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恢复了社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七国之乱的平定也为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儒学的入世进取的价值取向从民间到政府潜滋暗长，一切的现象都在昭示着：汉武盛世即将到来。而汉武帝刘彻继承帝位后，就从思想、政治等方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把各种权力积聚于一身，而且还在历史上创下了很多个第一。
武帝即位，广开三边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不但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而且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纪录。
东南沿海一带，是秦汉时期百越之族的聚居地。其中居住在现在浙江省南部的越人，汉代称作“东瓯”；居住在现在福建省境内的称作“闽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称作“南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百越之地设置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乱。当陈胜起事时，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和摇的领导下，参加了刘邦反秦的战争。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其后惠帝三年，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曾参加吴王刘濞之反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诱杀吴王刘濞于丹徒。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兵浮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攻击，请求内迁，汉朝将其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南越，秦时已置郡，秦末战乱时，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奉命代理南海尉事，他乘机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派陆贾通使南越，赵佗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汉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汉对南越实行铁器封锁，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攻长沙王国边邑，大败汉兵。文帝即位后，派人整修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和汉恢复原来的关系。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出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发兵往援。汉兵未至，闽越王弟馀善杀闽越王郢归汉。武帝立前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立馀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又反汉自立为帝，进攻豫章郡，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馀善请降。武帝认为闽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当地越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与汉人相融合。
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王赵兴和樛太后愿意内属，请求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要求同内地诸侯同样对待。武帝允准，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吏印绶，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署置，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70多人都身居要职，实权超过王室，因此，不甘心放弃半独立地位，他代表越人贵族势力阻止赵兴内属无效，于是起兵反叛，杀死南越王赵兴、樛太后以及汉朝使者，另立建德为王。汉武帝闻讯，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10万大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今广州市）。吕嘉等兵败逃走，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俘斩，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封许多南越贵族为列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朝时候，对居住在我国西南山麓地带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嶲、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駹。甘肃南部的白马，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西南夷各族的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习惯于梳椎发，从事农耕，有邑聚和“君长”；嶲、昆明等族习惯于编发，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无“君长”。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
西汉初年，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经常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策马、牦牛和僰僮（僰族奴隶）及金、银、铜、象牙等。巴蜀的铁器、枸酱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地区。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而上书向武帝建言：“南越王黄屋左纛（车辇及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武帝允其所请，派唐蒙率兵千人，辎重队伍万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前去招降夜郎。夜郎侯多同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汉在其地置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僰道直通夜郎牂牁江（今北盘江）的山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抚邛都、筰都、冉駹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的厚赐，愿意归附。汉在其地置一都尉，设十余县，隶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省）。后来因接受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汉廷一度放弃经营西南夷。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向武帝报告上述情况，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遣使者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汉使到达滇国，由于昆明、嶲等族贪图财利，杀害汉使，抢掠财物，阻闭通路，汉使寻求通身毒道路之目的未能达到。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在其地置牂牁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初倚南越，及汉灭南越，遂归降汉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以筰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以冉駹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以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发兵攻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均归入西汉版图，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汉代称之为“东胡”。乌桓活动于今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黑色糜子）。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部落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每年被迫缴纳牛马羊皮。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左部后，乌桓被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乌桓校尉进行统辖。
鲜卑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也受匈奴贵族的奴役。
西汉时期，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丽，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濊貊，之西者曰朝鲜。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发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云鄣，属乐浪郡），稍役属真番（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今朝鲜平壤）”。卫满在朝鲜建立了政权，当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辽东太守和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元朔元年（前128年），濊貊君主南闾率其部属28万人归服汉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后来卫满传位于其孙右渠，右渠大量招诱逃亡汉人，又不入觐汉朝皇帝，并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元封三年（前109年），汉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右渠遵守前约，右渠终不肯奉诏。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两路讨伐右渠。次年，朝鲜贵族大臣参等使人杀右渠来降。武帝封参等为列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骊，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暆，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其后在局部地区曾有所收缩。如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并入了相邻的蜀郡。但总的来说，从武帝以后，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汉武帝时期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开发，为以后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名家回眸
荀悦在《汉纪》里对汉武帝评价说：“武皇帝恢万世业，内修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汉匈交恶，北击匈奴
汉朝建立以后，一直受着北方强大的匈奴族的威胁。武帝以前各代皇帝均采取“和亲”政策。武帝时由于国力空前强盛，反击匈奴条件成熟了，遂于前133～前119年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与匈奴关系破裂，匈奴频频大举进攻汉朝北方边郡，汉军也屡屡发动反击，其中影响较大、带有决定性的是汉朝将军卫青、霍去病领兵攻击匈奴的三次战役。
第一次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军队袭扰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数千人。当时匈奴右贤王及白羊王、楼烦王占据河南地（即阴山、河套地区），并以此作为袭扰关中的出发基地，对汉京师长安构成很大的威胁。武帝不受匈奴军队袭扰上谷、渔阳的牵制，决定收复河南地，以彻底解除匈奴威胁长安的隐患。于是采取胡骑东进、汉军西击的作战方针，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旗），沿黄河北岸西进，用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队进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歼敌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匈奴白羊王领残部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秦末以来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了谋臣主父偃的建议，在当地设置了朔方郡（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和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又派苏建督率10余万人兴建了朔方城，重修秦代所筑的旧长城，从内地移民10万在朔方定居，充实边防力量，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前沿基地，消除了首都长安所受的威胁。汉得河南地后，匈奴贵族不甘心失败，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朔方，企图夺回失地。汉军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在漠南多次战败匈奴，确保了朔方地区的巩固，使匈奴主力退往漠北。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21年。河西郡在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之西，自古称为河西，是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匈奴驱逐大月氏占领河西后，将酒泉地区封给浑邪王，武威地区封给休屠王，借以西控西域各国，南与羌族联合，致使内地与西域的通道被阻断。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保卫西部边境的安全，汉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命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人出征，发动了河西战役。
霍去病领兵出陇西，经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越乌鞘岭，穿过匈奴所属的五个王国，连战连捷，然后越过焉支山，涉千余里，和匈奴军队短兵相搏，大获全胜，杀其卢胡王、折兰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歼敌8960余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率败军逃走，汉兵在作战中亦伤亡7000余人。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西征，与合骑侯公孙敖领数万骑兵，从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发，越贺兰山，绕居延泽，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大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俘虏其五王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63人，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共斩敌3万余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单于对接连失败的浑邪王、休屠王十分恼恨，要严加惩处，引起内讧。同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4万余人投降汉朝，武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故塞之外，为五属国；又在河西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组织移民到那里定居。这次战役的胜利，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加强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西地区，经济上亦受到很大损失。
第三次是在公元前119年。匈奴贵族在屡次失败之后，改变了作战的策略，其首领伊穉斜单于接受了汉朝降将赵信的建议，认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所以把军队主力和人畜转移到蒙古大沙漠以北，仅派遣少数部队袭扰汉朝边境。元狩三年（前120年），匈奴骑兵数万人攻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吏民数千人。为了彻底战胜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利用赵信等人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乘其不备，集中骑兵10万人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等，领骑兵5万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北地都尉卫山、校尉李敢及匈奴降将复陆支、伊即枓等，领骑兵5万东出代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