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学样式。她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在人们逐步的认识和自觉的实践中实现的。在最初创作的时候，人们也许只感到了它的新颖特点，意识到它所具有的而新闻和虚构文学却不具备的作用，但在理论上对它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人们对于报告文学作出理论的认识和界定，是在报告文学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阶段之后才有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事物的理论认识和界定，必须有相应的实践存在成果作为基础。否则，任何理论和界定都会是空洞的和不切实际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还处在一种明显的发展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理论上认识和界定报告文学，或许会有某种风险，会和报告文学的今后发展有不吻合的地方。但是，今天，不管对报告文学的理论认识和界定会有多少风险，报告文学理论的建设都是非常的必要和迫切的。这是因为，现实的报告文学的实践，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存在，已经为人们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对象。而发展中的报告文学，也是期待着理论的总结和指导的。在一定的角度上讲，现在的理论总结和界定，是一件比创作活动更加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和热心报告文学的人们，大家都来做这个工作。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它虚构文学的最根本的地方。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一种新闻的真实。而新闻的真实就是事实的真实。所以，报告文学的真实是和人们平常在谈论文学作品的时候，常常讲到的“艺术的真实”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艺术的真实”，是一种艺术创造的产物。例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形象，人们都认为它非常的真实，似乎到处都可以看见阿Q的影子。
但是，阿Q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世界上从来是没有过阿Q这个人物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阿Q这个形象的塑造的时候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鲁迅先生又说：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艺术家在广泛了解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的加工、虚构之后达到的一种真实。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是完全不能加工和虚构的，它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存在的一种描写和报告。它必须尊重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真实原貌不可。报告文学是脱胎于新闻，又有效地吸收了虚构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之后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在他所强调的真实性原则这一点上，是接受了新闻的真实性特点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必须得到明确的强调和维护。
可是，在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有关报告文学真实的话题，人们有过许多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着不少的解释和说法。还存在着一些争论。
在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进行了综合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上，大概存在着三种意见。这三种意见分别是：明确地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能动摇；认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但认为可以有适当的“想象”或“加工”；认可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但又主张可以“略有虚构”。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三种意见。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在国内外都不在少数。着名的报告文学大师基希在《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里曾经强调说：报告文学“在为了作品的艺术性而从事的各种努力之际，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这一点不可”。“于不失艺术的样式和规模而同时又能正确地显示真实这件事，较之诸君所想象的是一种更困难的工作”。川口浩说：
“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安德尔·马尔克劳斯说：“报告文学的‘实际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假如说，艺术的目的在乎破坏真实，则报告文学家的存在将成为无意义。但，假如说，艺术的目的在乎两个事实（非两个言语）最直接地接近起来，以作‘创造’的话，则报告文学家便能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和意义。”《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在谈到自己作品的写作时说：“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务必限定我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的、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周钢鸣在《报告文学的特性》一文中说：报告文学“所表现的不但是现实，而且必须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具体的特殊事实，和实在的个别的特殊人物，以及真真实实的生活”。
郭小川认为，“真人真事作为报告文学一个特点，现在好像已为大家所公认。虚构就是小说了。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反对‘克里空’，反对掺假、造假。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们为之斗争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应该留下这么个空隙，以为报告文学可以允许‘合理想象’，可以有些地方不真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的报纸的威信；而且，真人真事本身，在宣传上有它特有的威力，不是虚构的故事所能代替的。我们应当在真人真事这个范围内，想些办法把报告文学写得更好，这里有广阔的天地，似乎不必在‘合理想象’上费力气。我们应该把这关闸死：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夏衍说：“报告文学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这里（指《包身工》——引者注）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那个‘芦柴棒’也是确有其人，只不过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只能那么叫。我注意过她，看到过几次，虽不可能同她直接谈话，但这个人物，并不是我虚构的。”近似的观点，还有不少。这里，只能选录这么多。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人也不少。袁殊认为：“报告文学，如其名所示的是把心灵安置在事实的报告上；但不如照相写真样的，只是机械的摄写事实。”李广田说：“表面上看起来，报告文学只写已然的事实，也许无需‘想象’。”
但实际却也不然，作者用了一种正确的观点去收集材料，然后再予以表现，这其间是必须用了一种‘想象’的连索把它们结构起来的，基希自己曾说：“‘报告文学者是必须具有一种合乎逻辑的想象的。’这也正如画几何图一样，没有虚线，那几何图也将无从构造。”夏衍在《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中说：“当然，报告文学对大量素材有所取舍，进行一番剪裁和必要的说明、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整理、取舍和说明，决不应成为夸大、矫饰，回避，乃至无中生有。为了细致地刻画人物，对某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加工’”也决不能违反真实，张冠李戴。
