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俄国密探局的阴谋
为了使人更好地了解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的情况，必须简单说说当时托洛茨基编辑的那份俄文小报的处境。
《我们的言论报》的主要敌人当然是沙皇驻法国大使馆，他们拼命地把报纸上的文章翻译成法文，加上适当的评注，分送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并打紧急电报给军事检查员沙尔先生。
俄军在加里西亚取得了军事成功，《我们的言论报》受到更为严厉的检查。沙皇大使馆由于这个小小的胜利更加蛮横无礼。检查员甚至把托洛茨基的一篇悼念维特伯爵的文章，连同它的由5个字母组成的标题BN TTE全都给删掉。
托洛茨基前往新闻检查局，要求他们解释。
“说实话，我同这事无关。”检查员沙尔先生对托洛茨基说道。“有关对你报的一切指示都来自外交部。您要不要直接与一位外交部官员谈谈？”
半小时后，一位头发斑白的外交绅士来到检查局。托洛茨基在同他谈话后，把内容大致记了下来：
“您能否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报上的一篇关于一个俄国的已退休、已失宠而且已经死去的官僚的文章被删去，这项措施与军事行动有什么关系？”
“您知道，他们对这样的文章不高兴。”外交官回答说，同时朝一旁——显然是俄国大使馆的那个方向——摆了摆头。
“但我们正是为了使他们不高兴而写的……”
外交官听了托洛茨基的回答，客客气气地笑了笑，仿佛托洛茨基是在说一个笑话。
“我们正在打仗，还要仰仗盟友。”
“您是想说，你们法国的内部事务要受到沙皇外交官的控制？如果这样说，当年你们的祖先砍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啊，您太夸张了。而且，请不要忘记，我们正在打仗呀……”
这次会见以后，一切如常。检查员照样删稿。报纸往往被删得只剩下白纸一张。托洛茨基从不敢违犯沙尔先生的意志，而沙尔先生更不敢违犯他的主子的意志。
然而1916年9月，人们还是在警察局里向托洛茨基宣读了将他驱逐出法国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向托洛茨基透露一个字。只是后来才逐渐明白，这是在法国的俄国暗探局特务搞的阴谋。
议员让·龙格就托洛茨基被驱逐一事向布里昂抗议，确切地说是去哀求——因为龙格即使是在抗议的时候声调也是温婉的。那位法国总理回答他说：
“您知道马赛发生了俄国士兵杀死了自己的上校，又在他们身上搜出《我们的言论报》的事吗？”
龙格没有料到会有这件事。他知道托洛茨基的报纸是奉行“齐美尔瓦尔德路线”的——他对这点并无太多异议——可是杀害上校就不能不使他感到意外了。他去向托洛茨基的法国朋友询问情况，而这些朋友又来问托洛茨基，可是托洛茨基对马赛的事知道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多。有一些俄国自由派报纸记者——敌视《我们的言论报》的所谓爱国人士意外地卷进了这件事，他们说出了马赛事件的全部情况。原来沙皇政府在派遣俄军（因为人数太少，只能算为“象征性部队”）到法国时，还仓促运去了一定数量的特务和密探。这其中有一个叫维宁格（似乎是这个名字）的人，他是从伦敦来到巴黎的，随身带了封俄国领事的介绍信。维宁格起初打算吸引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俄国记者到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但遭到拒绝。后来，他发现马赛的土壤对他很合适。不久，果然俄国兵营里又发生了骚乱，士兵在院子里用石块砸死了上校克拉乌泽（这件事也不可能没有维宁格的参与）。在逮捕肇事士兵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同一期的《我们的言论报》。后来一些俄国记者前去了解情况，军官们告诉记者，一个叫维宁格的人在士兵们愤怒时塞给他们这张报纸，不管他们要还是不要。所以逮捕时发现了这些报纸，其实他们看都没看过。
据说，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潘勒韦得知事情的内幕后，激动地喊道：
“简直是可耻……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但是战争在进行，沙皇是盟友，不能披露维宁格的事，除了执行内政部长马尔维签署的关于驱逐托洛茨基的命令，别无他法。
巴黎警察局通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离开法国后，可前往他所选择的任何国家。可是，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又已被告知，英国和意大利谢绝他入境。只有返回瑞士去。但是，天啦，瑞士公使馆又断然拒绝给托洛茨基签证。后来才知道，俄国大使馆在盟国的协助下对伯尔尼施加了压力。托洛茨基只有通过英国才能去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但是英国政府又拒绝托洛茨基从他们国土上通过，剩下的只有西班牙了。然而托洛茨基不想去伊比利亚半岛。托洛茨基同巴黎警察当局闹腾了差不多6个星期。有几个密探一直跟着他，在他家和报社四周监视着，牢牢地盯住他不放。最后警察决定采取坚决措施。警察局长洛朗请托洛茨基到他那里去，通知托洛茨基，由于托洛茨基拒绝自愿离开，故而决定派两名监督警察押送出境——“不过是穿便衣的。”他尽可能客气地加了一句。沙皇大使馆终于达到了目的：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
两名监督警察等候在托洛茨基的欧特烈小街的寓所里。他们一个身材矮小，几乎是一个小老头；另一个四十岁左右，块头很大，有点谢顶，皮肤黝黑。他们穿着不合身的便服，回答问题时老是不自主地抬起一只手，像敬礼似的。当托洛茨基同家人和朋友告别时，他们都非常有礼貌的躲到了门外，那年长的出门时还一再脱帽说：“对不起，太太。”
两个警察中，那个两个月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凶狠地监视托洛茨基的家伙站在大门外。他像什么事也没有似地让托洛茨基坐进汽车，客气地为托洛茨基铺好方格毛毯，关上汽车门。他那副神气使人想起正打算把自己的猎狗送给买主的猎人。他们出发了。
