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孔庙“道洽大同”
在漫漫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帝王或传说中的神灵，能够像孔子那样如此长久地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也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能像孔子所创立的儒学那样成为人们遵守不悖的行为准则和信仰。人们为了尊崇孔子、表彰儒学，自公元前478年设立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开始，到后来遍布中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地方都修建孔庙，使孔庙成为惟一的世界性庙宇，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位于中国山东曲阜的孔庙，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所有孔庙的祖庭，也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文化积淀最深厚、科学艺术价值最珍贵的，且与北京故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合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并于公元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与山东曲阜孔庙相比，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北京孔庙自有其特殊的地理优势，特别是明清两朝因为定都在北京，从而使这处孔庙能够更方便于当朝皇帝的朝觐，这从悬挂在大成殿内由清王朝九位皇帝亲笔题写的多方匾额中不难解析。据有关史料记载，崇尚儒学、倡导尊孔的清王朝自康熙皇帝开始，历代皇帝即位之初都必须亲自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然后再到孔庙大成殿内悬匾一方。据统计，自康熙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九位皇帝在大成殿内御笔题写匾额达十方之多，如康熙皇帝题写的“万世师表”匾、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匾、乾隆皇帝题写的“与地同参”匾、嘉庆皇帝题写的“圣集大成”匾、道光皇帝题写的“圣协时中”匾、咸丰皇帝题写的“德齐帱载”、同治皇帝题写的“圣神天纵”匾、光绪皇帝题写的“斯文在兹”匾和宣统皇帝题写的“中和位育”匾等等。不过，在这里重点要解析的并不是以上帝王所题写的匾额，而是由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署款的一方“道洽大同”之匾。
长五点三八米、宽二点零六米的“道洽大同”匾额，黑地金字，金色边框，中钤印方，款署为“黎元洪敬题。
中华民国六年三月吉日”。匾文“道洽大同”的“道”，以《易经》可解释为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和立人之道，泛指沧桑变迁的永恒规律；而“大同”则语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一句，即秦汉时儒家学者虚构的太平盛世之臆想。很显然，“道洽大同”是颂扬儒学为人间正道之学，而崇奉儒家学说便可成就大同世界的意思。“道洽大同”匾文虽然寓意美好，但这四字书法则为书风拘谨、笔法刻板的“馆阁体”，且据说此并非黎元洪本人亲书，而是由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刘春霖所代笔。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2.云南昆明“牧梦亭”
位于云南昆明以西两公里处滇池湖畔的大观公园，因与太华山隔水相望，故又称“近华浦”。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朝初年（公元1368年）的古老公园，而现在这个名称，则始于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因园内建有一座大观楼而得名。不过，大观公园名闻遐迩却又是清乾隆年间的事。据说，这一年江南名士孙髯翁登临大观楼时，不由被波光浩渺而绝妙的滇池风光所感动，遂将自己所见与云南数千年历史联系起来，傲然写下了长达一百八十字的“海内第一联”。长联一出，惊动四方，人们争相传颂，大观楼也因此名扬天下，遂成为与黄鹤楼、岳阳楼、腾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
漫步进入占地约七百亩的大观园，那花木、假山、亭阁、小桥、流水，构成了一幅精美的画卷。进门，首先要穿过近华浦，然后便是壮丽崇宏、楼槛轩敞的揽胜阁；接着，那新修的怀古廊萦回纡折，槛外则银水玉山；至于树木掩映、花丛环绕的涌月亭和观稼堂，则又是最宜月夜闻笛之所在了；当然，还有假山幻奇、玲珑嵌空的彩云崖，以及四面环水、秀坪如茵的溯徊洲，这些都让人们流连驻足；跨过燕语桥继续西行，穿行压浪卧波的积波堤，便是悬挂那古今传颂“天下第一长联”的大观楼了。不过，这里要讲的并不是形式古雅的三层木结构大观楼，而是一座单檐悬山三开间的古式平房——牧梦亭，因为著名的“牧梦亭”匾额就悬挂在亭檐之下。
阔二点五米、高零点七米的“牧梦亭”匾额，墨地金字，素面无饰。匾文“牧梦亭”三字为楷书，书法真卿，兼有柳意，点画骨鲠，顿挫爽健，结构中密，四面放开，端严凝重，刚中有柔，俨然是一派大家手笔。与众不同的是，该匾尾部有长达一百零二字小字跋语，记述匾额之由来：“道光中，仪征阮文达公督滇，构亭于翠海之滨，榜曰‘牧梦勤民’。心事寓‘维鱼维’之占也。亭圮未复，桑海屡更。今修近华浦诸亭馆，余乃补书此榜，移悬是间，自惟于昔贤无能为役，而祈丰年，述国故，义俱有取，亦职在则然也。时中华民国六年，岁次丁巳秋，九月既望。”匾文与跋语均出自时任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之手笔。至于“牧梦”二字之含义，查阅《诗经·小雅·无羊》可知：“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意思就是说，父母官（牧人）梦见“众”（即：蝗虫）变成鱼，龟旗变成隼旗。卜筮官占梦说：“蝗虫变鱼，预兆年成丰收；龟变隼鹰，预兆子孙繁衍。”很显然，作为云南省长的唐继尧书此匾额，就是寄托他对云南人民人寿年丰的一种美好愿望。
