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黄庭坚（诗人）《清平乐》
1 末日预言的宗教与科学
人类对有关末日来临的接受程度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的基因，因为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对末日预言的取信程度具有显着差异。
古希腊文化已经包含了相信末日的元素。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400年的这段时期，古希腊的未来观逐渐成熟。这是一个包含着经典时空的绵延的前景。在这块时空中，有现实和他者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由人居住，他者的世界则是神的世界。人要超越神的恩准和自我弱点以达到更好，但叛逆或挑战会受到神的惩罚。这种惩罚其实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毁灭元素。
在西方，与末日文化最具紧密联系的是希伯来人的未来观念。这是包含着神人立约的相互保障，也包含了孕育末世论文化的最后审判。立约的过程在大自然中由彩虹显现，而在个体身上，则要由割礼承担。高强度的疼痛所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刺激，使人对立约产生多大的畏惧，这是难于判断的。而乌托邦和最后审判这两个希伯来文化的典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末日到来的可能性和规避的可能性。这是否造就了此后相关的末日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来源，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在今日，西方人对科学逻辑的信服和对科学知识的信赖已经很大程度上赶上甚至超越了对其他所有文化元素的信服和信赖。于是，在宗教文化的基因之外，科技的发展给末日预言的接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科技确实能探测到宇宙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灾难的线索，例如，巨型陨石的轰击、难于治愈的病毒侵染等，人类对这些信息的相信度会跟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信服度成正比增长。
有关科学能够增加对末日预言信服的观点，可能跟通常所说科学会破解末日预言的说法相悖。但仔细分析，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通常所谓的科学破解末日危机，多数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提示出危机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概率本身是不确定性。所以，小概率事件仍然可能发生。其次，通过逻辑证明对方的推理存在漏洞。但如果对方也采用科学揭露的事实，那么这种驳斥就会消失。例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所给出的末日预言，不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末日恐惧，反而加速了恐惧的发展。萨根等提出的核冬天理论，虽然是一种思想试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未来核战争的末日恐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上述两个末日预言的信服，反而使人们未雨绸缪地发展起新的生存运动或裁军运动。因此，末日预言本身受到对科学信赖的推进，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对当前人类无度地追求自身享受和资本增值，对科技的不良利用也在末日预言受到信服方面增加了可能的空间。
本文作者认为，末日预言的信服本身，不是什么社会混乱、科学不普及的表现。它是一种预警机制是否能被建立起来，是否能有效地阻止末日到来的重要保证。遗憾的是，在中华文化中，末日文化没有任何可信服的根基。除了对科学逻辑的强烈信任并没有在广大的土地上被建立起来这个因素之外，中国古典文化和宗教文化中都缺乏对末日的预警基因，这一点从中国人的时间词汇出现历史顺序中就可以清晰地表达出来。例如，吴国盛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有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中出现得最早的时间话语是“久”。①《墨子·经上》有：“久，弥异时也。”“久，合古今旦莫（暮）”。这里，“异时”是指过去、现在、早晨、黄昏等不同的时候。而“久”则是遍历（“弥”“合”）它们的总和。墨子的时间概念是一个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的自在的时间实体，没有终结点。
选取与墨子完全不同的兵家，继续研究中国人时间词汇的发展。兵家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中，经常出现的时间词汇与“即刻”或“瞬间”有关，换言之，是与久向对应的短暂的片刻。“兵贵胜，不贵久”②。“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③在“瞬时”和“时机”之外，兵家哲学当然有对战争出发点的全局关照，但这种关照追求的是成全一个“百战不殆”的永恒部队和永恒国家。
