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为翁，母辈为婆。称祖父为祖翁，祖母为婆婆；父亲为父翁，父母合称两亲、双亲。在北方地区也习惯称父亲为老子。称庶母为支婆、妾母或少母。称已故的祖父为先祖，已故的父亲为先君、先府君或先严，已故的母亲为先慈。父亲的哥哥为伯父，弟弟为叔父，他们的妻子分别为伯母、叔母；父亲的姐妹统称为姑母。自称侄儿、犹子。亲兄弟为舍弟，儿侄辈为哥、郎，女儿侄女为姐、娘。亲兄弟的儿女按出生先后打通排序，有时排得很长，常有十八郎、三十六娘的称呼。亲兄弟的儿女们互称堂兄弟、堂兄妹。亲生儿子为息子，亲生女儿为息女，亲生儿子的妻子为息妇。称自己的妻子为儿母、内馈，或戏称为老媳妇；称小妾为小妇、小妻、次妻、少妻。称亡妻为先配、前室。儿媳妇称公爹为舅，婆婆为姑，公婆合称舅姑。继父又称义父、假父，再嫁寡妇带来的前夫的儿子为义子、义儿。
外家亲属称谓
母亲的娘家父亲为外公、外祖母，母亲称外婆、外祖母，自称外孙。母亲的娘家兄弟为舅父，舅父的妻子为舅母、外姑，自称外甥。母亲的娘家姐妹为阿姨、姨母。与舅父、姨母的儿子们互称表兄弟。
妻子的娘家父亲为岳父、岳丈或岳翁，又习称泰山；母亲为岳母、丈母。岳父的弟弟为叔丈。自称婿、女婿、女夫。各种亲属称谓的延续性很强，可以由古流传到今天而不见有大的变化；在异族进入之后，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互相影响借鉴，在具体称谓上有一些改变，但亲属称谓的内涵却一点不变。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3和卷5对本家、外家亲属称谓在宋代前后的细微变化有过一段论述，可供参考：
古人称父曰大人，又曰家父，捐馆则曰皇考。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捐馆曰老子。以儿、子呼父习以为常，羌人呼父为爹，渐及中国。
妇谓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婿谓妇之父曰外舅，妇之母曰外姑。子谓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亦曰姑。皆言与父母同行故也。今人呼妻兄弟却曰舅，妻父曰丈人；至有与婿自称曰丈人者与历代一样，两宋时期的家庭关系也有一个向社会各个层面扩延的问题。这种扩延在家庭亲属称谓上也有直接的体现，如对有身份地位的人尊称为公、丈，表示其高一个辈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也可以这样称呼；对谊兼师长的长者称为契丈，而尊者对晚辈又可以自称为劣丈。平辈朋友最常用的称呼是兄弟，“朋从年长，则以兄事之；齿少，以弟或友呼焉”，自称愚兄、愚弟，科考时的同年或其他要好的朋友也可以称为契兄把家庭亲属的称谓社会化了。
四、从婚育过程说宋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的序言中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生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第八章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论哪一种文明，它的最后测验是它能产生何种形式的夫妻父母”，而且这是个“严峻而又简单”的标志。所以在考察家庭形态、家庭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应该专门看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这部分的考察中，我们不再像有关的论著那样，把兴奋点放在名贵女人的身上，譬如皇后、贵妃以及女才子、女英雄之类，而是要看看一般家庭中的普通女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对这些普通女人的考察也不再把妇女地位高低之类的抽象问题作为出发点，主要是想通过结婚和生育过程具体描述一下她们在家庭关系中的位置和角色。
1.被婆家挑选和迎娶
本来结婚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事，但是在我国古人包括两宋时期人们的观念上，结婚却是家庭和家族的事，所以称之为结两“姓”之好，而不是两“性”之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结婚的目的如同《礼记·昏义》上说的，是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即传宗接代，结婚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以就不是男女当事人个人的事了。古时候的纳妾习俗的本意正是为了弥补正妻生育上的缺陷，如果缺陷在男方，则可以用立嗣的方式来弥补；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可以通过招赘婿来传代（详下篇）。此外，穷人家主要是为了省钱才娶童养媳，童养媳的娘家和婆家都是穷人。穷得娶不起媳妇的人家为了传宗接代，还用买儿子或租妻生子的方式，即历代典籍中常见的“典妻鬻子”记载。这都是围绕生育儿子、传宗接代的目的而设计的，结婚只是这一系列方法中的最基本的方法。在这种传统观念中，结婚成了手段，婚姻中的女性成了生儿育女的工具，乡村中常说的女孩子找“婆家”，不说找丈夫、找对象，考虑的是对方的家庭而不是丈夫个人；称妻子为“孩子他娘”，则是直呼其“用处”了。