关于唐继尧，有关史料记载说：唐继尧（公元1882年—公元1927年）字冥赓，云南会泽人，同盟会会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滇后，历任新军管带、云南军政府次长、云南都督、云南省长等职，曾参与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讨袁等爱国行动。
3.福建泉州“共进大同为国树人”
由英国教会于公元1904年创办的福建泉州培元学校，最初名为“养正学校”，至于何时改名为培元学校，又因何改名，限于手边资料不得而知。不过，该校创办之初就曾受到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关怀，六十年后又得到孙中山的夫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的勉励，这从悬挂在该校内的“共进大同”和“为国树人”两方匾额上可得验证。
公元1920年1月，一直依靠英国教会和海外华侨捐助而生存的培元学校，不仅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带头捐款，而且他还亲笔在捐册扉页上题写了“协兴教育”四字予以勉励。同年11月5日，培元学校校长许锡安在拜见孙中山先生时，又得到孙中山先生寓意深刻、极为珍贵的题词——“共进大同”。就是说，希望共同促进国家一统、创建盛世太平的意思。新中国成立不久，培元学校在政府拨款和华侨捐助下，由最初创设于平水庙的局促之地发展为校舍建筑面积达七千两百八十二平方米的宏伟规模。特别是由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共进大同”四字，还被特制成为长一点五二米、宽零点五二米的匾额，醒目地悬挂在学校图书馆的门额上方。在这方木质匾额上，上款为“培元学校”四字，下面署款“孙文”，并钤有篆朱文“孙文之印”一方。匾文“共进大同”四字是兼融魏碑的楷书体，但运笔稳实流转，勾啄撇捺峭利方劲，明显具有苏东坡的书风。
公元1980年5月，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先生在年近九旬高龄时，也应邀为培元学校题写了“为国树人”匾额。由孙中山与宋庆龄两位伟人的题词勉励，这不仅是培元学校的无上殊荣，也是对培元学校师生的鼓舞和鞭策。而正是在两位伟人的勉励与鞭策下，培元学校在百年历史中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遍及全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诸如，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院士，原燕京大学教授谢毓铭，原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同济大学教授黄烈德，原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原厦门大学校长林祖庚，原福州大学、集美大学校长黄金陵，原吉林大学教授蔡镏生院士，原东南大学校长陈笃信，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火旺院士，香港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黄保欣、吕振万、庄瑞杰、骆志鸿，泰国华侨领袖李引桐，印尼华侨领袖李尚大，菲律宾华侨领袖王金炳等等等等，他们都为国家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4.河南新安“千唐志斋”
位于九朝古都洛阳以西四十五公里处的河南新安县铁门镇，是一个风光旖旎、山明水秀的好地方，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唐志斋的所在地。当然，千唐志斋博物馆更是已故国民党起义将领张钫先生所营造园林“蛰庐”的一部分。
清朝末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字伯英，号友石老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张钫出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后来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河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及民政、建设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张钫于公元1949年底率部在成都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张钫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公元1966年5月在北京病逝。关于张钫搜集墓志石刻一事，一与和他交谊深厚的于右任、章炳麟、康有为及王广庆等人影响有关，二与洛阳当地盗墓之风盛行有关。众所周知，号称九朝古都的洛阳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城北那东西绵延达百余公里的邙山，因为雄浑遥远、土厚水低而宜于殡葬。所以，历代当地的达官贵人及富户巨贾等，都十分迷信邙山为风水宝地，甚至远出江南塞北之洛阳人，在临终前也要嘱其后人不远千万里将其还葬于邙山。既然邙山埋葬的都是达官贵人和富户巨贾，其墓中奢华的陪葬品遂成为盗墓贼垂涎之宝藏，于是盗墓之风在此极为盛行。不过，盗墓贼贪图的是金银财宝等贵重品，他们对于笨重的墓志石刻并不感兴趣，这使诸多有着历史文化价值的墓志石刻散失于民间。