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者说，人的生活中总是假中有真，真中有假，这些都不失为人生的真实，最令人厌恶的倒是半真半假。在真和假面前，用信人们会向真靠拢。因为人生应当是真实的，而不应当是虚假的。世上有以金钱财富为荣者，有以职称名誉为荣者，有以文凭服饰为荣者……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真实地确证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如果一个人不是运营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为社会和他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是坚持正直、诚实、高尚的人格，那么一切财富、地位、职称、文凭、服饰，以及华而不实的“知名度”，都不过是掩盖其真相的假面具。俗话说：发光的并不都是金子。我们还是应该分清人生的真实和虚假，力求真实而高尚的人生。
做好人难，做名人难，做常人更难。今天，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光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行，还得会搞关系。许多人认为现在学会做人比干好工作更重要；会“做人”的人吃香，而一门心思干工作，不过是“傻干”，得不到一点好处。有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了“光靠实干要吃亏”的结论。为什么有人会欣赏“既要干工作更要拉关系”的观点呢？问题恰恰出在没把“做什么人”、“做老实人是否吃亏”等问题搞清楚。
有些人受社会上流传的“干得好不如关系硬”、“辛苦干一年，不如领导家里转一转”等歪理的影响，片面相信关系是万能的，导致价值取向和思想道德标准发生偏移，曲解了做人的真谛，把做人之道庸俗化了。如何做人，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我们不否认身边确有极少数人靠拉关系得到“回报”和“好处”，但绝大多数是靠实干获得进步的，这也是事实。靠实干赢得进步，才有做人的尊严，才能受到他人的敬佩。
有些人尽管工作干得不错，但背后却对领导吹吹拍拍、请客送礼，同样会让他人瞧不起，因为仅有“才”是不够的，人们看重的是德才兼备。更何况，靠关系得到的好处只是暂时的，不可能终生受益。当依靠的关系失去作用力时，好处也就没了。由此可见，认为做人须凭关系，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当然，光说“老实人终究不吃亏”是不够的，还必须让那些实干而不拉关系的人真正“香”起来，让那些看重关系和拉关系的人确实捞不到好处。作为领导，如果眼睛只盯着和自己亲近的人，实际上就是对拉关系者的纵容。因此，要端正一些人的做人之道，既要靠正确引导，帮助他们认清做人的真谛，同时还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进步靠实干”、“实干者吃香”的环境。
美国有个16岁的姑娘，自愿到洪都拉斯去，帮助那里人了解眼睛卫生常识，以运营健康水平。那里十分贫穷落后，以致这个女孩醒来竞发现自己和猪睡在一起。也许有人会想，去那么苦的地方，不是太傻了吗？但她回来后却眉飞色舞地向母亲介绍说，明年她还要去。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并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并为女儿乐于吃苦的精神而感到自豪。做人莫庸俗，实干非傻干。
财富稳固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全力。因此，李嘉诚用人之道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注重培养后继人。
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我的儿子不行，我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我不在乎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
但是，大凡任何中国人，皆“亲情难舍”。香港另一位商界巨人包玉刚有无子之憾，在离世前做好让其女婿接班的安排，一块心病才算落地。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银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予人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矩、泽楷的人称，李家公子毫无执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
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
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困难，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日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
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谈起教子经验时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矩、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融。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矩、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李泽矩、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在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其实，李泽矩本人处事一贯低调，不会像弟弟泽楷那样张扬。他“曝光”机会也不多，而且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这大概是李泽矩从乃父身上，察感“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风头较其弟李泽楷小得多。
而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
李泽矩多次说，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
李泽钜又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
此话锋芒不露，颇为得体。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李泽矩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舆论普遍认为，李泽矩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他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总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开明，既寄予愿望又给予自由。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此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
泽楷从少年起，就似乎与其兄泽矩不一样。回港后，李泽楷在父亲的监督下过了一段俭朴而寂寞的日子，独居普通屋村，以日本小房车代步，与打工族无异。但没过多久，李泽楷显露出“吊带公子”的德性，父亲批评他时，他反驳道：“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种瓜得瓜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是做事、成就事业的一个规律。凡事要成功，必须经过艰苦的奋斗，只想享受，不知勤奋，必将成为完成大业的绊脚石，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养成勤劳的习惯，一份耕耘才会有一份收获。
一位清华学生这样说他自己：我在初中时也很普通，只不过有一次在华罗庚金杯赛上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时老师和父母的朋友都夸奖我，我觉得我不该混日子，我可以成为一名好学生，不能让别人笑话我。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好学生。仔细回想这段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不过是竞赛上的考试题在画报上看过一些。因此比一般同学考得好并没有什么，而它却成了我的转折点。开始了我另一种人生。
