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道”法
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
肩担道义，士人之本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这一道，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光大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睛，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之感。再如登危楼俯临大江，独自一人坐明窗下、净几旁悠然远眺，可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神志中丝毫没有卑下难堪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文章中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贾谊、唐代陆贽、宋代苏轼，他们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文辞意旨不很渊博雅洁，但他文章的形式内容浑然一气，通达明快。如同和知书识理的人谈论，表里都美，中心和铺映都相得益彰，确实不是可轻易达到的。
解读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曾国藩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
对于文章的志趣，曾国藩很明显地说：
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话，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
曾国藩所以崇拜韩昌黎，是因为韩昌黎的文章最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国藩所最推许的。
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的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昌黎文章之气。
活学活用
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孔子讲述而不作，但他还是有“作”，只不过是他的弟子帮助他完成的，不然我们就读不到《论语》，也就不能深刻理解孔子。读书需要学习，写作更需要学习。
当曾国藩听说他的侄儿纪瑞在全县科举考试中名列榜首，欣喜不已。立即写信说：“我并不希望我家世世都得到富贵，但希望代代都有秀才，所谓秀才，就是读书的种子，世家的招牌，礼义的旗帜。”
由此可见，曾国藩看重的是学问，是礼义，是名誉。他是按照那个时代标准和理想来塑造自己，培养后代的。这些观念即使在今天也无可厚非，或许我们感到曾国藩有那么一点功名之心，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没有一点功名之心，谁不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一鸣惊人呢？
但可取的还不是这些。当曾国藩听说纪瑞的科举成绩后，就写信给弟弟，让他谆谆告诫纪瑞，从此更加奋勉勤苦，做到为人与为学并进，千万要戒掉骄傲和奢侈。
人取得了一点成绩往往容易骄傲，富贵了也往往容易奢侈，对青年人来说，更是如此，曾国藩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在他高兴之际，也不忘记给纪瑞浇浇凉水，让他更清醒、更冷静，提醒他“路漫漫其修远兮”。但这种眼光，一般的父辈也都具备，他似乎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曾国藩强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为人与为学齐头并进的主张。这一主张反映出了曾国藩对人的基本观念，那就是既要重人品，又要讲才学。
好文章是有生命的，如果太阳本身没有热度，我们就不会感到温暖；如果文章本身没有生命，我们就不会感到生命的价值。我们感到了生命，一方面证明我们自身生命力的高扬，另一方面证明了文章的生命力之强旺。
当然，文章的运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豪放，有的婉约，有的雄奇。就说雄奇吧。如何使文章雄奇呢？文章并不是选用了雄奇的词语就会雄奇的，当然它与选词造句有关，但不单是选词造句。曾国藩说，文章的雄奇首先在于有生气灌注其中，造句在其次，选字又在其次。但这并不是说文章的雄奇可以脱离选字造句的雄奇，没有字不古雅而句子能够古雅的，也没有句子不古雅而文气能够古雅的；同样，也没有字不雄奇而句子能够雄奇，句子不雄奇而文气能雄奇的。这就是说，文章的雄奇，最精要的地方在行气，次要的地方在遣词造句。
曾国藩最喜欢古人的那些雄奇的文章，他觉得韩愈第一，扬雄次之，他们两位的行气，都是天性使然。至于说到后天的个人努力，如果说韩愈造句的功夫比较深，那么扬雄的造字功夫就比较深。可见，曾国藩读书不仅能从大处着手，也能在细微处见功力。
所以，要使文章雄奇，不仅要在选词造句上下功夫，更应把自己的生命气息灌入其中，这才是雄奇之道。
曾国藩说过，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作假，唯独在作文时动之以情，不可作假。你一故作多情，或者硬着头皮煽情，那破绽马上就会显露出来，甚至根本就无法完成下去。因为你在写作时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或许可以欺骗别人，但他无法欺骗自己。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
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在真情实感激荡生发的时候，一定要审视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如果能像随手取摘身边的物品一样方便，倾刻而来，脱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赋诗了；不然的话，如果还须临时去搜寻思想和意义，那还不如不作，勉勉强强，必然会以巧言伪情媚惑于人。
所以说，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不动感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感情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知识和才具，而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内在欲望，要求和驱动力。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内脏，那么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为如此，作文赋诗就不能不饱含真情。
人在少年，总是那样生机勃勃，意气风发，走不完的路，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梦。人生刚刚展开，很多美妙的事物就在前面，没有顾忌，没有束缚，顺着一条路笔直走下去，你就会走到太阳里去。不！少年本身就是太阳，正是上升的太阳，云蒸霞蔚，光芒万丈。
