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我这方面还有点什么条件，啊？我在美国时凯洛格也这么说过。他们说，我面部善于表情，还有手势……”
“我也不止一次这么想过，”玛丽娅说。
“哈，哈，好一个伟大的天才演员给埋没了！哈，哈！”巴甫洛夫哈哈大笑。“啊，雨停了，又出太阳了。”
大家走出棚子，阵雨洗刷过的空气非常柔和纯净。
“呼吸这样的空气是多么地醉人！”巴甫洛夫一面扩胸，一面说道，“呼吸，深呼吸！”
不知是谁支起了照相机的三脚架，擦干了雨淋湿的花园长凳。他们让巴甫洛夫坐在中间，右边是玛丽娅，左边是年轻的助手尼科诺娃。在他们3个人的膝盖上放了一块蒙着白布的木板，上面摆着证书和鲜花。在巴甫洛夫头的上方，助手们把棒棍连在一起，他们做着这种姿势，屏息不动，直到照相机咔嚓一响。
9 列宁格勒大水灾
这一天永远记在列宁格勒人的心中。
时近1924年末。11月23日，从清晨就刮起了西南风。风势越来越猛，风力逆涅瓦河而上，好像不让它流进辽阔的海湾。涅瓦河水在急剧上涨，冲向马路。水从城市低处的下水孔里冒出来，溢向街道和马路。地窖和一层楼被淹没。傍晚时，已成飓风，树被刮断，屋顶的铁皮被掀起，就像槭树叶在空中飞旋。小船被抛向岸边。木块马路散成了大片木头漂浮起来，就像大的灰色冰块沿着涅瓦河漂游。
水很快漫过了洛普辛大街。淹进了狗所在的一层楼，它们哀嚎吠叫，爪子扑通扑通拍打着水。而水位还在不断地上升。巴甫洛夫给所长费得罗夫教授打电话，请他采取一切措施拯救动物。他自己忍不住，竟冒着危险来到洛普辛街。有的地方勉勉强强可通马车，有的地方则要趟水。
救这些狗可真不容易。水已经没过门，狗就在天花板下面游着。为了把狗救出来，首先得把狗没入水中，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从房间里向门外拉。最困难的是把狗没入水里，它们竭力挣扎，怕把它们淹死。
“一场极不寻常的水灾，”巴甫洛夫写道，“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观察和研究狗的神经系统在非常强烈的外界刺激的影响下，产生长期的病态的情况。离实验室大楼250米远的动物住所进水了。面临可怕的风暴、汹涌的恶浪，在大浪猛烈冲击建筑物时，在树木咔嚓哗啦的断裂声中，我们迅速把这些狗分批送到实验室的二层楼上，在那儿这些狗和一些习惯的伙伴呆在一起。显然这对所有狗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抑制作用，因为在这时并未发现它们之间有像平时那样的打架现象。有一些狗在狂风恶浪过去被送回原地之后，起先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另一些狗，就是那些属于抑制型的狗，在这之后则表现出神经有病，而且延续时间相当长。”
上面一段是在事后记录下来的。可当时木筏一个接一个地渡过来，狗从上面跳下来，飞快地爬上楼梯，远远地离开洪水，在那里已经没有危险了，它们抖落身上的水，舔着自己的身子，整理自己的毛。巴甫洛夫挨个地走近，抚摩安慰它们。在他的抚摩之下，狗快活地摇着尾巴，还想舔他的脸，这当然是狗的语言，用来感激和报恩的最高表示。
又开始了试验和研究。同时也研究水灾中获得的资料。有一只被救的狗，以前在强烈的声音信号下很贪食，但现在却发呆了。这引起了巴甫洛夫的兴趣。他认为这里有某种规律性，于是想出了一个最有趣的试验。他把这只狗放在房子里，它安静了下来。可不一会儿就警觉起来，往上窜，目不转睛地盯着门，水从门下渐渐地漫流开，狗就慌乱、嗥叫，开始往墙上跳。水不流了，狗又安静了。这时放出了强大的声音信号，通常会引起唾液分泌反应，但这次反应没有随之而来。于是又给了一次弱音信号，立刻从唾液腺里滴出唾液。
这一试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催眠作用的效力。
“弱刺激起作用，强刺激反而不起作用。这难道不就是那‘反常’期吗！”巴甫洛夫明确指出，“也就是催眠暗示。微弱的条件刺激，也就是催眠者的轻微话语声，能够克服人最强烈的机体痛苦，这不正是那个所谓的‘反常’期吗……”
对经历过水灾的狗的观察，使巴甫洛夫创立了著名的外伤性神经官能症及试验神经官能症学说。
于是又不断地试验，不断地观察。
