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康德以丰富的想象力设计了他的宇宙模型，他将自己看做是创造宇宙的建筑师。牛顿的《数学原理》以及同时代的宇宙学著作为他提供了他得以建造宇宙大厦的必要材料。他对宇宙力学起源的研究似乎也卓有成效，康德只需要整个世界的普遍、分散的原始物质就能够设计他的模型。但是，这些一开始就具有运动的力的物质从哪里来？康德向谁去宣告他的宇宙设计措施呢？
“只要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们创造一个世界！”这是一句没有引号的引文。这是康德在莫培兑1751年于柏林出版的《宇宙学浅说》中发现的。但是，这句话在该书中具有批判的意味，针对的是笛卡尔及其追随者的狂妄，他们竟然认为通过简单的自然规律就能解释整个宇宙机器。“他们曾经说过，只要给我们物质和运动，我们就可以从中创造出一个真实的宇宙。这实际上是多么荒诞无稽的行为！”对此，莫培兑又想起伏尔泰，后者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客人恰好（1750—1753年）在柏林。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深受牛顿实验自然科学的鼓舞，于1734年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在书中对笛卡尔的计划大加讽刺：“只要给我运动和物质，我将从中创造出一个世界”。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应该竭尽全力为善于哲学思考的力学家们提供物质及其运动。难道这不是被逼到作为宇宙建筑师的人身后的上帝的最低限度的权力吗？
康德也知道人们对笛卡尔的指责。他想必试图避开笛卡尔。不过，他的论证听起来与其说可信，不如说巧妙。他希望“理性的人”会理解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上帝填充全部无限空间的原始物质，由于其内部的运动力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美好而有序的宇宙体系，那么，必然“有一个充足的至高无上的理智，按照统一的目的来设计万物的本性”。“有一个上帝存在”，因为大自然即使在混沌中也屈从于自然规律。这难道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吗？那么，康德为了坚持自己反对“恶毒的狂热分子”的《天体理论》是无害和无罪的尝试，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上帝”呢？
康德自己面临的危险可以表明他的上帝概念的策略意义。他作为博物学家想知道宇宙大厦是怎样建造，怎样发展的，它的未来会怎么样。作为牛顿的拥护者，他相信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因为自然科学无需上帝的启示就可获得自己的认识。他非常大胆，竟然从自为的大自然中推导出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他把自己看做敢于涉足未知世界的博物学家。尽管康德希望能够在他研究的宇宙中发现无限的智慧，但是，在这次穿越密集的星云和深邃的黑暗的危险旅行中，他能看到怪物，还是上帝的庄严，开始时还无法断定。
康德既不是作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作为虔诚笃信的基督徒开始研究自然哲学的。他感到自己陷入重重矛盾，行事必须小心谨慎才能找到自己万无一失的道路。康德当时30岁，他将自己也亲身经历到的那个世纪的重大冲突，融入自己的著作中去。面对宗教的义务，他感兴趣的自然哲学研究只能是反命题的、矛盾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中学以及大学的教育而对上帝的信仰仍旧使康德难以释怀，他在《天体理论》中谈到神学的世界观和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创造活动和宗教的正统信仰。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扮演了一个敌对者的角色，大谈宇宙的力学解释、一般的自然规律、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自由思想的世界观。“宗教的捍卫者”和“自然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在18世纪达到顶点，康德也卷入其中。