据说，陇海铁路于清朝末年修筑到邙山脚下时，酷爱金石字画的张钫见到诸多被掘出而弃置于民间田舍地头的墓志石刻，遂开始大肆搜集，并决定辟地建斋予以保存。经过张钫的大肆搜集，现尚存在千唐斋内的各类藏石有一千四百一十九件之多，其中西晋志一件、北魏志两件、隋志两件、唐志一千一百九十一件、五代志二十二件、宋志八十八件、元志一件、明志三十件、清志两件、民国七件。此外，还存有墓志盖十九件，以及其他各类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碑碣等五十四件。不过，另据公元1935年由上海西冷印社发行的《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中载，张钫生前搜集的相关石刻共计一千五百七十八件，至于其他墓志石刻今在何处已不知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隐居铁门的张钫营建园林达百亩之广，一次康有为游陕过豫时被邀至园中，谈书论画，赋诗抒怀，并题“蛰庐”以名之。至于千唐志斋，其实就是“蛰庐”中藏储诸多墓志石刻的十五孔砖质窑洞、三个天井和一条走廊而已，而其之所以有此盛名，这从由章太炎题写的“千唐志斋”匾额上可以得知。镶嵌于走廊上檐形似匾额之墙壁上的“千唐志斋”匾额，长一点五三米，高零点五三米，字径零点二六米，匾文为四个金色古篆大字，匾额尾部缀题有跋语云：“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特别是“千唐志斋”四个大字，搭配得当，苍劲有力，堪称“朴学大师”章炳麟（字太炎）篆籕书法之精品。
5.江苏南京“天下为公”
位于江苏南京东郊紫金山上的中山陵，是由中国近代第一位将西洋建筑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巧妙结合起来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建筑大师吕彦直所设计。
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的中山陵，吕彦直在设计时巧妙地结合了紫金山的地形地貌，沿一条中轴线巧妙地布置各个单体建筑，包括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并用大片绿地和宽大的石台阶，把这些体量并不算大的单体建筑，组合成为一组庄严肃穆而又雄伟稳重的整体建筑群。同时，吕彦直还一反帝王陵墓传统的建筑惯例，没有设置石像生和神道，其主体建筑祭堂虽采用了传统造型，但却把平面设计成方形，突出了四个角墩，而屋顶则采用蓝色的琉璃瓦，墙体采用花岗石，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和钢架，檐下又采用石料制成的中国古建筑中特殊的构件——斗拱。在室内的装修上，祭堂的护壁及柱子都采用黑色的花岗石，烘托着孙中山先生那白色的大理石雕像，显得十分肃穆而庄重。对于吕彦直的这一设计，后来有专家总结认为共有四个特点：一是结构完整，聚散巧妙。设计中结合钟山的形势，把孤立而尺度不大的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贯串于一条中轴线上，用大片的绿地和宽广的石阶，联成一个大尺度的整体，显得庄严而雄伟。二是中西一体，珠联璧合。墓圹置于祭堂之后，合乎中国传统观念，祭堂采用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基调，吸收西洋建筑之长处，墓室则完全采用西洋建筑做法，两者结合可谓天衣无缝，同时运用牌坊、陵门、碑亭等中国古代陵墓的传统形制，再饰以华表、石狮、铜鼎等部件，使整个建筑群既富有中华民族特色，而又别具一格。三是气势磅礴，视角见奇。陵墓建筑在山坡上，用三百九十二级石阶相连，石阶中缀以八个平台，坡度逐渐加大，视角不断变换，例如由博爱坊望祭堂仰角为九度，而从碑亭望祭堂仰角则为十九度，瞻仰者缘石阶拾级而上，庄严肃穆之感，景仰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而到达大平台，再回首俯视，却不见一级石阶，仅见平台连成一片，如同平地一般，不由令人啧啧称奇。四是简朴庄重，寓意深远。建筑古雅纯正，结构朴实坚固，色彩庄重，整个建筑布局呈一大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凌鸿勋语），“适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李金发语），“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王一亭语）。
在这一庄严宏伟的建筑群中，著名的“天下为公”匾额就镶嵌在中山陵的陵门之上。长二点三米、宽零点六米的石质“天下为公”匾额，匾文书体界于楷、行之间，字体俊秀，豁然大度，颜筋柳骨，庄重有力，为孙中山先生手书。关于“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原是孙中山先生赠给中国电影事业先驱者之一黎民伟的。据说，在辛亥革命时期黎民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广州革命政府拍摄了许多珍贵的新闻纪录片。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黎民伟创办“民新影片公司”时，孙中山先生即亲笔题匾“天下为公”赠与黎民伟。“天下为公”，古代指不以君为一家所私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孙中山借用此语，作为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意思是政权为全体平民所共有。后来，这一墨宝镂刻在中山陵陵门的石匾上，以示孙中山的这一主张，并供人们谒陵时瞻仰。
6.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
位于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东大直街一号的极乐寺，与长春般若寺、沈阳慈恩寺、营口楞严寺齐名，是中国东北地区四大著名佛教寺院之一。它既是佛教徒参谒朝拜的北方佛教圣地，也是中外游人观赏浏览的名胜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