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策尔纳根据启蒙运动的本质提出的什么是启蒙运动的问题，康德只作了一个总的回答。这看起来是纯粹的陈述句或定义，康德据此回答了什么“是”启蒙运动。可是不容忽视的是，问题首先在于对康德的性格和社会地位的表达。他本人是一位勇敢的学者，善于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智。而且从他的《回答》中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呼吁的性质。他有意将《回答》发表在《柏林月刊》上，因为他希望借此直接面对那些作为资产阶级公众已经开始自己启蒙自己的读者。
哈曼收到克劳斯教授寄来的载有康德文章的《柏林月刊》时，觉得遭到了挑战。在“1784年基督降临节期间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星期日那个圣洁的晚上”，他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也不只是谈什么是启蒙运动。像他所有的信一样，这份文献生动地纪录了哈曼那种天马行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封信同样呼吁收信人，希望他醒悟，并鼓起勇气争取真正的自由。哈曼这封信虽然是写给克劳斯的，可他抨击的是康德，因为他对康德对何为启蒙运动的回答绝对不满意。
哈曼没有作为匿名学者直面公共媒体的某些不确定的读者，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向一位朋友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他模仿这位朋友的语言，是为了揭露他的错误和偏见。他以一个文字游戏开始了炮轰康德的论证。他戴上“康德风格”这个面具，不仅模仿这位学者的抽象语言，即康德个人的语言习惯，而且揶揄地将这种语言贬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因为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称“康德风格”为骗子的语言，也称为普通人的让人听不懂的语言。在这封精练的信中，可怜的宫廷管家以博学的职业哲学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攻击他本人，每一句话都值得回味，下面我们只想简述哈曼反驳朋友康德的4个问题。
自己造成的幼稚。康德批评那些不开化的人为幼稚。他们应该找到一条摆脱那种自己造成的幼稚状态的出路。但是，这么多人没有成年，需要“他人”引导，这难道真的是一个缺乏定力的问题吗？哈曼认为，这个“伪质子”，也就是康德的第一个错误，“是由那些该死的词语或修饰词自己造成的”，由于这个错误，他将其他的一切统统颠倒了过来。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未成年者身上，而免除了“他人”的责任。但这些康德屡屡提到但又没有点名的“他人”是谁呢？哈曼说，这位形而上学者像猫一样围着热粥团团转。他只描绘了未成年人的举止。相反，哈曼要“辩证地”加以说明。因此他问道：“谁是那个作者明知却没有胆量说出来的其他懒汉或引导者？”而康德回答说：“是那个可恶的、可以含蓄地理解为未成年者的对象的监护人”。于是，哈曼将注意力转向这些有权引导未成年者的监护人。他攻击有权的人，而不是宣布无权的人有过错。哈曼认为，至高无上的“自我造成的监护人”是真正的敌人。
康德要求未成年者“鼓起勇气”。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扮演了那个“他人”的角色。正如哈曼所揭露的，康德把自己算作监护人。他为自己作为学者可以擅自行动而感到自豪，在公众面前提升了自己作为榜样的形象，人们想成年，就必须跟着他。因此，他的“鼓起勇气！”的呼吁只能是矛盾的和混乱的。如果未成年者跟着他，那他们就得始终不情愿地听他的引导；如果他们不跟着他，那他们就一定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幼稚。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哈曼援引贺拉斯给朋友努米齐乌斯的信中所说的“不要惊叹和敬畏任何东西”这句话，为贺拉斯的“鼓起勇气”作了补充。从根本上讲，只有这样才能使人获得并保持幸福。康德这个学者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大人物，不可能成为榜样。这种抽象的大人物貌似神通广大，但面对未成年者的具体生活条件照样束手无策。为什么人们会听从这个“坐在火炉旁，带着睡帽”悠闲地过着自己的学者生活的爱发牢骚者和思辨哲学家的呼吁呢？可这个博学的监护人只不过是“整个戏剧的一个傻观众”，只会隔靴搔痒地说出自己的判断。
理性的公开使用。根据康德的看法，理性的公开使用是启蒙运动所必需的不可侵犯的自由。在私下使用的时候，未成年者根据自己的公民地位有服从的义务，相反，在公开发牢骚的场合，作为监护人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哈曼认为这种区分是可笑和滑稽的。学者为开明的读者进行写作并不是表达自由的唯一形式。真正的启蒙运动必须干预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而康德将这种权力关系当做纯粹“私人的事情”，排除出了人们所期望的公共的自由领域。“我在家里穿着奴隶的长罩衣，自由这件节日的盛装对我有什么用呢！”
康德将启蒙运动的时代特征刻画为腓特烈世纪。他将实行专制统治的国王誉为开明君主；同时他也假想自己正在扮演国王的角色。他不同于“毫无思想的广大群众”，他只想勤奋地、勇敢地满足自己追求自由的渴望。哈曼称康德为“我们的柏拉图”，因为像康德这位王室哲学家一样，也要求一个公共监护人的强权地位，这个监护人居高临下地发牢骚，自称博学的对话者，与国王平起平坐。相反，哈曼将自己比作苏格拉底，自称个人主义者和门外汉，他将利箭从自己低贱卑微的私人地位射向所有那些言谈举止像监护人和引路人的人们，不管他们的初衷有多好。他用法语写给“普鲁士的所罗门”腓特烈二世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将自己说成是一个可怜的小人，面临饿死的危险，在社会上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恶人，是“自由思想的奴隶”。
所有这些对康德立场的颠覆在一个“判决”中达到顶峰，这个判决对哈曼很重要，因此他还重复了一次。康德作为开明的监护人，是真正的“该死之人”。他们共同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知道这个比喻，哈曼将康德《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触动他心灵的内容浓缩成了这个比喻。因为旧约《撒母耳记下》中关于富人和穷人的比喻就谈到这个“该死之人”，哈曼将它现实化并用来反对康德。
先知拿单向大卫王讲述了富人的故事，他拥有许多牛羊，但却宁可让人偷了那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并让人做成菜肴款待客人。大卫对此非常生气，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此时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7节。—译者注）因为大卫本人做了在上帝眼中为恶的事情。他让人杀害了贫穷的海地特人乌利亚，并娶他的媳妇为妻。拿单将王国君主认作“该死之人”，并且让人宣布他的判决，同样，哈曼认定哲学家监护人是真正的罪人。因为他认为，未成年人被错误指控的无能或罪过源自“他的监护人的盲目无知，监护人假装清高，因此必须负全责”。
在围绕真正的启蒙运动所展开的争论中，康德要求未成年人敢于摆脱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相反，哈曼反对至高无上的自我造成的监护身份，而康德不知不觉中也成了监护人。当然，这种关于真正的启蒙思想家的作用问题的争论没有形成哲学的或政治的规模。问题仅仅涉及知识分子在监护人和未成年人、君主和臣民、主人和仆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民众之间应持的现实立场和应负的责任。他们站在哪一方，在这种持续存在的辩证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里还有个性格的问题，康德难道真的像哈曼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傻观众”，他的学者式启蒙只散发出“徒劳无益的冰冷月光”，没有同胞间的温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