“这种狗的神经官能症我们可以像烙饼一样制造出来”，巴甫洛夫说，“半分钟超强刺激或抑制和兴奋的意外相遇和搏斗——你就可以得到狗的神经官能症！而这类事人是能大量遇到的，生活本身经常给人制造这类事。”
精神病学家认为，痴呆低能根源是大脑里破怀性的变化。巴甫洛夫推翻了这一观点，他断定，这是保护性抑制过程的结果。
这些观察、试验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于精神病患者。从此开始用睡眠的方法，用镇静和安宁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治疗。
10 前面永远是未被认识的知识海洋
新的生活秩序顽强地闯进了社会各领域，自然也触及了科学界，触及了军医学院。巴甫洛夫在此任职忠心耿耿50年。这些年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但高兴的事毕竟多得多。讲课是他最得意的一项学术活动。在生理学上有什么新的成就，都从军医学院的讲台上传播开去与他人共享。来听他讲课的不仅有大学生，而且有他实验室里的全体同事。在他们面前他喜欢就试验的结果抒发自己的遐想，从这座讲台上他公开了自己的许多发现。
可是他现在离开了讲台，不是因为年迈，也不是因为人们对他讲课失去了兴趣，不是的，他的精力是满够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他对高等教育的某些改革不满有关。教研室对科学研究工作加以限制，又大大增加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他曾写道：
“正确的思想最终会占上风。高等学校不仅需要教师，而且需要主持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否则我们的高等学府就会变成中等学校，那我们便会失去高等学府，落后于整个文明世界。”
他离开了讲台，但并未弃之不顾。他把它转交给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奥尔别利，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实验室。时间不等人，已经76岁高龄了，而面前还有许多事等待他去完成。
水灾之后，科学院的实验室也完全不能用了。在图奇科夫沿岸街另拨了一栋住所，地方很好，但不够用。为了进行大规模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需要一个研究所。于是巴甫洛夫在1925年11月23日上书给苏联科学院，提出“改革的意义和目的，包括建立科学院所属的科学研究所，它的作用：1）组织和领导生理学的发展，其方法是积极深入研究其各个学科，以达到完成科学院最基础的任务，即组织领导和发展科学；2）培养高水平的生理学专门人才，以便他们日后能在我国大量的生理生物实验室及研究所中促进生理科学的发展。”
这个研究所于1925年12月5日成立了。
现在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是把每一分钟都奉献给科学，他心爱的生理学。生命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但前面是充满经验和智慧的生活。
“多美的景色！就是天天看，也看不够！”巴甫洛夫对阿诺欣说。他们刚从生理学研究所出来，沿着河岸街向七号路的房子走去。
他停住脚步，欣赏着北边水彩画般的辽阔天空。涅瓦河对岸城区上空，晖映着金色的尖顶和天使，宽广的河面上，清澈的河水带着金属的反光流向那晚霞映红的海湾。
“是的，我们城市的美景是迷人的。我去过多少地方，可哪儿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景色。巴黎、罗马，它们怎能和彼得堡媲美呢！”
阿诺欣和老师并肩而行。同事们已成习惯：每次要护送巴甫洛夫回家，以免发生什么意外。他是否猜到这是专门护送他？也许他是真的相信了他们所说的，大家都很想在路上和他聊天？不过他总是很高兴地同意他们伴随。
走不多远，巴甫洛夫回过头望着研究所的大楼。
“瞧，过去只有一个生理实验室，可现在有了一座完善的苏联科学院生理研究所。”