从婆家来说，既然娶媳妇是为了生儿子、传宗接代，所以对选择媳妇十分慎重。宋人认为，娶什么样的媳妇进门，是家庭能否和睦安定、后代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程颐说：“世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其实婿易见，妇难知。所系甚重，岂可忽哉！”选择媳妇比选择女婿更重要，因为如同俗语所说的“一妇正，一家正”，家有贤妻不生横祸。而且女婿坏了只影响女儿一个人，坏的是他们家的事；媳妇坏了不只坏儿子一个人，还要影响咱们全家！上层家庭讲究门当户对，一般家庭也注重女方家庭的状况（财产、家风），除去世俗的一面，也有合理的地方，因为其中包括对女方家庭的品德传统，生育史如健康状况、相貌等方面的考虑，尤其是生育能力的观察，比如唇短嘴干、发焦齿豁、睛露臂削、臀部薄小的女子不能选，因为据说有这些特征的女人不会生孩子。同时，除了像以前那样禁止同姓近亲通婚外，为了保证选择理想的女子做媳妇，宋代的习惯和家法中还有两个具体限制：一是不搞“幼议婚”。当时存在早婚的习俗，通常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就要出嫁，十岁左右就要提亲，连上层家庭也有这种习俗，中下层特别是贫民家庭的童养媳也属于幼小议婚的一种形式。不少人已经发现这样做的弊端，袁采说：
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很（狠）戾不俭，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以兴，可不戒哉。
袁采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女孩子才可以在小时候议婚或当童养媳，即孤女的寡母改嫁的时候，到继父家生活多有不便，不如早点说定婚事到婆家去住，长大后再成亲。
二是尽量不搞姑表亲。宋代不严格限制表兄妹结婚。而且把这种习俗称为“因亲及亲”、亲上加亲，像苏洵的女儿就嫁了姑姑的儿子，陆游也是娶的他姑姑的女儿。从生物学上看这属于近亲结婚，影响生育子女的质量，但是古时候人们的“近亲”只是从男方计算，不许同姓不出“五服”的子女结婚，对亲兄妹、亲姐妹的子女则不加限制，这显然是一个违背科学认识的行为。不过，宋代人似乎从实际生活中觉察到了姑表婚的某些问题，开始从不利于家庭和睦的角度讲这种婚俗的害处，袁采就在家训中嘱咐后人，由于亲上加亲的双方太熟悉太了解了，有时候“遂至于相争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识而骤议亲者”，太熟悉了会不拘礼俗随便些，容易因此产生矛盾。“故有侄女嫁于姑家，独为姑氏所恶；甥女嫁于舅家，独为舅妻所恶；姨女嫁于姨家，独为姨氏所恶。皆由玩易于其初，礼薄而怨生。”像陆游娶了表妹唐琬，两个人感情很好，但婆媳关系很快闹僵了，因为舅母成了婆婆，外甥女成了儿媳妇，双方都不能适应这个角色的转换。陆游只好忍痛割爱，与唐琬离了婚。他把唐琬安置在别处，经常相会，母亲知道了仍然设法阻挡，把大家搞得都很不舒服。
此外，还有一些选择儿媳妇的经验性的精明做法，如“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如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门槛低的女子好管教，好满足。伦理上讲的德言容工“四德”，首先也是选择儿媳妇的基本原则重视儿媳妇的选择，认为选好了儿媳妇才能保证家庭和睦，后代兴旺，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心理暗示：尽管从大环境上讲是男权社会，尽管从伦理观念上讲家庭也是以男人为中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女性才是家庭里面真正的中心人物；虽然对这个人防范、歧视甚至欺负，但心里都知道她很有用，不能小瞧。
从娘家来说，选择女婿不如选儿媳妇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儿要随女婿到婆家居住，生育后代，而生育后代是女儿婆家的事，不是自己家的事。在女儿的婚姻过程中，娘家最挂心的是奁产和聘财，奁产是女儿出嫁的时候从娘家带到婆家的嫁妆，聘财则是婆家送给娘家的彩礼，奁产尽量少拿，聘财尽量多要。司马光说：“今世俗已贪鄙者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而不是问女婿的品行和婆家的家风，把女儿当成了商品，“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不只是司马光，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厚取聘财的风气不好，但又抵挡不住或者不想抵挡，都在收着婆家送来的钱财。可能当时的父母们是这样想的：我们把女儿从小养大，全是我们家在付出精力财力，刚刚长到能干活了，能为我们家创造财富了，却要去你们家了！你们家是坐收渔利，付给我们家一些“养育费”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给得越多，表明我们的女儿越优秀，我们家的身份越高贵。