仔细分析中国文化中的时间基因，可以发现末日或终结不但不是可能的元素，反而是被尽量排斥的内容。多年以来，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想象世界的末日是一种荒唐、病态、跟自然界的真正运行规则相冲突的文化呓语。正是因为建立了这种对持久无终结的信仰模式，才导致了有对“杞人忧天”的嘲弄；有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感叹；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信心。
笔者认为，从文化基因和对科学的接受与信赖上看，中国人对末日危机感强烈不足的现象应该被深入分析，它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科学普及事业、以及文化革新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2 谁在创世纪？
科幻小说作家钟情于创造生命。
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本科幻小说的《弗兰肯斯坦》，就是一本关于创造生命的代表性作品。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全名是《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医学工作者，他狂热地从巫术和医学中寻找力量，企图创造出人工生命。最终，他从刚刚产生的电力上找到了灵感，因为伽伐尼发现了电击能使离体青蛙腿颤动的奥秘。这种奥秘被小说中的主人公解释为，电中带有生命的魔力。于是，他发狂地从各种各样的尸体上取材，缝合拼接，创造了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尸体，并通过电击让这个尸体获得了生命。《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围绕着这一全新的人造生命继续展开。在生存的开始，怪物秉性纯良，对人类充满了善意和感恩之情。但人类却对他充满憎恨，以辱骂和石块还击他的善良之举。为了躲避人类社会，怪物要求创造者为他创造一个配偶，并发誓要永远逃出人类的视线。弗兰肯斯坦虽然承诺为怪物制造一个异性，但却在灌注生命的最后一刻反悔。毁约让怪物仇恨发展到了极端，他决定毁灭一切，先是杀害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又企图谋害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弗兰肯斯坦怀着满腔怒火追捕这个出自他手中的恶魔般的怪物，最后，在搏斗中，弗兰肯斯坦死去，而怪物却消失于北极的荒原。
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开创了偏执科学家进行偏执科学研究的小说的先河。故事的主人公那种对科学的热望，全心投入创造却不计后果的行径，已经成为后来许多西方科幻作品争相模仿的对象。而在故事的背后，浮士德跟魔鬼订立契约，为了求知，将自己的心灵出卖给魔鬼的主题隐隐浮现。
当然，雪莱夫人故事中的科技方法，与今天具有显着的不同。宏观层面的器官拼装，尸体的分解与重新组合，出人意料的丑陋外观，电击注入生命活素的方法……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还不能算是生命的制造。当人类已经掌握了细胞分裂和DNA复制的奥秘，当人类已经知道碱基的排列顺序以后，生命的制造过程已经被彻底地改变。但是，弗兰肯斯坦中所宣扬的那种挑战自然的精神，从那时到今天，却一点没有改变。更加深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弗兰肯斯坦》的创生之举，不仅仅挑战了自然，更挑战了基督教义中的造物主——上帝。如果创造生命本身是上帝的丰功伟绩，那么，人类的这种愚蠢的行为，其目的到底是什么？难怪小说中的怪物一出现在人世，就给自己和社会带去了种种灾难。
疯狂的科学家，躲在暗室中的渎神行为，构成了生命创造类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景观。这一点在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作品《沙苏尔教授创造生命》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中主人公因为大雨误入一个郊区别墅，在其中发现了被大学开除的科学家沙苏尔正在暗室中用营养液培植细胞丛式的生命。这些生命在幽蓝的暗室中被泡在瓶子里，逐渐地成长起来，于是，实验室里的瓶子中左一条腿右一个臂膀，还有未成熟的大脑，显得狰狞恐怖。而沙苏尔则跟这些被培植的生命一起以吸吮营养液为生。
沙苏尔自然受到了作者的严厉诅咒。像弗兰肯斯坦一样，科学家自作自受，不但要面对创造物本身的抗拒，忍受创造物本身的肮脏，还有面对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的鞭挞。况且，像科学怪人那样的近乎人猿、类人猿的生物想要获得与人类同等的生存状态，是否在道德上具有可能性？像这些胳膊大腿或智能低下的脑器官，最终也想求得人类的“权利”，是否也有些过分？它们难道没有超越启蒙主义者的伦理底线吗？
在向自然和上帝挑战之外，创造生命类科幻小说还要探讨这些人造生命的权力主题。《弗兰肯斯坦》到底是否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你创造了生命，就应该给生命留下应有的地位。而且，你不能对他们随便杀戮。对这点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就是美国作家菲立普·K·迪克的小说《机器人能否梦见电子羊？》。这部小说后来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银翼杀手》，获得了众多科幻迷的赞叹。