“你的一生是了不起的，巴甫洛夫，为什么不写回忆录呢？”阿诺欣说，“不是吗，在你面前，更确切地说，和你在一起的学生和助手成了伟大的学者，你创立了俄国生理学派。”
“是和谢切诺夫以及我的许多同事一起。是的，做了一些事。我们做到了将整个不可分割的动物机体，而不是它的一半置于生理学研究的强大威力之下，这当然完全是我们俄国对世界科学和全人类的思想无可辩驳的功绩。”
“这样的书太需要了。”
“可能的，可现在哪里顾得上干这个……要说需要，是需要的。有这么多不同性格、不同才干、不同爱好的人。你看，这一切显然都在重复着。现在我经常看到某个新的工作人员像过去的某某人。大概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能很容易地预言每个人的前景。”
“这太有意思了！你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谢切诺夫不是留下了著名的《自传笔记》吗。”
“这是本很珍贵的书……我终生记住了牛顿的话：‘我永远觉得我像一个在海边玩耍贝壳的小孩，可展现在我面前却是未被认识的知识海洋。’讲这话的牛顿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的人。是的，我们面前是有待认识的知识海洋。我们还只是刚刚迈进伟大发展的门坎。其实，我早就想写本书，如果什么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写。你想一想，一个科学家，如果他想成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一辈子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应该立刻用事实和证据来证明它。如果他想不失去自己学者的声誉，他就没有权利讲还未被证实的猜测。然而学者的内在含义仅限于此吗？他那丰富敏锐的直觉、猜测、深邃的想象是否会和他一起毁灭呢？是的，要让这些未被证实的思想写在书里。只要是科学的幻想不脱离实际，只要它永远和这种实际联系在一起……我明白，书是需要的，这部像一种‘绝笔’的书是需要的，但我远远顾不上这些事。”
11 成功的手术
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治病。“它自己会好的！”可它自己没有好。嘴上长了个疖子，肿了起来。
“瞧，多讨厌的东西！我是不是很好看，啊？”
“我看这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谢拉菲玛说。
晚上，外科医生格列科夫教授来了。坐了一会儿，说他全家都到别墅去了，于是他“顺路来串门”。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还可以顺路来这儿。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晚上又来了。为这点小毛病，肿起了嘴唇，就不能去实验室，巴甫洛夫感到遗憾。“这样的一副嘴唇，不是要让人笑话吗？”
晚上谢拉菲玛感觉到有问题，就问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你一天来我们这儿两次，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秋天我们医院来了一位年轻医生，是个健康快活的小伙子。他让我们看他嘴上的疖子。我们这儿的外科医生进行了会疹，给他开了刀。可末了，两个月后他就死了。脸上长疖子会有这样的结局……你继续给他热敷，而且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外出。”
这次总算顺利地过去了。可是有一次肝区感到刺痛，然后就经常出现剧痛。疼痛过去后，巴甫洛夫情绪很坏，没有精神，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忧郁地看着窗外秋天的落叶。
“真不凑巧，早点也好，晚点也好，可偏偏就在这时候，正是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时候。真遗憾！”
“我去请医生，一切都会好的。”