女家嫁女儿可以收取聘财，男家娶媳妇是为了生育后代，在整个婚姻过程中，女子或者是商品，或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一个女性虽然完成了从女儿到媳妇的角色转换，但她似乎只是婚姻过程中的一个道具，而不是一个主要角色。然而，从宋代的婚姻过程来看，女性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被利用，史籍中的有关论述多是“出圈”的反常现象，很多地方被夸大了。考察一下当时的婚姻习俗就可以发现，在整个婚姻过程中女性实际上是不是主角的主角。
按照传统的礼仪，婚礼应当经过纳采、问名、问吉、纳徵、请期和亲迎六个程序，到宋代司马光、程颐等人设计简化了这些礼仪程序，综合为议婚、定聘和迎娶三个步骤了。在这三个步骤中，作为当事人的女子不仅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且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议婚即选儿媳妇的时候首先沿用传统习惯，由父母操持，通过媒人介绍，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是当面提亲，还是交换例行的草帖、定帖，都由男方的祖父、父亲等尊长出面，向女方的长辈提出，以双方长辈的口气来操办，而不是以两个当事人的口气，这种习惯主要是一种程序和仪式，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父母包办。在实际议婚过程中，长辈作主并不是带着私心歪心有意为难女儿，本意都是为女儿把关。女儿年龄小，与外人接触少，不如长辈、过来人有经验，想得长远，看得全面，长辈作主的时候也不只是考虑家族和家庭的需要而不考虑女儿本人的意愿，女儿未来的生活好不好也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古今一理。历代都推崇“郎才女貌”的配合，选有能力有才气的女婿，父母光彩，女儿也幸福，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郎才女貌”与“门当户对”相比，更注重当事人的条件，特别是宋代相对放松了对家庭门第的要求，“是相当标准的郎才女貌的时代”。考虑当事人的意愿用宋人的话说是要“人物相当”，袁采说：“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事，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陈氏的《推广家法》说：“姻亲不可攀缘嫁女有所攀缘，则豪家之子纵横侈肆，难于交际”，认为只有让“子女遂愿，而婚姻之道得矣”；在给女儿议亲的时候还要考虑女儿自身的条件，“如我女丑拙狠妒，若嫁美婿，万一不和”，女儿受了打击，是“父母不审之罪也”。至少在长辈们的主观愿望上，作主乃至包办是对女儿负责，为女儿好。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全是父母一手包办，父母会用各种方式征询女儿的意见。而且不只是双方父母商议，还可以让双方见面相亲，据说宋代的方式是先约定好日子，男方到女方家中，或约在酒肆，让男女双方见面，如果男方中意，就把一根金钗插在女方的头发中，称为“插钗”，不中意就送给女方两匹彩缎，以示压惊。女方则不好当面表示什么，只能在过后对父母说明自己的看法。宋代还流行“榜下择婿”的习俗，每到科考发榜的时候到现场选考中的士人当女婿，王安石诗曰：“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绿衣郎是青年士人，红裙是女孩子，女孩子们也跟随父母到现场去了。宋人王君玉续撰的《杂纂》卷中，还把“相新妇”列为“不可托人”，必须亲自去办的事情之一，虽然是从男方说的，实际上也是说的男女要亲自见面。这都表明，订婚前男女双方是要见面的，并不像戏曲小说中表现的那样入洞房、掀开盖头之后才看清对方面目。当然也有入洞房后才见的，有的是囿于传统见男不见女，只让女方家长看女婿，不让男方家长看媳妇；相看男女都由对方家长代替的时候，往往是一方有缺陷或年龄差距太大，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蒙混，到入洞房后生米做成熟饭，都属于个别反常的做法。通常情况下男女双方是要亲自相看之后才能订婚的。
在定聘和迎娶的时候，进行的都是程序和仪式，不光是女方，连男方当事人也成了任人摆布的道具，都谈不上什么“自主”
了。不过，这些仪式中的一些细节表明，婚礼的过程体现着对女方的重视和祝福，据《梦粱录》记载，南宋的时候有“回鱼箸”的习俗，送订婚礼的时候，女方用两个酒樽盛上清水，放四条金鱼，一双筷子两根葱，主要取男女相爱，如鱼得水的喻意。按照传统的伦理说教，夫妇只能相敬如宾，或夫为妻纲，根本不谈男女有爱，民间的“回鱼箸”习俗都把这层缺憾弥补了。还有“吃茶”习俗，订婚的时候双方家长要在一起吃茶，在宋代甚至把求婚称为吃茶，因为茶树一旦种下不能像别的树那样移栽，借此比喻“从一”之意。这不只是对女方的约束，也是对双方的约束和祝福，因为即使对女性，不论什么原因改嫁都不能算是好事。本来女儿出嫁的时候女家应当出妆奁陪嫁，如果女方因为贫穷出不起或者出得少，男方又特别中意女方，就自己出钱为其买妆奁，以免女方被外人看不起。这种男方替女方垫办妆奁的情况叫“兜裹”，其中不难看出对妻子的呵护之意。在整个婚礼过程中，女性始终是一个被重视、被尊重的角色。
2.传宗接代重任的承担者
尽管生孩子是夫妇双方配合的事情，人们的直观印象特别是哺育过程则全归诸女性，由此形成了生育是女人的事情这样一种世俗的认识，把生育的责任全部委诸女性了；再进一步，家庭中的妻子角色也就定位在生儿育女上了，就像通常所说的成了生育的工具。但是宋代人至少是那些文人名士没有把话说得这么直接、粗鲁，而是上纲上线，讲了一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