《银翼杀手》沿袭了生命创造小说中所展现的那种阴郁色调，并始终贯穿着对生存价值的思索。小说中，秘密警察试图全面围剿并彻底消灭由人类亲手制造、却已在各方面都进化并超过自己的人型生命，使这种生命不得不为了生存权与发展权跟人类展开殊死的斗争。于是，人类是否应该制造生命的主题被淡化了，而人类跟自己制造的生命之间的差异性和相同性问题被提上日程。生命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吗？人类制造了生命，是否就有权扼杀这种造物的生命？电影中，阴暗的天空、潮湿的街道仍旧是弗兰肯斯坦的密室小说的那种基本空间，但拥挤的人群和大屏幕上不断放映的日本歌伎的吟唱画面，又将这种纯粹西方的造人文化推向东方，推向国际化。而“银翼杀手”迪克的阴郁和不苟言笑，自然人之间对整个事件的冷漠与麻木，与那些生物性的所谓机器人之间的互助与爱，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现代普罗米修斯式的“盗取神火赠送人类”给人造生命类科幻小说带去了一些英雄气质，但从总体上看，由神创论和天赋人权等文化观念作为基础的这类作品，还是以阴郁为多。就连苏联科幻作家的这类作品，也带上了阴郁的特征。A·德涅伯罗夫的小说《永生的秘密》，通过生物技术创造的少女美丽异常，但她不会逃脱基因中短命部分的惩罚。这点既使人万分惋惜，也使人惊讶无比。惋惜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因她的那种纯真而充满爱恋，为她将要早逝而感到悲凉。惊讶是因为，小说居然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多年以后的克隆羊多莉的命运。
分析了国外科幻小说，再来看看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生命创造。十分有趣的是，在中国，科幻小说的产生竟然也是从创造生命开始的。据多数科幻历史学家考察，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科幻类作品中，就有列子《天问》中的“偃师造人”。所谓的造人，指的是给一个人形的木头制品带去了生命。这部作品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改写，其中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潘海天的《偃师传说》。故事把一句话的列子故事加入了丰富的科幻内涵，先是讲述周穆王怎样为搏妃子一笑，硬要召见穿越时空者为王妃送来的礼物——舞艺精湛的傀儡纤阿。随后，当纤阿身体里为王妃的快乐而歌唱与舞蹈的程序启动，他立刻赢得了王妃的爱。在小说的结尾，有生命的人造物被妒忌的穆王所“杀”。于是，纤阿的大胆与专一、浪漫与温柔，映衬了穆王的霸道与专制。纤阿的舞姿也如飘零在急流中的花瓣，回旋在风中的火焰，沉醉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用“木片”和“动物皮”所制造的人形物能被灌注生命，这在西方科幻作品中不可想象。但在中国的自然观念中，却并不会引发特大的反感。究其原因，在天人合一的中国人天观念之中，生命与非生命本来没有质地的界限。《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中，都有石头修炼出生命的故事。可见，中国人的生命观念确实跟西方差异悬殊。
在当代，中国作家借助最新科技信息创造出生命的故事，也不胜枚举。以着名科幻作家王晋康的小说《生命之歌》为例。小说中的老科学家发现了DNA中的编码玄机，进而谱下了生命之歌。这是对现代科技的一种信服，一种讴歌。但这同时，作家让这种生命秘密的发现跟对未来的担忧相互对立，他竟然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生怕被机器人得知进而反过来征服人类。但是，科学的发展前仆后继，正是这位破解生命之歌的学者的女婿，最终也踏上了同样的一条破译密码的不归之路，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虽然王晋康在一次创作讲话中谈到，“这部作品的构思是，有生命的物质的生存欲望存在于DNA密码中，素质是数字化的，可以破译并输入到人体内。”但他更想告诉读者的是，人脑和电脑不过是思维运动的载体，不管是生物神经元还是集成电路，并无本质区别。只要电脑达到或超过人脑的复杂网络结构，它就自然具有了人类思维的所有优点，并肯定能超过人类。阅读这样的作品，你会深深地感到，原来那些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鸿沟，即使在科技时代，也没有完全改观。
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还有更多与创造生命相关的作品。柳文扬的小说《闪光的生命》，是一个人工制造的生命为它的“临摹母本”奔走求爱的感人故事。小说中被制造出来的生命，仅有半个小时，但就这半个小时，也要为爱而奔跑。这部小说与前面提到的《偃师传说》、《生命之歌》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以一种正面的心态关注生命的制造。
生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早已被人类嵌入到一种认知体系。例如，《圣经·创世纪》中就曾写道：第六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并让人类统治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生物的世界。赫西俄德在《神谱》也写道：最先产生的是卡俄斯（混沌），从混沌中生出黑暗厄瑞波斯，随之生出阴性的黑夜倪克斯，以及宽胸的大地该亚。由自然——神族——人族组成的世界，秩序井然。中国人更是将生命看成是天地之气交融的产物。恰恰是这种比较稳固的认知体系，使人类多年来能安稳地生存。但是，启蒙运动、科技革命所导致的那种人性超越神性，超越自然的当代趋势，使人类得以向生命的产生等问题进行探索。而这种探索所造成的种种可能的生态和伦理灾难，在科幻小说中层出不穷。就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还仍然处于讨论之中。但是，这些讨论是否能使科学的步伐放慢，使人类在更加负责的基础上面对未来？我们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