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王”法
外王气象要成为气候，便要实实在在地做实事。师夷之智，博采众长，才能自立自强。
冷眼看外，内自图强
原文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译文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虑担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而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解读
清朝自从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咸丰七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一连遭受了两度严重的打击。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清廷，则有奕，文祥等号称为识时务的大员。在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极力提倡自强运动。在野，则有第一个留美归来的容闳，其人著有《西学东渐记》一书，也曾对太平军王洪仁条陈七事，其中包括军事，政治，教育，金融诸重要部门，卒未能见用。乃于太平军失败的前一年，经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的介绍，谒见曾国藩于安庆，盛称西洋科学如何发达，机器工业如何进步，新动力如何大量生产，因而有赴美采购机器之命。他那时头衔，只是一个江苏候补同知，比县长仅高一级，而且还在候补之列。其时曾公任两江总督，他坚决主张：“自强要以练兵为主要，练兵又要以制造为先务。外国如英法诸国，惟恃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但船何以坚？炮何以利？若置而不讲，即无从窥得门径。计惟有趁击败太平军之后，声威大振之时，洋人正乐于表现他的所长。将外洋各种火器，实力购求，从而挥讨其中秘诀。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这时李鸿章正任江苏巡抚，驻节上海，训练淮军，曾国藩因向清廷保荐，畀以节办制造工厂的重任。李公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保卫上海，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称。李公既目视常胜军武器之锐，又尝参观英法军械，深以中国兵器远逊外人为忧。乃聘用外人在营教练，并戒谕将士务须“虚心忍辱”学习。更致书曾国藩，请求师门为之倡导。于是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首先设立上海机器局。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将士并不以学习枪炮为然。所谓“虚心忍辱”，相反的，就是充分表现了他们不虚心，不耐烦的情绪。可是李鸿章始终坚持，任劳任怨。其作始也艰，其将毕也巨，也就够煞费苦心的了。
姜铎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并提出其中有五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上述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首创之功是不可没的。
但是，由于时代限制等种种因素，对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均不宜作过高的要求和评价。
第一，他是一个精通中国传统儒学的封建士大夫，对近代思想和近代知识，接触和涉猎不多，因而对中国近代化，并无远大眼光和通盘打算。他在着手向西方学习造炮制船时，开始把问题看得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6页）不料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试造出来的木壳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直到六年以后的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才造成了中国用机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试造的炮，情况也类似，湘军中所用的炮，大部购自外洋。
第二，他对当时世界大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定下了一条“忠信笃敬、信守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贻祸无穷。天津教案的处理，便是他亲自贯彻这条妥协外交路线的恶果。这是一场屈辱外交，当时人已有定评，他自己也承认“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认做一生憾事，我们后人犯不着再代为辩解。
第三，1872年他便离开了人间，距离太平军和捻军等的平定还不久，他的近代化抱负，付诸实践的时间太短，因而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远不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尽管他那样念念不忘地重视仿造兵轮，并拥有一支现成的长江水师，生前也未来得及创建一支近代海军。
早在汉代就有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丝绸之路”，唐时更是一个容纳别国文化技艺的时代，而明朝的徐光启尤其做出巨大贡献。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县徐家汇（今上海市）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其父以课农学圃自给，祖母及母亲亦早暮纺织。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对农业、手工业有较多的了解。他喜爱科学，久不通八股文，屡试不第，只好以教书维持生计。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赵凤宁家教私馆，随赵凤宁到广西浔州，过韶州时认识了西洋传教士郭居静，开始接触西学。在此期间，徐光启有鉴于李时珍等人总结古典科学，遂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对农学、水利、算学及军事学产生了兴趣，并着手搜辑农学、算学等方面的资料。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四十二岁，终于考取进士，跻身仕途，生活和科研条件有了改善。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方面。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自然科学，并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国学术之不足。后来，他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的翻译，并在家守制期间，开辟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园，从事移植甘薯的试验。与此同时，他有鉴于明王朝国穷民困和边患日深的现状，决意从富国强兵的根本之计做起，通过他的科学研究，来解决宗禄、漕河水利、盐务、屯田、边饷、兵器改良等技术问题，由此他曾潜心于数学的研究。因为他认识到数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
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译完了《泰西水法》六卷。他深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是“本业”，而水利则是农业的生命。他翻译《泰西水法》，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先进的水利知识。在全面了解中国原有的水利灌溉方法及工具的基础上，他对西方水利先进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有选择的翻译介绍，而且这些介绍的方法与工具，他都要经过制器和试验，确有实用的，他才编译到书中。在此期间，他的仕途之路不得意，次年告病居于天津，在郊区开辟水田，采用新的水法，试验在北方耕种水稻。又在宅旁辟一小试验园，种植花草、草药和新的农作物、树木等。在稻田试验园和宅旁试验园里，他进行施肥、接种以及把药物制成蔷薇露等种种试验，每次试验的过程与结果都有纪录，这些在后来编入了《农政全书》。
