
康德不是天文学家。他阅读牛顿和惠更斯、伏尔泰、莫培兑和布丰、赖特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这首先满足了他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兴趣。他吸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寻找作为一名形而上学的爱好者终生都吸引着他的重要问题的答案。他觉得这些问题首先是由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720年出版的《德国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的灵魂以及一切普遍事物的理性思考》而变得家喻户晓的那个三体合一的思考产生的。康德在《天体理论》中没有涉及普遍事物，也就是说没有涉及作为本体论的一般形而上学，而是集中精力研究了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三个方面：作为一般宇宙学对象的世界；作为理性神学主题的上帝；作为经验和理性心理学难题的人的灵魂和精神。康德极其艺术地将这三个方面融会交织在一起。我们打算尝试通过三个步骤来理清这三个方面，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善于哲学思维的家庭教师的理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