在这花一般的年龄里，又该如何作文呢？曾纪泽和曾纪鸿曾请教过父亲，他们问，一个人具备了某一方面的专长，是否还应具备其他方面的专长呢？曾国藩回答他们：这是断断不可能的。比如韩愈的诗文就并无阴柔之美，欧阳修的文章也缺乏阳刚气，他们两位大手笔尚且不能兼而有之，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凡是说某人兼备众人所长，那其实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方面的长处。在问及文字如何才能达到纯熟时，曾国藩以为这需要极力揣摩，下切实的功夫；但是青少年作文，总贵气象丰采。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蓬蓬勃勃如上气”，他肯定见过开锅上的水蒸气，那些水蒸气在烈火的炽烤下倾尽全力往外冒，那么勇敢，那么坚毅，势不可挡。那份热情，那种爆发力，那股冲劲儿不就是青春少年的象征吗？
智慧金言
在我国古代，就有很多这种蓬蓬勃勃的文章。如贾谊的《治安策》、贾山的《至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苏东坡的《上神宗书》；后来的如黄遵宪、吕晚村、袁枚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就具有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气势。
少年人作文就不应仅仅在揣摩上下功夫，要应该在气和势两个方面下功夫。在古代，一般的文章偶句多一些，单句少一些，段落多一些，分股少一些，真正作文起来，就不必拘泥于考试上的作文格式，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三五百字，长则八九百字甚至一千字。如果是论说文，即可以说清道理，也可以谈古论今，引史用典，都没有什么不可以。总之拘束要少一些，气势拓展得开一些，笔势不妨用得强一些，这样才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越是拘束就越感到紧张，越感到紧张文章也就越是板滞。
在阴阳五行中，气势属于太阳，最为难能，正因为难能所以才可贵。自古以来文人们虽然都偏重于其他方面，但没有人在气势上痛下功夫的。
拜师访友，增进学识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代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认真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事业。诸葛亮以区区蜀汉的一块小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讨伐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所少见的。而《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说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恢宏、赏罚应公允，为君者应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怀远大，思虑专精造就的呀。
解读
有人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列为晚清奏牍“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砺，以学问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依托。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作假，唯独在作文时动之以情不可作假，你一故作多情，或者硬着头皮煽情，那破绽马上就会显露出来，甚至根本就无法完成下去。因为你在写作时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或许可以欺骗别人，但他无法欺骗自己。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
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曾国藩会这样劝告你，在真情实感激荡生发的时候，一定要审视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如果能像随手取摘身份的物品一样方便，倾刻出来，脱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赋诗了；不然的话，如果还须临时去搜寻思想和意义，那还不如不作，勉勉强强，必然会以巧言伪情媚惑于人。
所以说，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不动感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感情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知识和才具，而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内在欲望、要求和驱动力。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心脏，那么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为如此，作文赋诗就不能不饱含真情。
在阳刚与阴柔两种文章风格之间，曾国藩本人更倾慕于阳刚之美。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他主张文章最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好比雨后初晴，登上高山远望旷野；如在楼上俯视长江，坐在明窗净几下，悠然而远眺，又好比英雄俊杰，没有卑鄙龌龊的狭隘志向。文章有这样的雄伟气象，可谓上佳。他评论古人的文章，认为雄奇俊迈；以扬雄文章为最，诙宏恣肆，以庄生为最。他自己的作文实践，以学庄子、扬雄、司马迁、韩愈为主，其《原才》、《湘乡昭忠祠记》等，在逝世前便以文雄气盛而被传颂。
关于诗，他也钟情于那种气势磅礴之作。他认为，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植\]、鲍\[照\]、杜\[甫\]、韩\[愈\]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未曾一作此等诗，自愧亦自惜也。
曾国藩之所以好雄奇瑰玮之诗文，首先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秉性刚强，不屈不挠，年富时且有几分傲骨。咸丰四年在湖南，咸丰六年在江西，颇不为当道所容，与他的性傲气盛不无关系。后来他屡受挫，“打掉牙齿和血吞”，仍不失其刚强之气。其次是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既决心建功立业，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精神上决一死战，成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然须要有一种雄奇阳刚之气来支撑。他总结道：“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曾国藩正是这样努力修养自己的。政治上的刚正无畏，发为文章，必然归于瑰玮雄奇一路；曾国藩正是要以瑰玮雄奇之文，以写“经国体野”那样的重大政治题材。第三是文学上的需要。曾国藩既推崇望溪先生，又赞美姚鼐古文“雄伟而劲直”，可以说他前有师承。
但阳刚与阴柔不是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揉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柔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