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战”法
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在这关键时刻会暴露得纤屑不遗：英雄或者儒夫，卑鄙或者高尚，自私或者无私。曾国藩认为，他最紧要的品格与操守是：勇毅、团结、尚志、勤劳。
且挺且韧，敌必克之
原文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译文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就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气概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在休养士气时，相机而动，不必过于追求速胜，而白白消耗精锐之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凯歌返回。
解读
曾国藩的《挺经》，表现在作战上，以打硬仗、持久战著称。他讲求蓄势蓄力，坚挺取胜。在曾国藩的军旅生涯中，最驰名的“久战”之役，就是攻陷天京。
久战，是对抗性的战争，是综合因素的较量，曾国藩最为关注的是久战的决定因素人。
更重要的，曾国藩讲求“心战”，以“心战”夺敌锐气，养已威势，练就一支能够“久战”的队伍。
他的“心战”首要是“养吾气”。
（1）养吾正气，防其邪气
对全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其事业是“正义”的，其军队是“正义之师”，所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2）善吾和气，防其离气
搞好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治军之道，“要在人和”。“和则一可当百”。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必至于败。
（3）练吾胆气，防其恐气
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
（4）严吾刚气，防其娇气
“气不自壮，励之乃刚”。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
他的“心战”第二是“攻敌心。”
在“攻敌心”方面，主要是：
（1）谕义夺心
兵临敌境，应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2）谕威夺气
未战之前，先大肆宣扬自己军队多么强大，将帅如何英明，装备如何精良，三军如何团结，给敌以强大的心理威慑。即《尉缭子》讲的“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师散”。
（3）先声夺人
两军对垒，我方先作巨大的声势，使敌感到强大不可抵敌，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先人有夺人之心。”
（4）挫敌人锐气
敌来进攻，我方以精兵强将先拔头箸，挫其锐气。
由此可知曾国藩“久战”能胜的原因。
“久战”之所以能够人心所向，坚持到胜利，关键的一条，是军队将士内部的团结。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而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现实中，从多次“久战”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团结的重要性的。
活学活用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天京之战，即为久战的典型战例。在这场战争中，湘军挺下来了，而太平军却没有挺下来。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走向失败。
说到“久战”，八年的抗日战争可算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了，毛泽东为此写了举世闻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然而，一般人很少知道，清朝在乾隆十二至四十一年间（1747—1776），平定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先后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时间之长，战事之烈，令人慨叹。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上游，山高水险，是藏族聚居地区，并实行土司制度。该地原仅有金川土司，清康熙六十年（1721），大金川演化禅师嘉勒巴之孙莎罗奔，因率兵随清军平定西藏关峒叛乱有功，同时因金川土司人多势强，为分其势，清廷授予沙罗奔大金川安抚司之印信，专管大金川事务；原金川土司泽旺只管小金川事务。该地相邻之土司还有杂谷、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
莎罗奔借助清廷的支持和纵容，势力日益强盛，经常出兵侵扰周边土司领地。乾隆十一年（1746），诱执小金川土司泽旺，夺其印信，企图吞并小金川。次年，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和沃日两土司。清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被击败，于是奏请清廷进剿大金川。为平定大金川的叛乱，清廷一面派四川官员速派军队前解沃日之围，一面急调平定苗瑶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于同年四月统兵三万，兵分两路进剿大金川。
