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不但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挑战。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大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建立起联系。面对新的变局，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坚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是，也有像林则徐、魏源、姚莹这样一些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中挣开了一条缝隙，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企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体系里，加以吸收、改造。
林则徐到广州后，为了详细查明鸦片烟的输入、吸食情况和了解外国，除延请一些留心海防事务的人士交谈外，还收集外国人出版的书刊，组织人翻译，并亲自向外国人询问西方世界的情况。当然，林则徐的目的在于“知彼”以研究“制驭之术”，但这种做法正表明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起作用。他不以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自居，而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他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对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如他在日记里描述了在澳门的所见所闻，对西方的建筑文化赞羡道：“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五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在他主持翻译的《华事夷言》里，通过外国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介绍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长短异同，如针对绘画艺术，他说：“中国之画，惟重写意，虚多实少，不如西洋之工细。”这些介绍，无疑有助于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至少能开阔人们的眼界，启迪人们去重新思索。
在这些有识之士中，对转变风气最有影响的当推魏源。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还针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泥古不化、冥顽不灵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译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他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这种新鲜思想，是以“开风气”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力下找到的一条出路，比起“药方只贩古时丹”是一个变革性的进步。
曾国藩从维护传统统治秩序出发认为中国应恪守信义，自立自强。
他主张将协调封建阵营内部关系的道德规范施之于资本主义列强，对他们守定“忠信、笃敬”的信条，“坦然以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他说：“夷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是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等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个‘信’字。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可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
曾国藩鼓吹对外国侵略者笃守一个“信”字，无非是主张对他们抱定妥协、退让的宗旨不变，守定屈辱的条约不变。这一思想，体现了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基本立场。
曾国藩在外交上也讲“自立”、“自强”。他说：
孔子曰，“能治国，谁敢侮？”我苟整齐严肃，百废修明，渠亦自不致无端欺凌。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曾有过一些抵制，如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主张“会防不会剿”，认为与洋人“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甚至在书信中对“沪中自方伯以逮众流奉洋如神，积非胜是”的风气，流露出十分反感的情绪。所有这些，多少反映出民族意识在曾国藩的身上尚未泯灭。
智慧金言
由于曾国藩看不到国内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慑服于侵略者的军事实力，怀着“挟持无具（军事装备落后），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的畏洋、恐惧心理，因而在对外交涉中一再妥协，执行最高统治者忍辱退让的方针。但他又不愿痛痛快快承认这一事实，而以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忠信、笃敬”一类的伦理规范作为外交上忍辱退让的遁辞，甚至在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之后，还高谈“自立”、“自强”、“威信”，这就使得他所执行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乃至得到地主阶级内部一些人的同情与支持。
倡导洋务，谋求富强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译文
就各省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行销中华大地。盐务是以海滨的各物产，行销于口岸各方。通商由广东开始，由闽、浙到江苏，到山东，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闽、到江苏，到山东，直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泰西各外国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重重地收商人的资费；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众商人的要求。众商人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的公使代商人向中国提请的事务，定要等到应允才罢休。众商请求开放三子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外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实用的外洋器物，更属名正言顺。
解读
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曾国藩日益认识到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翻译是制造炮船的基础。洋人造机器源于数学，其中的奥妙都有图表说明，只是中文英文意义差别甚远。因而虽然每天熟悉的这些机器，但终究不明白如何制造。”当务之急应组织中外人士致力于西方科学书籍和翻译工作，旨使中国人“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于是，曾国藩便大力推行此项工作。在同治七年（1868）冬，曾国藩以江南制造总局的名义，先后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列亚力，美国人玛高温、余楷理、林乐知等与中国人李善兰、徐寿、华衡芳、李风苞、赵元益和徐建寅等合作，在江南制造总局筹建了翻译馆、印书处，以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译的形式，以翻译机器制造学为基础，广泛涉及了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矿物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法律学、制造船学、工艺、水陆兵法等，几乎无所不包。大量译著的问世，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基础。如华衡芳翻译《代数学》、《微机溯源》、《代微积分拾级》、《决疑数学》等，在介绍代数的前提下，引进了微积分，概率论，加之李善兰的数学译著，奠定了我国近代数学的基础；《炮法求新》、《格致启蒙》、《电学》、《光学》等，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泰西采煤图说》、《金石识别》、《宝藏兴焉》等奠定了矿物学基础。此外，由李善兰翻译、徐建寅续补的《谈天》，第一次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介绍到中国，成功地翻译了这一天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西药大成》、《内料理法》、《法律医学》等，介绍西医的成就。至清朝末年，翻译馆译印的西书共计有一百五十九种，一千零七十五卷，几乎占全国译书的一半。西书的翻译出版，受到了中外学者的热烈欢迎，不仅中国的士大夫纷纷购求，就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书信来往频繁，打听翻译馆的历史源由，询问翻译的方法，考察各种事物的名称，获求所译书的目录。”当时，日本就曾派柳原前来馆学习，见所翻译的西书文辞顺达，且多半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便大量“购取译本，回去仿行。”翻译馆藏有西方格致书，特别还藏有《大英百科全书》，这在国内是罕见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许多学科领域及学科术语，由此逐渐为中国人所知。为能给更多的人在学习中提供方便，翻译馆还绘制了《中西名目字汇》、《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批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一时间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它不仅为培养我国的科技人才做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正是从这些所译之书，开始了解西学了。