徐光启在潜心科学试验的同时，逐渐地形成了系统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多次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兵必以正兵”，抨击“名理之儒”不通科学与生产，固步自封，一谈及西学就言中国古已有之，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不应用，又不予以总结和研究，以致“失且天下之实事”。因此，他在大量翻译介绍西学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中国原有的农学、军事学资料整理与研究。
在农学方面，徐光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注重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进行改革的学说，完成了著名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作为一部农学著作，除了大量介绍和探索农业科学技术问题外，还阐述了徐光启学以致用的科研目的与思想。他认为中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不知科学生产，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以致明王朝每年只知从南方漕运几百万石大米供给京师和边防，而西北田地荒芜不垦。漕运东南大米，不仅农民负担日重，而且大量的可以用来种植水稻的水利资源也被浪费。此外，北方之民只知种棉而不织布，北棉南运，北方棉贱布贵。针对这种不懂农业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徐光启打破古典农书的“风土说”和囿于陈陈相因的生产经验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了开垦西北荒地、兴修水利，把一切水源包括用于漕运之水都用来生谷，以北之棉教南之织等农业、手工业的改革学说。
为了实践和传播这些思想，他以科学试验来解决技术问题。如对高产作物的甘薯、蔓菁都作过多种试验。又如在北方种稻试验，他解决了南稻北植的许多技术问题，大开北方种稻风气。再如北方种棉不织布，它的主要问题是北方自然条件不利于浆纱刷纱。有鉴于此，徐光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肃宁人纺织的经验上，提出了解决北方织布浆纱刷纱的技术问题，由此北方纺织业开始兴起。在纺织工艺方面，徐光启基于原有的技术和设备，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和方法。在缫丝技术上，他创造了“五人一灶缫茧三十斤”的方法，比旧时“二人一灶缫茧十斤”方法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在纺车制造上，他设计从四（梭管）改进成五，以提高纺织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此外，他还亲自试验晒盐法，改革了传统的熬盐法。他的晒盐法试验成功，不仅大量节省了灶户的人力，而且节省了樵薪，给国家农业生产的开发也带来了利益。
改革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是实践他“富国必以本业”思想的试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一个方向，对于“强国必以正兵”也很关注，并作了大量的实验。万历四十六年（1618），杨镐的四十万大军被努尔哈赤打败，明王朝面临的边祸日重。徐光启曾有意研究兵学，针对明军在战场失败的教训，提出培训作战军兵思想。这一年，他在通州昌平训练新兵，亲自撰写了《选练条格》，亲临院校场，从事实选实练试验。后来由于当政者不予支持，兵源饷械不足，训练计划未能实现。
十年后，他从兵器改造方面着手，吸收西方火器技术的长处，重新训练新兵。这次练兵试验，他提出了组织车营、建筑台铳的办法。车营即用火器武装起的部队，其组织办法是“以四千人为一营，每营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一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百支，鸟铳一千二百支。战士二千人，队兵两千人。这种运用西洋大炮和中国火器的车营，在军事技术上结合了中西兵器和战术的长处。同时徐光启还提出运用西洋的望远镜。徐光启从军事技术上加强国防建设，是他科学研究与实验的一大成就。西洋大炮的制造与应用，在守卫京师战役中发挥了它的威力。但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腐败，他的军事技术改革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对天文历法有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历法，编译《崇祯历书》，修正了当时已经失掉正确性的《大统历》，对我国传统历法进行了重大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来的历法基础。
智慧金言
博采众家之长，使国家强大，是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中国文化能够源远流长的主要原因。
师夷长技，兴办洋务
原文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人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译文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没有的东西，进行夸耀，是世之常情。忽视经常见到的，震惊极少见的东西，也是世之常情。轮船速度的飞快，洋炮射程的遥远，在英、法两国是夸耀自己独特拥有，对于我们中国人却感到非常罕见而吃惊。如果能购买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中国就会对它习惯常见而不惊讶，英、法两国也就渐渐失去所倚仗的优势。买回来之后，招募精思灵巧之士，智慧奇巧的工匠，开始演练熟习，然后尝试制造。不过一二年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备物，同时还可剿除太平军，巩固国家长远战略设施。
解读
关于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历史地位问题，长期以来未有公论。若科学、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给予洋务运动一个客观的评价。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洋务运动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曾国藩办洋务，目的是力图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变为现实。虽然他口口声声强调要“中学为体”，但实际上已承认了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中，已落后了一大截。而这种承认，对于一个效命于历来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的重臣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承认落后到以实际行动来图强，使中国迈出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第一步。正是有了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以及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的“启蒙”，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