莎罗奔没想到清廷会直接出兵大金川，因而其内部防御尚不完备。这样，率先赶到的川军副将马良柱率部解沃日之围后，一度乘势拿下小金川，使大金川上下深为恐惶。马良柱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大金川，但适逢川军与张广泗交接之际，指挥官无暇顾及，而马良柱本人也没有认识到当时时机的重要性，致使莎罗奔得以借此机会从容部署兵力，据险扼守。莎罗奔本人率一部兵力固守勒乌围（今四川省金川县东）要塞，命其侄郎卡率一部兵力守噶尔崖（金川县东南）要塞。并在各处增筑了许多碉堡和防御工事。张广泗率兵进驻小金川诺官寨（今四川省小金县城）后，以泽旺弟良尔吉（实为莎罗奔问谍）为向导，打算当年九、十月间就拿下大金川。由于落罗奔对清军动向了如指掌，清军要进攻哪里，哪里就有重兵把守，再加之地势险要，碉垒林立，难攻易守，清军多次强攻均告失利。张广泗乃以主要兵力攻敌碉垒，用火烧、挖地道、埋炸药等方法，逐一与敌争夺碉垒。由于碉垒甚多，藏兵又居高临下，清军死伤甚众，张广泗只得奏请清廷再增兵一万。然而，碉垒争夺战至次年仍未奏捷。相反，叛军士气却嚣张起来。乘清军戒备不严时，不断发动偷袭，使清军防不胜防，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等相继阵亡。
乾隆没想到大金川弹丸之地，仅七、八千叛军，竟使四万大军连连受挫。乾隆十三年（1748）春，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师，并起用老将岳钟琪、傅尔丹前往助战。当时岳钟琪已与张广泗商定，由岳钟淇自党坝（今金川县北党坝镇）迂回南攻勒乌围，由张广泗自苗岭（今金川县东南）北攻噶尔崖，讷亲至军后，未对敌我双方情况作认真调查，即撇开岳、张二人的计划，限令三日内务取噶尔崖。清军凭人力硬拼，一无进展，反遭重大损失，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讷亲从此不敢专权，将军务仍交张广泗办理。张广泗轻视讷亲不懂得军事，两人互相推诿，军心为之涣散。其间，岳钟琪察知向导良尔吉乃莎罗奔耳目，提请张广泗留意，张广泗听信幕僚、南明余党王秋的话，对良尔吉坚信不疑。不久，讷亲又采取大筑碉垒，以碉逼碉的战法，并请终南道士、西藏喇嘛施用巫术破敌。用兵数月，寸土未进，反而每战必败。同年九月，乾隆下诏将张广泗、讷亲革职治罪，改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大臣。傅恒至小金川，首先将良尔吉和王秋处死，断敌内应。又将讷亲以碉逼碉等不切实际的战法废弃。针对叛军人少，外备既密，内守必虚的特点，分南北两路，采取迂回进军，避坚就隙、绕碉而过、直逼敌巢穴的战法，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见固守无望，遣使乞降。岳钟琪率随从数人入勒乌围受降。清廷赦免莎罗奔死罪，仍命其为大金川土司，第一次金川之战遂告结束。
十余年后，莎罗奔病故，其侄郎卡承袭大金川土司职务。郎卡叛心未泯，经常出兵攻掠邻近土司领地。四川总督开泰发檄制止，郎卡置若罔闻。为控制邻近各土司，郎卡与小金川和绰斯甲布两土司和亲，企图借此结成军事同盟。不久，郎卡死去，其子索诺木与泽旺之子僧格桑继为土司，大小金川从此结为军事同盟。乾隆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属，僧格桑也屡次攻打其东部的鄂什克（今四川省小金县沃日）土司。
为制止叛乱，清遂命四川新任总督阿尔泰率兵一万六千人出征大小金川，但出师半年进展不利。清廷将阿尔泰治罪，又派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领兵进剿。僧格桑见清廷发大军来讨，急向索诺木求援，索诺木暗中发兵相助。乾隆帝为各个击破大小金川叛军，下诏给温福、桂林，命其先剿小金川，暂不声讨大金川助逆为敌之罪。温福和桂林至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后，兵分两路，温福率一部兵力由西路，桂林率一部兵力由南路，从两面夹击小金川。清军初战顺利，很快夺回僧格桑侵占邻近土司的领地，进入小金川境内。但墨垄沟（今小金县西南石坪关东）一战，桂林部将薛琼所率三千官兵遭敌截击，桂林未及时赴援，致使全军覆没。清廷撤桂林职，改以阿桂代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阿桂探知僧格桑驻美诺，乃率军直抵小金川河南，乘夜以皮船渡河，连夺险隘，直捣大营。十二月攻占美诺，僧格桑力竭势穷，逃往大金川。清军命索诺木交出僧格桑，遭拒绝。次年春，温福、阿桂分兵进讨大金川。温福又采用以碉逼碉之战法，建碉垒千余座，令二万余官兵分据各碉，与索诺木对峙。后因叛军扼险据守，难以进军，暂时驻营木果木（今小金县西北耿家关附近），命提督董天弼驻底木达，以守备通往小金川的后路。索诺大指使小金川兵数千突袭清军底木达营地，董天弼不及防备，军中大乱，仓皇逃遁。小金川兵便与大金川兵突击木果木清军大营。温福仓促应战，被敌兵杀死，各碉垒万余名守兵闻讯溃逃，提督马全、牛三畀战死，清军四千官兵阵亡。小金川又落入僧格桑手中。