为了突出某种‘主题’，作者自由地发挥主观创造性，随意地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到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面，我认为对报告文学是不应有的。邵荃麟说：“自然，报告文学也不是有闻必录，不是一堆素材的堆砌，它同样需要提炼，需要剪裁，在某些细节上，需要作者的想象，需要艺术的提高。但是，‘提高’和‘拔高’是两个不同意义的概念。提高是从繁琐的材料中集中、突出人物的主要品德，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更加光辉，这在艺术上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而‘拔高’，就不符合人物本来的面目了。”理由说：“我反对在报告文学中虚构，但不排斥在报告文学中运用想象。”虚构和想象是两个概念，应把它们区分清楚。
离开了想象，就连一篇通讯都写不成，这是新闻工作者也直言不讳的事实。原因很简单，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跨越了巨大的时空，而作者不可能一一去亲身经历。我写过马德里，但我并没去过马德里；我写过艾菲尔铁塔，但我并没登过艾菲尔铁塔；我写过西双版纳，但我迄今尚没有机会游过西双版纳。我写过闺房私话，当时并未在一旁偷听。我写过纷纭的会议场面，手头也未保存会议的记录。我还写过孤独的徘徊和内心的剖白，当然更是借助于想象。这里有两个条件。其一，这场面，这行动，这事件，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不允许有时间和背景的错移。其二，想象的目的是为了再现当时真实的情景。于是，报告文学的想象与小说又出现了差别。小说以真实性为起点，凭借想象去推动情节的发展和丰富形象的塑造。报告文学却从规定的情节和特定的人物出发去进行想象，以真实的显现为终结。当然，在一般读者的眼里，是看不出两者的差别的。类似这样的观点也还有一些，也不再多引了。
第三种意见，在国外作家的言论中尚未发现。在国内，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当以徐迟为代表。徐迟在谈到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区别时，是这样表述他的观点的：小说“是可以有，并应当有更多的虚构的”，而报告文学“就完全是实况的写照了。但也允许略有虚构，不离真实的虚构。如果有了较大的虚构，它就变成了小说。”支持徐迟观点的有邹贤敏、郁沅两人。在《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他们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说：“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什么？”有人认为：‘它不是指一般文学创作中所说的生活的真实，而是指真人真事，活人活事’，这‘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我们认为，这种至今还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片面的，它不符合事物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辨证法，容易模糊、掩盖问题的实质。一切样式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一切革命的作家，都应当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努力发掘和表现生活的本质真实。
报告文学既然称为文学，首先必须符合一切文学样式对真实的共同的要求，符合革命时代的历史真实性。——实践证明，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仅仅归结为写‘生活中的真实’，势必会忽视作家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使作家放松对生活的本质真实的追求，对报告文学创作十分有害。——要使人物活灵活现，事件生动丰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不能没有艺术构思，就离不开一定程度的想象和虚构，就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典型化的方法。这是报告文学创作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报告文学也是如此。想象和虚构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为了从素材中提取精华，淘去渣滓，更准确地表现真人真事，更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在徐迟、邹贤敏和郁沅之前，据井岩盾在《真实和虚构》一文中指出，魏金枝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而报告特写呢，那么，虚构和想象的范围，都要更狭隘些，除开删节一些不必要的繁琐，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主要情节以外，至多只能在细节的安排上根据人物的性格，加些适当的想象而已。”此外，再没有发现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认真的分析研究过以上三种观点之后，人们就不难发现，三种意见实际上是两种观点。前两种观点虽然有一点区别，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可以有适当想象的人，在解释如何想象的时候，还是坚持在还原真实这个基础上的，并不是主张凭空的虚构。我理解，他们所说的想象，是指在事实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去还原那些眼前已经无法面对的但却是曾经存在的事实，然后实现一种全面的，整体的，从而也是一种本质的真实。这种想象和虚构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而虚构，则是一种摆脱了事实存在的限制，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这种创造，在虚构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却是不允许的。所以，认为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作家可以“略有虚构”的观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不管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严格地掌握虚构的程度或分寸；不管有人以报告文学也是文学，是文学就要享有所有文学创作的一切创造权利这些看似公正，实则偏颇荒谬的说法进行辩护，“虚构”和报告文学也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
任何文学体裁的建立，都是在一定的限制基础上实现的独立性。如果，所有的文学体裁相互间没有了各自的限制，那么，何谈体裁的分工和个性。例如，戏剧就要受舞台的限制，电影就要受时间的限制，即便是小说，也并不是就彻底的自由，在其创作中，作者也是时时受着场景和人物的限制的。必须真实，杜绝虚构，这就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天生要受的限制。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一点，那就是对报告文学的拒绝。徐迟自己，还有他的支持者，以在其成功作品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些“略有虚构”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自我暴露着作品的弊端和瑕疵，是并不能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根据的。至于有人引用鲁迅的话，说没有地球一般大的纸，就无法作画的说法，明显是对先生原意的歪曲。也是一种近似抬杠式的狡辩。我们反对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一切无中生有的虚构行为。任何破坏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作法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因为，我们若是放任了报告文学可以“略有虚构”的观点，那对于报告文学所带来的就不光是一种伤害，而是实际上的一种慢性的自杀和逐步的取消。报告文学是可以在真实的限制中发展的。所以，放弃真实而走向取消，不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选择。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既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它又是一个很具体的创作实际问题。在作理论的阐述时，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抽象，可一旦和实际的创作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了。这时，真实或不真实，那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当一个作家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和他的对象和他的读者搭成了真实的默契，表示自己所写的内容，即是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
而读者也会从报刊所标明的“报告文学”字样上获悉，作家是在报告真实的人和事，于是乎自然也就用真实的标准来要求了。而在这个时候，读者一旦从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有虚构的，有造假的内容，那么不管你作家如何的解释，都很难换得读者的信任了。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报告文学的意义和作用也就随之丧失。前苏联作家波列夫依在谈特写的时候，结合自己创作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讲了真实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性。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