在这一背景下，康德将宇宙论研究献给腓特烈二世也就得到解释。因为他从有关这位开明的君主的流言蜚语中得知，他对宗教的宽容其实是对宗教的冷淡。普鲁士国家悄悄地占据了上帝的位置，对国家的责任感已经高于对上帝的责任感。不过，这种对宗教的坦率，甚至冷淡，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在讲坛上，依然一直在宣扬反对其他信仰的奴仆和愚蠢的无神论者。甚至在大学，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仍然有自己的地盘，不履行宗教义务不是没有危险。康德作为无神论的信奉者，也许几乎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即成为形而上学的教授。
康德从哲学史出发将自己差一点陷入的矛盾以古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名字命名，这些人的宇宙学理论同他的宇宙模型非常相似，以致他感到自己背上了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之追随者的骂名。他的世界，难道不是像在古希腊的世俗智慧那里一样，产生于原子的基本微粒？这些微粒由于自己的重力而纷纷坠落，同时由于斥力的排斥而陷入湍急的旋涡之中。盲目的自然力似乎在发生作用，“神的统治是不必要的，伊壁鸠鲁在基督教中重新复活，一种非神圣的世俗智慧将信仰踩在了脚下”。
可见，存在这样的危险：康德的机械论解释尝试会被理解为对基督教的恶毒攻击。难道他不是德谟克利特的复活吗？德谟克利特在大约公元前430年根据大小和形状区别了原始物质的原子，并认为它们存在于无尽的虚空中，在那里，它们由于自己的运动而相互碰撞，并且交织成可见的物体，直到它们由于更强大的力再重新被分离、分散。德谟克利特认为，诸神仅仅是人们由于对奇怪的、不可理解的宇宙变化的恐惧而产生的想象。康德难道不是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1）的再生？伊壁鸠鲁也有同样的认识兴趣。他认为，我们不得将天体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某个更高存在物的成就及其目前或未来的安排”。我们应当承认天象的恢弘，并且深信，“认识控制整体的那些最重要的天象的原因是博物学研究的任务，而研究天体现象时的喜悦心情正是由此产生的”。不是对最高存在物的信仰，而是宇宙学研究的准确性使人产生无穷的欢乐。
有人指责康德是基督教中的伊壁鸠鲁，对此，康德只能通过强调区别来使自己变得安全。正是由于他同古希腊原子论者极其相似，因此他不得不引入“上帝”这个宇宙物质的创造者。康德的“上帝”是一种认识标记，他利用这个标记并不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是同他的形而上学同道划清界限。“与古代真正的无神论学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这却没有使我的学说犯与他们同样的错误。”康德根据的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古代宇宙论者认为，宇宙的秩序来自永恒的混沌，不存在推动者。原子盲目地聚集在一起，它们形成井然有序的整体，完全是偶然。相反，康德认为，初始的可支配的宇宙物质一定有某些自然规律。“我发现，从宇宙物质的彻底解体和分散中能够完全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美好的、井然有序的整体。”原始物质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宇宙才能从混沌中产生，这不是大约，而是彻底，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服从。基本的原始物质一开始就是设计好的，排列成那种碎形体系，按照无法测量的等级顺序形成宇宙大厦。这就是康德设计的上帝。一种有神论的算法引导产生了宇宙的碎形。“上帝”只给了康德能够按照牛顿的原理建造自己的世界的物质。同时，上帝帮他消除了“似乎从宗教方面威胁着我的命题”的那些困难。
康德的“上帝”同他的“世界体系”一样浓缩了大量的读书经历。这位哲学家的上帝是多条宗教哲学线索的交汇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不仅一般地熟悉17世纪就开始的非虔诚的世俗智慧同正统的宗教信仰之间的激烈争论。在《天体理论》的前言中，他就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还了解物理学—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些证明虽然很出色，但这种通过观察自然认识上帝的尝试在逻辑上没有说服力。经典作家威廉·德勒姆的《物理神学，或上帝的存在和特性的一种证明》于1713年在伦敦出版，书中以牛顿试图与上帝创造万物的基督教教义相协调的物理学的宇宙阐释为依据。