乾隆帝闻败大惊，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进一步调兵增援前线，其中包括火器营千余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阿桂携火炮多门，兵分三路，合击小金川。经五昼夜激战，再次征服小金川，随即移师大金川。阿桂复兵分三路，仍以炮击破垒，步兵歼其守军的战法进攻大金川，至七月中旬已连下赞巴拉克、思底博堵木城、凯立叶等数寨，直逼勒乌围屏障逊克宗垒。清将海兰察、福康安火烧堡垒周围村落房屋二百余间，使逊克宗垒成为一座孤寨。萦诺木为保自身安全，毒杀僧格桑，将其尸体及妻女献给清军，请求投降。阿桂不允，讲攻益急。清军屡攻逊克宗垒不下，只好绕道夺取勒乌围以东的墨格山。同年十一月，叛军退守康萨尔山。清军围攻两月余，终将敌攻破，继而又突破郎噶寨、逊克宗垒，昆色尔及拉枯两座喇麻寺。于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围攻勒乌围。清军集中兵力先攻其要害，击破寨内转经楼与北部官寨间木栅石卡数十重，断其犄角，又毁桥梯断其退路，同时封锁其水上通路。八月十五日夜，清军以火炮轰破勒乌围，攻占官寨。随即追击索诺木，兵围噶尔崖，断其水源及水陆交通，以大炮昼夜轰击营垒。萦诺木无路可走，坚守数月。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寨中粮尽弹绝，只得率残部二千余人出寨投降，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结束。
大小金川之战的胜利，在废除享有特权的土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大小金川地仅千里，兵仅万人，清廷所派官兵多达数万人，前后用兵数年，耗银七千万余两，阵亡官兵三万余人，才平息该地土司叛乱，其经验教训至为深刻。
智慧金言
久战，实为持久之战。其必心如铁石，意志坚韧。“绳锯木断”，“铁杵成针”就是这个道理。
胜败无常，意志为本
原文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译文
凡是和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散慢地打仗。士兵们会因散漫作战而不在意，不在意就会懈怠不认真。敌人因为散漫作战而更狡猾，狡猾就会变得机巧。用我军的懈怠去和敌军的诡诈机巧作战，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过去在军营中告戒诸将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解读
军人应有自己的品格和操守，有他能做的，不能做的，有他必须做的，有他必须不做的，战场就是生死场，须臾之间就是生死之时，来不得半点犹疑与客套。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在这关键时刻会暴露得纤屑不遗：英雄或者儒夫，卑鄙或者高尚，自私或者无私。曾国藩认为，作为一个军人，他最紧要的品格与操守有哪些呢？那就是：勇毅、团结、尚志、勤劳。
勇毅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不要钱，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断绝了后路。能做到这两点，一个人就会英气勃发，气吞山河，壮志凌云。
蔡锷认为，勇敢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急遽与持续之别，暴虎逢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这是狭义的急遽的勇敢；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广义的持续的勇敢。
死，人人都怕，但天地下确有不怕死的人，关键是在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胡林翼就曾说：“胆量人人都小，英雄只不过是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而已。”湘军是一支由文人组建起来的军队，而文人的特点就是思虑过多，贪生怕死。曾国藩想练就一支艰难百战的劲旅，就必须首先唤发出他的将士的豪气与英姿，他在挑选将官的时候，除了考察他是否熟谙用兵之道，是否有忠义之气，还要考察他是否血性方刚。
那么，他如何教导士兵勇敢呢？他说：
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与贼人打仗、拼命。……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况人之生死有命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还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
这种天命论色彩极强的思想，不只是他教导士兵的法宝，也是他安慰自己利器。他说：“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
不过，作为湘军最高军事统帅，既需有勇，还需有毅，正如蔡锷所说：“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下功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这就是一个高级将领所应具备的气度。
曾国藩说：“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意志力非常人可比。
团结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国家团结，可以派出军队；军队团结，可以出阵；阵营团结，则可以出击。”曾国藩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现实中，从多次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团结的重要性的。
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