翻译馆的功绩卓著，成果斐然。
曾国藩的目光是远大的，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态度是坚定的，充溢着“不必假手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谁也不能否认：“自强运动”所展开的每一件工作，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至少已使停滞了数百年之久的老大帝国，开始艰难地举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了。
曾国藩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中的人物。但他的这段故事却应让我们时时品读，思索，升华。
活学活用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后，西洋世界展现在中国面前。曾国藩主张以通商术致富，他的继承人李鸿章将此发扬光大。
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正式就任湖广总督。不久他的老师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师生二人同为“中兴”名臣，分别总督一方，南北相望，为一时盛事。
至此，李鸿章从一个怀才不遇的儒生，一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踏着太平军、捻军将士的鲜血，最终挤进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为一个领兵十数万，权绾两江、湖广，为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并非等闲之辈，倡洋务，求富强，也曾做出一番经国大业，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
李鸿章的第一项事业是制器、练兵以“求强”。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便开始与洋人打交道，购买洋枪洋炮。同治二年（1863）派参将韩殿甲在上海设局制造军火，同年又专折奏调丁日昌到上海另建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稍后英国人马格里得到李鸿章允许，与知州刘佑禹共同主持另一炸弹局。李鸿章将它们合称为上海“炸炮三局”，时人又称为上海洋炮局，此为李鸿章洋务事业之开湍。李鸿章当时不无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国人有了开花大炮和轮船两样，西方人就可以敛手了。一百年后，中国可以自立。
同治二年（1863），淮军攻战苏州，李鸿章即把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第二年又迁往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此后，李鸿章主持的各项军事工业也越办越多，越办越大。同治四年（1865）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下设枪炮厂、造船厂、火药厂、炼钢厂、机器制造厂等，从国外购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工厂工人达3592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型的综合性企业。
制器之外，李鸿章开始创办中国近代海军。从光绪元年到十四年（1875—1888），经过13年苦心经营，李鸿章统领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一支可观的大型舰队。计有巨型铁甲舰2艘，高速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共计大小舰船25艘。按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
“求强”的同时，李鸿章还倡言“求富”。他认为中国富强的基础发端于矿业。于是在光绪四年（1878）创办开平矿务局，开煤炼铁。到光绪二十年（1894）产煤达2000吨，自光绪七年（1881）到光绪十七年（1891）止，李鸿章先后奏准开办了热河平泉铜矿、山东登州铅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等近10处。
开矿之外，李鸿章又力排众议，倡筑铁路，建成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随后又建入中国铁路公司。至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在中国北方修建1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请设立天津电报总局，并于次年驾设了一条连通津沪两地的电报线。这是一条贯穿南北，亘古未见的通讯干线。此后又相继建成苏浙、闽粤、上海至云贵川等几大干线，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形成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讯网。
此外，李鸿章还倡导“商战”，自强求富，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夺洋人水上之利”，创办轮船招商局；倡设广方言馆，首开近代中国留学美欧之先河。凡其所举，无不开风气之先，一时全国洋务勃兴，成为时代主流。
经商，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促进商贸的发展，自己赚钱，国家富强，就是应该大加倡扬的。其实，这个问题，太史公早有论述，他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述说：
如果农民不生产粮食，人们就会没有饭吃；如果工匠不做工，人们就会缺乏日用的器物；如果商人不做买卖，人们就会缺乏各种珍奇货物；如果掌管山泽的虞人不开发山泽之物产，那么国家的财源就会匮乏。财源匮乏，那么山林川泽也就无法进一步开辟了。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民众衣食的本源。本源大了，那么生活就富足，本源小了，那么生活就贫困。本源大，富国富家。
贫困与富贵是其自然的法则，没有谁能够夺取和赐予的，聪慧精巧的人富而有余，愚蠢笨拙的人穷而不足。所以周初姜太公受封于莒丘（今山东临淄），那里的土地盐碱化，人烟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姜太公鼓励妇女从事纺织刺绣之类的生产活动，使技巧逐步提高到很高的水平；又让人们从事渔业和盐业及其贸易活动，结果使天下人才和货物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流聚到齐国。所以，齐国的冠带衣履可供天下服用，富甲四方，声威大振，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诸侯君们也都毕恭毕敬地前往齐国朝拜归服。
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奉行“能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进行改革，设置九府管理商品货币、市场流通，从而使国力大增，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使天下走上正道，共同遵奉周天子的正统，而管仲也得以受封三归之地，虽居于陪臣（诸侯大夫）的地位，却比各诸侯国的君主还富有。因此齐国国富民强，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的时代。
智慧金言
所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而君子富有，就能很好地表现其美德。小人富有，就能够专心用其力气，乐于从事其本业。河水深了，鱼儿就能生长其中，山林深了，野兽就能往来其中，人们富有了，仁义就能附益其家。富有之人得到权势，就越发显赫，一旦失势，就没有宾客来依附，因而更加不高兴。这种情况，在边疆少数民族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民间谚语说，富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杀身之罪而被弃市。这并不是空话。所以人们说，天下熙熙，都是为利益而来；天下攘攘，都是为利益而往。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享有食邑万户的诸侯、掌管百乡邑的长吏，尚且害怕自己贫穷，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