2 经过西班牙
快车。三等车厢的包间。那位老警官原来是个地理通：什么托姆斯克、喀山和下诺夫戈罗德等等俄国城市他全知道。他会说西班牙语，也很了解西班牙。那个高个子的黑大汉一直沉默不语，绷着脸坐在一旁，但后来忍不住还是开口说起话来。
“拉丁民族原地踏步，可别的民族却赶过了它。”他突然这样说，一面用他那戴了好几个戒指的多毛的大手，拿着刀割下一片猪肉。“比如在哲学上，从笛卡尔和巴斯噶以来就没什么发展……”托洛茨基惊奇地等着他的下文，可是他不开口了，开始嚼起他的猪油和面包来。“你们不久前出了个托尔斯泰，可是我们倒觉得易卜生更容易理解。”说完他又不吭声了。
那老警官被这突然暴发的学术气氛所感染，也大说起西伯利亚大铁道的意义来。后来，他像是在附合同事的悲观论调，说道：“是的，我们是缺乏创造性。大家都在向上爬，想当官，这确实是可悲的。”托洛茨基觉得颇有兴味，恭顺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跟踪？哦，现在不可能了。跟踪别人，而又不被发现，这才管用。不是吗？必须坦率地说，地铁破坏了跟踪工作。应当规定被跟踪的人不准乘地铁——这样才能咬得住。”说着黑大汉阴险地笑了。
那老头警官大概是想冲淡这个话题，又说道：“我们盯人家的哨，唉，真不知道为了个啥。”
“我们警察就是怀疑主义者。”黑大汉接着原先的话题又接着说下去。“你有自己的思想，可我们的责任是保持现存的一切……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道路。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泰然自若地拿起酒瓶对着瓶嘴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一边安上瓶塞，一边说道：“勒南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过早。这话说得很对。”
这里，黑大汉怀疑地朝托洛茨基偶然搁在门把上的手看了一眼，为使他放心，托洛茨基把手抄进衣袋里。
老警官又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大谈起了巴斯克人、他们的语言、女人以及头饰等等。
火车到了昂代车站。
“这是俄国浪漫主义作家戴鲁莱德的家乡。他只需要看着这些法兰西的山脉就够了，就像唐·吉诃德生活在西班牙的荒僻山村一样。”黑大汉矜持地微微一笑。“对不起，请跟我到车站管理处去一趟。”
在伊伦，一个法国宪兵走过来盘问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的同伴给他打了个手势又叽哩咕噜说了一通，就急急忙忙地把托洛茨基带出了车站通道。
“我们已经秘密地把你送到了地方，不是吗？”黑大汉对托洛茨基说道。“你可以从这里乘电车到圣塞瓦斯提安去。您要装作旅行者的样子，免得引起西班牙警察的怀疑，他们是最会疑神疑鬼的。往后，咱们就各不相干了，对不对？”
他们冷淡地分了手。
圣塞瓦斯提安的海湾使托洛茨基心旷神怡，但物价却使他望而却步。他来到马德里，在这里他没有任何熟人——一个也没有。他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他感觉到比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彼得·保罗要塞更孤独。
托洛茨基在旅馆里手捧一本词典读着西班牙报纸，时时等待看寄往瑞士和意大利信件的回音。他仍然希望能到这两个国家去。在他来到马德里的第四天，收到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附有一个叫加比尔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地址。这个人是这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尽管他具有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仍然坚决反对本党的护国主义政策。从他那儿托洛茨基得知西班牙党完全处于法国社会爱国主义控制之下。只是在巴塞罗那的工联主义者内部才有坚决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想去拜访社会党书记安吉亚诺，可是他几天前因说起某个天主教圣徒时失礼被判15天监禁——要是在过去，他早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了。
托洛茨基一面等着瑞士的回信，一面记些西班牙词汇，有时也去跟加比尔聊聊，跑跑博物馆。11月9日，加比尔安排托洛茨基住的小旅馆的女侍者慌慌张张地把托洛茨基叫到走廊去。那儿站着两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他们不太客气地请托洛茨基跟他们走一趟。到哪儿去？当然是马德里警察局。到了那儿，他们叫托洛茨基坐在屋角里。
“我被捕了吗？”托洛茨基问。
“是的，一两个小时。”
可是托洛茨基在那个角落里一动不动地整整坐了7个小时，他们叫托洛茨基上楼。那儿已经坐满了奥林匹斯圣山众神。
“你们究竟为什么逮捕我？”
这个简单的问题使得众神无言以对。他们挨个给托洛茨基提出了种种假设。其中有一个人说，俄国政府对于到俄国去的外国人的护照也是刁难的。
“您可知道，我们为了跟踪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花了多少钱啊……”另一个人仿佛想博得他的同情似的。
“可是，请原谅，不能要我为俄国警察当局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负责吧。”
“当然，当然，这不过是举个例子……”
“您的观点怎么样？”最后，警察局长考虑了一会以后问道。
托洛茨基用通俗的话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啊，■，是这样！”他们说。
最后，局长通过翻译向托洛茨基宣布，命令托洛茨基马上离开西班牙。在托洛茨基离境之前，托洛茨基的行动要受到“某些限制”。
“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太进步了。”他通过翻译直率地对托洛茨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