“不知道会不会好。我有最不祥的预感。脑子里尽钻进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这都是因为现在脑子太清闲了。玩一会儿‘傻瓜’怎么样？”
“如果你想玩，我去找维亚日林斯基和卡缅斯基，他们来可以凑成一局。”
巴甫洛夫活跃起来。
“去叫吧，不要去找医生。一会儿就过去了。玩‘傻瓜’定在晚上9点。”
晚上，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9点时，响起了门铃声。巴甫洛夫来到外屋。
“好样的！正9点！请到桌子那儿坐下吧。”
维亚日林斯基博士和药理学教授卡缅斯基来到挂着许多幅画的客厅。这是巴甫洛夫最后一次的热烈情绪。
喝过茶，10时正，巴甫洛夫说：
“准备行动！”
这就是说，要大家转移到另一张桌子上去。玩牌开始了。
然而，喝热水也好，热敷也好，玩“傻瓜”也好，都未能解除病痛。当时在列宁格勒正在举行外科医生代表会议。格列科夫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了著名专家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马尔登诺夫、罗扎诺夫来为巴甫洛夫会诊。
巴甫洛夫出来迎接他们。
“请原谅，我不能招待你们了。请宽衣，请进。请坐，请坐。会开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东西？”
“有趣的事儿太多了，”格列科夫回答，“可是，巴甫洛夫，我们这次来是另有目的的。你的手术料想会是很复杂的，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请德国外科医生。”
“这是为什么？我根本不认为德国医生会比我们的高明，”巴甫洛夫立刻表示反对。“这里荟萃着我们外科医生的精华，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由德国医生来给我做手术，我明白，由我的朋友格列科夫、费多罗夫、纳帕尔科夫、罗扎诺夫做手术是不轻松的。你们的友好情感会，或者说可能会发生影响。我给自己所熟悉的狗做手术，我也是心情不愉快的。可这儿和你们一起的还有马尔登诺夫教授。关于你，马尔登诺夫，我听到过许多赞扬的话，今天是第一次和你见面，因此我请你来解除我身体内的隐患。”巴甫洛夫痛苦地皱了皱眉，“对不起，我现在站坐都很困难。”他走到办公室，歪歪斜斜地，比平时跛得更加厉害了。
“我赞成巴甫洛夫的决定，”格列科夫说。
“我服从，”马尔登诺夫微笑道，“我是来参加会的，却意外遇到了难题！”
于是立刻决定，毫不延迟地把巴甫洛夫送进奥布霍夫医院。为了让他更安心，就在旁边也给谢拉菲玛安排了一个单间。
在去医院的途中，以及手术之前，巴甫洛夫都感到精神很好，深信手术一定成功。
马尔登诺夫手术主刀，助手是格列科夫和他在军医学院多年的同事费多罗夫。手术进行顺利。格列科夫兴奋地跑到谢拉菲玛跟前，把一块鸽子蛋大小的石块给她看。
“一切都很顺利！”他说，“取出了这么一个小石块。我们6只眼睛查看，没有见到任何癌的征兆！现在只是要恢复就行。”
谢拉菲玛高兴地哭了，划了个十字，双手紧紧握住格列科夫的手。
“不是我，不是我，应该感谢马尔登诺夫。”格列科夫说，他的激动不亚于谢拉菲玛。
巴甫洛夫恢复得很快。这大概得归功于他自己。他平时一有不适，便注意观察自己。有一次夜里，他请值班医生给他打一盆冷水来。
“作什么用？”医生问。
“我习惯洗冷水浴，从童年直到今天。可现在要不洗就会妨碍我恢复健康了。你去打吧，去吧。”
“但愿你不是打算洗澡吧？”医生略带不快地玩笑道。
“你怎么啦？你以为我在说梦话？还是发疯？去打水吧。”
水打来了。巴甫洛夫把一只手放在水里。
“瞧，我要借点外力。你是知道的，我病得很虚弱，体重轻了一普特半，我甚至说话都没有力气。我躺在这儿想：到哪儿去获取力量呢？外表皮层很弱，我得给它点外力，到哪儿去找呢？就在皮下。一切最强烈的情绪都和皮下有关。从童年时起我就和水、河流打交道。这就是一切。总之，我的最强烈的情绪都是和水、和水的哗哗声、和水的形象有联系。”他用手在水里搅了一下。“还有温度刺激。瞧，这会儿我正在借助外力：这种洗濯刺激大脑皮层下神经，它们又不断刺激皮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