从一切可能的自然现象—闪电和雷鸣（雷神学）、青草（生物神学）、水（水神学）、火（火神学）、岩石（岩石神学）、昆虫（昆虫神学），或者蜗牛和贝类（贝壳类神学）—中推断上帝的存在，是一种真正的癫狂。对于贝壳，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莱塞1744年在他的《贝类神学》中说道：“它们的种类多得惊人，它们的柔美无法比拟，他们的艺术色调迷人而可爱，使得凝视的双眼陷入无限的惊异中。用这些东西做装饰物难道不是过于大方，过于浪费了吗？这些美不是起源于上帝，起源于这些小动物的创造者，还能起源于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贝壳类小动物用壳的颜色，而且用鲜活的颜色描绘了上帝的万能。”天体及太阳、行星和月亮在超越一切。康德提到的威廉·德勒姆1715年在伦敦出版的《天文神学》，1732年被译成了德文，德文版加了一个纳领性的副标题“至高无上的只有上帝才能体会的享受：全神贯注地凝视天宇，仔细地观察天体，以便直观地证明，上帝，同一个上帝是至亲至善、无限智慧和无所不能的存在物”。康德在几年后阐述说，所有借助自然科学的观察和研究去认识上帝的尝试只能提出表面的证据。他1763年出版的《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唯一可能的根据》证明，物理—神学的方法虽然可能是卓越的，因为它是实际的、生动的、直观的，容易理解的，但这种方法所达到的肯定性无法得到“数学的”，也就是说逻辑的证明或证实，而只是“道德上”可证明或证实的，因为这种方法使情感得到满足，使人产生惊异、谦恭和敬畏的心理。当然，也可以对宇宙作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解释，康德在《根据》中又一次对这种描述和解释作了详细评述，并且将它提到了宗教哲学的高度。
莱布尼茨和赛米尔·克拉克在通信中进行的争论在这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正如这场争论对康德的《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起到的特殊作用。克拉克是英国神学家、宫廷传教士、牛顿的科学顾问和反无神论的斗士。莱布尼茨感到自己应当于1715年11月给威尔士公主卡洛琳写信，对牛顿关于上帝的活动的奇怪看法提出批判。因为牛顿为了宇宙的运行一再让他的上帝干涉宇宙的事情。这样的上帝，就像拙劣的钟表匠一样不断地修修补补，配做上帝吗？在莱布尼茨看来，上帝只需要直接动手做一件事情：通过自己万能的“创造”—要有光！—从虚无中创造充满整个无尽空间的单子式的宇宙物质。同时，上帝一开始就将他的孤立的单子作了这样的排列，以便使它们能够形成“前定的和谐”。莱布尼茨早在1710年就在《神义论》中将上帝设想为万物的具有理智的第一因。上帝是无限的，他的“力量、智慧和善心”是绝对完美无缺的。而克拉克作为牛顿的坚定的追随者，毫不犹豫地坚决反对莱布尼茨。
康德在力学上重构自己的世界时会想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在谈到上帝时，他就倾向于莱布尼茨。上帝只是在开始时一下子创造和设计了有规律地自我组织的物质，仿佛是通过一次创造性的原始爆破。他对牛顿反复动用的“上帝之手”疑虑重重。在康德的脑海中，莱布尼茨用来描述上帝的那些谓项—“第一因”、“最高的理智”、“无限性”—也不断出现。由于整个宇宙体系不可思议的无穷大，而人面临跌入这个深渊的危险，所以他恰好援引了那三个通过莱布尼茨而已经成为普通概念的特性：“已经启示出来的智慧、善心和力量是无限的”。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不过，康德也反对莱布尼茨的上帝，因为他被牛顿的物体之间的运动的力深深吸引，以致无法承认上帝是相互孤立的单子的前定和谐的创造者。
康德为了确保自己的宇宙设计而编织的那个复杂的网，使人难以明确回答康德关于信仰和上帝形象的问题。解释者们一直争吵不休。值得注意的是，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首先证明了康德对天文学的热情，他在康德身边学习了9年（1783—1792），1804年试图描述可敬的老师的宗教信仰。康德晚年一如既往地散发着年轻时作为自然哲学家观察头顶星空的热情。诱使康德如痴如醉地谈论神圣事物的，不是神学或被灌输的信仰，而是天文学。“康德每当同朋友们谈到宇宙大厦的结构时，总是非常陶醉地谈论上帝的智慧、善心和力量。在每一次关于天文学的谈话中，康德总是陷入极度的兴奋。而这些谈话不仅使每一个人确信，康德相信有上帝和天命，而且甚至会使无神论者也转变为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